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
1843年伦敦版
英国去年出版的、供“有教养的人”消愁解闷和领受教益的大量厚本书和薄册子中间，这是唯一值得阅读的一本。所有这些悲喜动人的多卷本小说，所有这些对圣经所做的说教的、虔诚的、学术性的和非学术性的解说——小说和说教的作品是英国书籍中销路最好的两种货色——你都可以放在一边，不去读它。也许你在地质或经济、历史或数学方面会碰到几本还多少有点新东西的著作，但这都是应当进行研究的东西，而不是阅读的东西，都是枯燥无味的专门科学，干巴巴的植物标本，根子早已脱离那输送养料的人类土壤的植物。所有这些作品中间，不管你怎样挑选，卡莱尔这本书是唯一能够动人心弦、描绘人的关系、具有人的思想方式的一本书。
令人惊奇的是，英国社会的上层阶级，即英国人称之为“有身分的人”、“上等人”的那些人，他们在精神上已经委靡到了什么程度，他们的力量已经消耗到了什么地步。他们的精力、活动、内容已经丧失净尽；土地贵族终日打猎，金钱贵族天天记帐，顶多也只是看看乏味的颓废的书来充实一下自己的悠闲生活。政治的宗教的偏见世代相传；现在这些上层阶级的人能够轻而易举地得到一切，他们根本没有必要象过去那样，为原则去耗费心思；当他们还在摇篮里的时候，完美无缺的原则就已经不知从什么地方飞到了他们的手里。他们还需要什么呢？他们每个人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就是说，在学校里毫无结果地钻研过罗马人和希腊人的问题；同时他们每个人都是“有身分的”，即有几千英镑，这就是说，他除了要讨一个老婆——假如他还没有的话——而外，就再也没有什么可想的了。
于是，一个稻草人终于做成了，人们把它称做时代“精神”的体现者。在这样的生活条件下，哪里来的精神呢？即使有了精神，它又到哪里去容身呢？这里的一切都是按照中国的方式规定和衡量的，谁要超出这个狭窄的框子，谁就要倒霉，谁要反对某种陈旧的极受人尊重的偏见，谁就会加倍地倒霉，假如这种偏见是宗教偏见，那他就会倒霉透顶。这里对一切问题都只有两种答案——辉格党的答案和托利党的答案，而且两党的英明的典礼官早就拟定好了这两种答案；根本不需要你进行什么思考和细心钻研，一切都搞好了，譬如里查·科布顿或约翰·罗素勋爵说了什么，保比·皮尔或道地的“公爵”即惠灵顿公爵又怎么说了，于是就万事大吉了。
你们善良的德国人，年年都听到自由派记者和议员发表议论，说英国人是如何了不起、如何独立自主的人，并证明这都是英国的自由制度带来的果实，——这是从远处看到的美妙景象。议会的辩论，出版自由，盛大的人民集会，选举，陪审法庭，这些都不能不影响到米赫尔[13]的懦怯心灵，于是他就兴高采烈起来，把这美妙的假象当成了真货。但自由派记者和议员的见解毕竟远远没有这样高明，能对人类的发展，哪怕只是某个国家的发展，做一个全面的评述。英国的宪法有一个时期是相当好的，并且做过一些好事，从1898年起，它做了它所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开始自己破坏自己193；至于自由派加在它身上的事，它却没有做。它没有使英国人成为独立自主的人。英国人，即有教养的英国人——大陆上是根据这些人来判断英国人的民族性格的——是世界上最受鄙视的奴隶。只有大陆上不熟悉的那一部分英国人，只有工人、英国的贱民、穷人，才是真正值得尊敬的人，尽管他们粗野，道德败坏。将来拯救英国的却正是他们，他们还是可塑性的材料；他们没有受过教育，但他们也没有偏见，他们还有力量从事伟大的民族事业，他们还有前途。而贵族——目前还包括资产阶级——已经日暮途穷；它的全部思想，一直到最新的结论，都已卖弄净尽，见诸实际，它的统治迅速走向灭亡。宪法是他们的创作，这个创作的直接后果就是使它的创作者也陷入了制度的罗网，这些制度使精神不可能有任何自由表现。社会偏见的统治在任何地方都是所谓自由政治制度的第一个后果，而这种统治在政治上最自由的欧洲国家英国比在其他任何国家都要严重——北美除外，因为在那里，由于私刑法，社会偏见被法定为国家权力。英国人屈服于社会偏见，每天为它牺牲。