二
评托马斯·卡莱尔《当代评论。
（一）当前的时代。（二）模范监狱》
1850年伦敦版
托马斯·卡莱尔是唯一直接受了德国文学极大影响的英国作家，但是为了礼貌，德国人也不能忽略他的著作。
从基佐的最近一个著作199（见《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2期）看来我们可以肯定，资产阶级的“天才人物”已经趋于没落。在我们手边的两本卡莱尔的小册子里我们看到和历史斗争的尖锐化相抵触的文学天才没落了，因为他企图违抗历史斗争，坚持自己不为人所承认的、凭直觉产生的预见。
托马斯·卡莱尔的功绩在于：当资产阶级的观念、趣味和思想在整个英国正统文学中居于绝对统治地位的时候，他在文学方面反对了资产阶级，而且他的言论有时甚至具有革命性。例如他的法国革命史，他为克伦威尔的辩护，他的论宪章主义的小册子以及他的《过去和现在》都是这样。但是在所有这些著作里，对现代的批判是和颂扬中世纪这种完全违反历史的作法紧密地联系着的，其实这种作法在英国的革命者，如科贝特和一部分宪章主义者中也经常可以看到。过去至少社会发展的某一阶段的兴盛时代使他欢欣鼓舞，现代却使他悲观失望，未来则使他心惊胆怕。在他看来只有集中体现在一人身上，体现在克伦威尔或丹东这样人身上的革命，他才承认，甚至赞扬，这些人就是他的英雄崇拜的对象；他在他的《英雄和英雄崇拜》[29]一书中把英雄崇拜说成是解救绝望的现状的唯一办法，说成是一种新的宗教。
卡莱尔的风格也和他的思想一样，它和现代英国资产阶级的柏克司尼弗[30]式伪君子的风格是针锋相对的；后者高傲浮夸而又萎靡不振、冗长累赘、数不尽的温情劝善的忧虑；这种风格已从它的首创者有教养的伦敦人那里传到整个英国文学界了。和这种文学相反，卡莱尔开始把英语完全当成一种必须彻底加工的原料。他重新搜集古字古语，并依照德语的方式，例如照让·保尔的格式创造新的表达法。这种新风格往往夸张而乏味，但是却又往往绚烂绮丽，永远独特新颖。不过《当代评论》在这方面却表现了明显的退步。
在德国文学的所有代表人物中影响卡莱尔最深的不是黑格尔，而是文学的药剂师让·保尔，这倒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
卡莱尔和施特劳斯所共同推崇的天才崇拜，在这两本小册子里失去了天才，而剩下的只是崇拜。
《当前的时代》一文一开头就说：现代是过去的女儿，未来的母亲，但无论如何它是一个新的时代。
这个新时代的第一个现象就是改革家的教皇。庇护九世手持圣经，想从梵蒂冈的高位上向基督教世界宣布“真理的法律”。
“300多年以前圣彼得皇上收到一封最终决定的法庭判决书，这是一道真实可靠的命令，在天国的法庭中曾记录在卷，而且以后在一切善良的人的心中都了如指掌；这道命令是要皇上自己引退，要他离开，要他不用幻想和亵渎神明的呓语来迷惑我们的头脑；从此他冒着危险继续存在并且必须为了每日自己这样的存在付出全部的代价。这是真理的法律吗？根据这种真理的法律，教皇必须抛弃自己侮辱神和人的、腐朽的、借尸还魂的生命，必须老老实实地死去，让人家埋葬自己。可怜的教皇所实行的却远非如此，虽然整个说来在本质上事情还是这样……改革家的教皇怎样呢？杜尔哥和奈克尔根本不能与此相提并论。上帝是伟大的，当要结束一种使人犯罪的事情的时候，他就召请一个虔诚的人来担负这一工作；这个人会满怀信心地去做，而绝不会悲观失望。”（第3页）
教皇在他的改革宣言中提出了问题，
“蕴蓄着旋风，世界大火、地震……的问题，所有的官方人士都希望，甚至多数都盼望把这些问题拖延到审判的末日，但是审判的末日已经来到，这是可怕的事实。”（第4页）
真理的法律业已颁布，西西里人
“是首先决定在实践中采用上帝所批准的这种新规则的民族：根据真理的法律我们不属于那不勒斯和这些那不勒斯的官吏。我们希望凭着上帝和教皇的恩典得到解放。”
因此发生了西西里的革命。
法兰西民族自认是“救世的民族”，是“优秀的自由战士”，
他们害怕可怜的、受轻视的西西里人夺去他们的这一生意（trade）。因此便产生了二月革命。
“好象由于地下交感电流的作用，整个欧洲发生了巨大的、无法控制的爆炸；我们知道1848年是欧洲世界经历过的最可怕的、最倒霉的、最使人吃惊的而整个说来又最使人感到屈辱的一年……各国的国王和执政者都一下子被吓得目瞪口呆，他们的耳朵里响起了全世界的声音：滚开，你们是蠢材、伪君子、小丑，而不是英雄！滚蛋，滚蛋！在这一年首先发生的最引人注意的事情是所有的国王都鼠窜而逃，他们好象都在哀叹：是的，我们的确是可怜的小丑；你们需要英雄吗？不要杀死我们吧，我们又做得了什么呢？——他们之中没有一个敢回过头来，敢坚持他生死与共的王权。我再重复一下，这就是现代的令人忧虑的特点。在这些新的条件下，民主主义者发现所有的国王都意识到自己不过是丑角。国王们由于害怕监狱或其他更坏的东西而拔腿逃遁了（其中有的人可以说是带着无比的丑态逃走的）。各地的人民或民众都是自己进行统治，现在到处公开的无帝王论都提上了议事日程，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无政府状态，如果无政府状态再加上警察那就更好了。1848年3月的历史事件就是如此，它席卷了意大利、法国、普鲁士、奥地利，从波罗的海到地中海，从欧洲的一端到另一端的广大地区。于是欧洲一个国王也没有了，如果不算站在啤酒桶上、通过社论或者和同类人一起聚集在国民议会中发议论的公开‘演说家’，那末一个国王也没有了。在几乎四个月的时间中，整个法国，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整个欧洲就象受了一种狂热的驱使一样，成了以巴黎市政厅中的拉马丁先生为领导的汹涌的人群海洋。这位可怜的拉马丁先生在他还有势力的时候，除了一些好听的空话和娇柔软弱之外，一无所长，这在有思想的人看来是个可悲的场面。的确这是个可悲的场面：复原了的‘混沌’的最雄辩的最后的体现、能为自己辩解并满怀信心地用娓娓动听的言语来证明，自己似乎就是‘宇宙’！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你们只需稍加等待：一切气球受到环境的压力，都必然会排出它所盛的气体，并且会立刻难看地瘪下去。”（第6—8页）
谁煽动了这次显然已经具备了燃料的全面的革命的火焰呢？
“是大学生、青年文人、律师、报纸工作者，热情的无经验的肯干的人和粗野的、理应破产的亡命之徒。青年人（几乎是儿童）从来没有这样指挥过人类的命运。从第一次发明Senior，Seigneur或‘长者’二字来代表老爷或长官（象我们在各民族的语言中所看到的那样）以来，时代就已经变了！……如果你再仔细观察一下，你就会看见，长者不再受尊敬，并且开始受轻，他似乎还是一个懵懂的孩子，但是没有孩子那种娇态、高尚和充沛的精力，这种粗野的局面自然很快就会变好，而现在各处已能看到这种情况；人们日常生活的一般需要不能和这种情况相适应，而这种需要不管花多大代价都应当予以满足。在大多数的国家里大概很快就会对旧机器进行某种修理，使它具备新的形式和色彩；旧的戏剧性的国王将在承认宪法和国会以及诸如此类的时髦的点缀品的条件下重掌政权，旧时的日常生活又将试图按照旧的方式在各处重新开始。但是这次已没有希望使这种妥协长久继续下去。在这种险恶的动荡中的欧洲社会必然会动摇地前进，象在湍急的无底漩涡与波涛汹涌的海流中漂浮一样，它没有稳固的基础，时而束手无策地倒下去，时而又困难地时间越来越短的立起来，——这种情况一直要到新的岩石基础出现，暴动和暴动必然性的滚滚洪流再行退落时才会消失。”（第8—10页）
即使用这种形式对于旧世界也无可告慰的历史就是这样。继而谈到历史的教训：
“不管我们怎样设想普遍民主，它是我们这个时代必不可免的事实”（第10页）。民主是什么呢？它必须具备一定的意义，否则它就不能存在。因此全部问题在于确定民主的真正意义。如果这一点我们做到了，我们就能对付民主，否则我们就会倒霉。二月革命是“欺骗的总破产；这就是它的简单的定义”（第14页）。在新时代流行的是幻想和假象，即诡诈、欺骗、幻想和失去了意义而不表示真实关系和事物的名称，一言以蔽之，谎话代替了真实。改革的任务就是要个人和社会与这些假象和幻想决裂。不能否认必须根除一切诡诈（sham）和欺骗。
“自然，这对有些人来讲可能显得奇怪，在所谓有教养阶级中的有健康人的胃口、能畅快地消化布丁的稳健的英国人看来，这可能显得特别奇怪，认为这是一种愚昧无知的观念，完全是埋藏着祸端的古怪观念。在他的一生中，他已习惯于早已失去意义的礼节，习惯于公认的行为规范和只具有礼节性质的庆祝仪式，——用你们破坏偶像的幽默来讲，这就叫做诡诈；他从来没有听说过在这些东西中有什么不好的东西，没有这些也能取得成绩。难道棉纱不是自己纺出来的吗？难道牲口不是自己长肥的吗？难道殖民地的商品食物不是从东方和西方运来的吗？难道所有这一切都不能和诡诈和睦共处吗？”（第15页）
民主会完成这种必要的改革，会摆脱诡诈吗？
“民主将来通过普选权而建立起来的时候会不会完成这一从幻想到现实，从谎话到真实的有益的普遍过渡呢？会不会逐渐建立起幸福的世界来呢？”（第17页）
卡莱尔否定这一点。他把民主和普选权仅仅看做是一种流行病，各国人民由于受了议会政治毫无缺点这种英国人的迷信观点的影响才得了这种病。依靠普选权来治理国家就象绕道合恩角时迷失了航路的海船水手一样：他们不研究风向、气候和使用六分仪，却用投票来选择方向，并宣布多数人的决定是不会错的。无论是对于个人或对于社会来说，问题都只在于发现宇宙的真正调节者，发现和当时的一定任务相关的永恒的自然规律，并依照这种规律行事。谁给我们揭示这些永恒的规律，我们就跟着谁，“哪怕是俄国的沙皇，宪章派的议会，坎特布里的大主教或是达赖喇嘛”。但是我们怎样去发现上帝预定的这些永恒的意旨呢？采用每人发一张选票然后统计人数的普选制来达到这个目的，无论怎样也是下策。宇宙有它独具的特点，它始终把自己的秘密只显示给少数经过挑选的人，显示给极少数贵人和贤人。因此从来没有一个民族能够在民主的基础上生存。也许有人提出希腊和罗马来？但是现在每一个人都知道，它们根本不是民主政体，这些国家的基础是奴隶制。至于法兰西的各种共和政体就更不用谈了。而典型的北美共和国又怎样呢？美国人到目前为止甚至还不能说已形成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美国人是在没有政府的状态下生活着；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是无政府状态加警察。这种状况之所以能存在完全是由于存在着尚未开发的辽阔土地和由英国带来的对警棍的尊敬心理。随着人口的增长这种情况就会消失。
“美国是否出现过哪怕一种伟大的人类心灵，一个伟大思想和一件值得敬仰与衷心赞扬的伟大而崇高的事业？”（第25页）
它只是每二十年使自己的人口增加一倍——如此而已。
因此，在大西洋的两岸民主制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宇宙本身就是一种君主政体和等级制度。一个国家，不把永远领导和统治愚民的神圣职责赋予最高贵的人以及由高贵的人中选出的僚属，那就不是上帝的王国，就不符合永恒的自然规律。
现在我们也知道现代民主的秘密、来源和必要性了。现代民主的秘密就在于伪装高贵的人由于传统和重新创造的幻想而提高了地位，受到了崇拜。
但是，谁该去发现周围嵌着较小的人类的珠宝的宝石呢？当然不是普选制，因为只有高贵的人才能找到高贵的东西。所以卡莱尔宣称，在英国还有一些那样的贵人和“国王”，并在第38页上号召他们到他那里去报到。
我们可以看到，“高贵的”卡莱尔完全是从泛神论的观点出发的。整个历史的过程不是由活生生的人民群众（他们自然为一定的、也在历史上产生和变化着的条件所左右）本身的发展所决定——整个的历史过程是由永恒的永远不变的自然规律所决定，它今天离开这一规律，明天又接近这一规律，一切都以是否正确地认识这一规律为转移。这种对永恒的自然规律的正确认识是永恒的真理，其他一切都是假的。根据这种观点，一切实际的阶级矛盾，尽管因时代不同而各异，都可以归结为一个巨大的永恒的矛盾，即认识了永恒的自然规律并依照它行动的人（贤人与贵人）和误解它曲解它并和它背道而驰的人（愚人与贱人）的矛盾。因此，历史上产生的阶级差别是自然的差别，人们必须向天生的贵人和贤人屈膝，尊敬这些差别，并承认它们是永恒的自然规律的一部分，一言以蔽之，即应崇拜天才。这样，对历史发展过程的整个了解便简单得象前世纪伊留米纳特和共济会会员的陈腐平凡的智慧那样，简单得象《魔笛》[31]中的普通道德和被弄得极端庸俗腐化的圣西门主义那样。这样，老问题又自然产生了：到底谁该统治呢？这个问题经过十分详细但却非常肤浅浮夸的讨论后，最后得出一个答案：应该由贵人、贤人和智者来统治。因此非常自然地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要统治的人是很多很多的，但是任何时候也不能统治得太多，因为统治就是不断地向群众阐述和解释自然规律的意义。但是怎样发现贵人和贤人呢？没有一种神奇的力量来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去寻找。于是变成纯粹自然差别的历史的阶级差别又登上了舞台。高贵的人所以高贵，是因为他聪明而博学。所以必须在独享教育权利的阶级即特权阶级中去寻找这样的人；而这些阶级本身也将在它们当中找出这样的人，并对他们想当贵人和贤人的要求作出决定。因此，特权阶级现在即使不成为十足的贵人和贤人的阶级，至少也是说话时“吐字清晰”的阶级；而被压迫的阶级当然是“哑吧，是说话吐字不清晰”的阶级，因此阶级统治又重新得到肯定。所有这些义愤填膺的浮夸叫嚣都变成了对现存阶级统治的较为隐蔽的承认，并且完全变成了不平的牢骚和抱怨，其所以抱怨与不满，原因就是资产者没有让自己的未被承认的天才人物们领导社会，由于很实际的理由没有接受这些老爷们的荒唐的呓语。浮夸的言谈在这里如何变为自己相反的东西，高贵的有学问的聪明人实际上怎样变为庸俗的愚昧无知的蠢人，关于这点卡莱尔本人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证。
由于在他看来，一切都取决于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所以他对高喊解放的声音深恶痛绝。
“让我们彼此都互不相干吧，除现金交易外，不要任何关系或联系；根据自愿的契约和供求的规律交易，做够一天工，给够一天钱——这被认为是真正解决人与人之间的一切难题和不公平事件的办法。要矫正人与人间的相互关系难道除完全断绝这种关系外，就没有别的办法了？”（第29页）
这样最终地消灭人与人间的一切联系、一切关系，自然就会达到无政府状态的顶点，达到无法之法的顶点，达到最终破坏联系的联系即政府的顶点。在英国、在大陆上、甚至在“稳健的德国”人们都力图造成这样的状态。
卡莱尔这样继续用许多篇幅发表了狂怒的胡言，荒谬绝伦地把红色共和国，博爱，路易·勃朗等和自由贸易，废除谷物税等混杂在一起（见第29—42页）。于是卡莱尔就把清除传统的封建残余、使国家机构缩减到最必要的最精简的限度、彻底实现资产阶级的自由竞争与废除这些资产阶级关系、消灭资本同雇佣劳动的对立以及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等混为一谈了。这是明显地回到青红皂白一律不分的“绝对的黑夜”！这就是连自己周围事物的眉目都不知道的“博学者”的渊博知识！这就是认为消灭封建主义或自由竞争就会断绝人与人间的一切关系的非凡洞察力！这就是十分郑重地认为父母不再到市政厅去“结成”婚姻关系就不会再有孩子，从而便窥破了“自然界永恒规律”的卓见！
在这种关于纯粹是胡说八道的智慧的有教训意义的实例后面，卡莱尔又给我们举出一个证据，说明凌空飞翔的高贵气概一旦从格言和词藻的天国堕入现实关系的尘世时，如何立即变成了露骨的卑劣行为200。
“在欧洲各国，特别是在英国，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了一个长官和指挥员阶级，这个阶级可以说是真实的而不是假想的新的贵族阶级的萌芽——这就是工业的长官，即幸而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的阶级。另一方面，自然也不缺乏需要被领导的人，这就是被我们描写成脱缰劣马[32]的，沦于流浪和饥饿境地的那个可怜的阶级；这个阶级也已在所有其他国家形成并以惊人的速度按几何级数发展着。因此可以完全有把握地说，组织劳动是全世界的普遍的重大问题。”（第42—43页）。
当卡莱尔在头四十页中用最激烈的词句对利己主义、自由竞争、人与人间封建关系的废除、供给与需求、听之任之、棉纱的生产、现金等一再地大肆攻击之后，我们现在才恍然大悟，所有这些诡诈的主要代表人物工业资产者不仅属于可敬的英雄和天才之列，甚至是他们中间的最主要的组成部分，而在卡莱尔对资产阶级关系和思想的一切攻击中都隐藏着对资产者个人的歌颂。但是看来似乎很令人奇怪，卡莱尔既然找到了劳动大军的统帅和士兵，即找到了一定的劳动组织，而却仍然认为劳动组织是需要解决的大问题。但是切莫在这方面上当！这里的问题不是组织已参加到这个队伍中来的工人，而是组织还未加入的没有统帅的工人，而组织这些工人的任务卡莱尔要亲自动手解决。在他这本小册子的末尾我们看见他突然以不列颠的在野的201首相的角色出现，把三百万爱尔兰的和其他地方的穷人、有工作能力的定居的或流浪的赤贫者召集在一起举行习艺所内外的不列颠穷人的全国大会，并向他们发表“堂堂皇皇的”演说；在演说中他首先向这些穷人重复他早已向读者谈过的那些东西，然后向这些精选出来的一伙人说道：
“到处流浪的穷人和懒汉们，你们有些是笨人，许多人是罪犯，所有的人都是不幸者！你们的样子就使我非常惊愕和绝望。你们在这里的共有三百万人。你们许多人都堕入了一贫如洗的深渊，说起来真可怕，每一个堕进深渊的人又加重了把别人拖进去的链子。站在这个深渊边缘上的还有成千上万数不清的人，而且我听说，每天还要增加一千二百人，他们不断跌下去，一个接着一个跌下去，而链子就越来越重，谁最后还能站得住呢？你们怎么样呢？……我可以告诉你们，其他还站得住的人现在也在和自己的困难作斗争。但是你们精力不足而胃口太大，事情做得少而饮酒过多，这就证明了你们是站不住的。你们要知道，无论谁是自由之子，总之你们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是；你们不是自由的人，简直是囚徒……你们是天生的奴隶，或者说得好听些，你们是找不到主人的漂泊流浪的奴仆，……今后你们可以和我来往，但不是作为光荣的不幸的自由之子，而是作为道地的囚徒，作为不幸堕落的兄弟，来要求我统率你们，如果必要的话，来结束和管制你们……当着苍天、厚土，当着上帝、你们的造物主面前我宣布：我看到你们靠你们兄弟的血汗来维持你们这种生活，感到非常痛心，如果我们不能改变这种状况，死了倒还好些……加入我那爱尔兰、苏格尔、英格兰的新时代的队伍吧，你们这些可怜的游荡的强盗，应当服从、劳动、容忍、自戒，象我们所有的人应当做的那样……你们需要工业的指挥官、工厂的工长、监工和生死的主宰，这些人象拉德孟底士那样公平，那样刚直，只要你们一旦要受军事条令的约束，就会给你们找到这样的人……那时我将对你们每一个人说：这就是你们的工作；你们按照我在这里指出的方法，以军人的英勇服从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来开始这个工作吧，——那时你们就会很容易地拿到工资……如果你们不服从，畏惧艰苦的劳动，不遵守命令，我将设法劝告你们，说服你们；如果这样无效，我就要鞭打你们；如果这些都白费，最后我就要枪毙你们。”（第46—55页）
由此可见，天才统治的“新时代”和旧时代不同的地方主要是鞭子自以为是天才。天才的卡莱尔和任何狱卒或穷人的监视人不同的地方只是他有正直的义愤和道德的意识，他盘剥穷人只是为了把他们提高到自己的水平。这里我们看到，爱发高论的天才怎样在他的救世义愤之下荒唐地维护甚至加深资产者的一切丑恶。英国的资产阶级为了以贫困吓人而把穷人和犯人相提并论，在1833年通过了济贫法，而卡莱尔却是以贫困产生贫困为理由来控诉穷人犯了叛国罪。正象他以前认为历史地产生的统治阶级——工业资产阶级只是由于居于统治地位而充当了天才一样，现在在他看来，一切被压迫阶级被压迫得愈厉害，就愈被拒于天才之外，就愈成为我们那些不为人所承认的改革家的狂怒的牺牲品。穷人的情况正是这样。但是当谈到最低层的无用的人们，谈到“恶棍”即罪犯的时候，他那高尚的道德上的愤怒就会达到顶点。以上这些人，他是在论模范监狱的小册子中谈到的。
这本小册子不同于第一本小册子的地方在于愤怒更加狂暴，其实作者如此愤怒更加不值得，因为这里的对象是被正式抛弃于现社会以外的人，是被监禁的人；结果由于这种愤怒甚至连一般资产者为了礼貌关系而表现的那点羞耻也被抛弃了。卡莱尔在第一个小册子中建立一套完整的贵人的等级制度，从贵人中找出最高贵的人，而在这里他也同样地建立一套完整的坏蛋和恶棍的等级制度，竭力寻找坏人中的坏人，英国的最大恶棍，以便痛痛快快地把他绞死。假定卡莱尔把这样的人捉到了并且绞死了，那末另外一个人现在是最坏的人又应当被绞死，在他之后又有另外的一个，这样最后就会轮到高贵的人，更高贵的人，结果就只剩下一个最高贵的人——卡莱尔，他是恶棍的迫害者，同时也是贵人的谋杀者，他连恶棍中的高贵的东西也消灭了；剩下的这个高贵人中最高贵的人，突然变成了恶棍中最卑贱的一个，他作为这样的人便必须绞死自己。于是有关政府，国家、组织劳动、贵人的等级制度等一切问题便迎刃而解，永恒的自然规律最后也就实现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评托马斯·卡莱尔〈当代评论〉》。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00—3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