他越是倾向于自由派，就越是驯服地跪拜在他的这个偶像面前。但“有教养的人”中间的社会偏见不是托利党的就是辉格党的，至少也是激进派的，但后者已经不被认为是有教养的标志。不妨你就到有教养的英国人那里去一下，说你是宪章派或民主派，他们一定会怀疑你的神经是否正常，接着就会避开你。或者你试验一下，对他们说你不信基督教，那你就会被出卖掉；或者你公开声明你是无神论者，那他们第二天就会装做不认识你。即使独立自主的英国人真的开始独立思考（这对他来说是很少有的事），抛掉从娘胎里带来的那种偏见的枷锁，他也还是没有勇气说出自己的信念，还是要装成一个至少可以令人容忍的见解的追随者出现在人们面前，而且假如偶尔他能私下和志同道合的人推心置腹地谈一谈，那他也就心满意足了。
可见，英国有教养的阶级对任何进步都是置若罔闻，只是在工人阶级的压力下，才稍稍动一动。如果以为这些腐朽不堪的有教养阶级，它们每天的精神食粮也许会比它们本身要好一些，那是没有的事。上流社会的书刊都已走向穷途末路，其内容正象饱食终日暮气沉沉的上流社会本身一样，是异常枯燥的。
当施特劳斯的《耶稣传》及其声誉越过海峡的时候，没有一个安分守己的人敢译这本书，没有一个著名的出版商敢出这本书。结果有一个社会主义的lecturer（德文没有一个字能够表达这个鼓动家的专门术语），即一个非上流社会出身的人把它翻译出来了，一个社会主义者小出版商把它印成单行本，每本一辨士；曼彻斯特、北明翰和伦敦的工人却是施特劳斯这本书的唯一的英国读者。
假如两党（二者都由有教养的人组成）中间有一个党还值得重视的话，那就是托利党。根据英国的社会状况来看，辉格党本身是利害关系最大的一方，它不可能有不偏不倚的判断力。工业，这个英国社会的中枢，掌握在辉格党手里，使它发财致富；辉格党认为工业无可非议，发展工业是全部立法工作的唯一目的，因为工业给了它财富和权力。托利党则相反，工业破坏了它的威力和专政，动摇了它的原则，它恨工业，至少认为它是不可避免的灾难。因此就形成了有名的托利党慈善家集团，它的首脑人物是艾释黎勋爵、弗兰德、瓦尔特、奥斯特勒等人，它承担了维护工厂工人反对厂主的责任。托马斯·卡莱尔起初也是托利党人，而且他同托利党的关系与同辉格党的关系比较起来，他始终比较靠近托利党。辉格党人永远也不会写出一本能象《过去和现在》这样关心人的（哪怕是一半）书来，这是没有问题的。
托马斯·卡莱尔由于积极向英国人介绍德国书刊而在德国出了名。许多年来，他主要是在研究英国的社会状况（在英国有教养的人中间，他是唯一研究这个问题的人！），早在1838年，他就写了一个小册子《宪章运动》。当时执政的是辉格党，他们大张旗鼓地宣布说，1835年前后出现的宪章运动的“怪影”已被扑灭。宪章运动是旧激进派运动的天然继续；旧激进派运动由于改革法案而平息了几年，从1835—1836年度起又再次出现，而且声势更大，参加的群众空前团结。辉格党人以为他们已把宪章运动镇压下去了，而托马斯·卡莱尔之所以要指明宪章运动产生的真正原因和表明不清除这些原因就不能消灭这个运动，其理由也就在这里。虽然《宪章运动》一书与《过去和现在》的观点一般说来是相同的，但前一本书中托利党的色彩比较浓厚，也许这就是因为辉格党这一执政党首先应当受到批判的缘故。但不管怎样，前一本小册子谈到的，《过去和现在》一书也都谈到了，而且谈得更明确更详尽，结论也更精确，因此，我们也就没有必要来批判《宪章运动》了。
《过去和现在》是十二世纪的英国和十九世纪的英国的对照。这本书共分四篇：《前言》、《古代的僧侣》、《现代的工人》、《星占》。我们顺次来看一看这几篇。这本书中经常碰到的一些最精采的地方，我不由得要翻译出来。批判当然也在所难免。
《前言》的第一章是《迈达斯王》。
“英国的状况……老实说是世界有史以来最危险也是最特别的状况之一。英国有各种各样的财富，但它还是要饿死。英国富饶的大地披着翠绿和鲜花，金黄色的麦浪此起彼伏，装备有各种劳动工具的工厂遍地皆是，有一千五百万工人在进行劳动；他们是我国有史以来最强壮、最精巧和最勤劳的人，这些人就在我们中间；他们完成的工作，他们双手创造的果实，非常充足，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但忽然象变魔术似的，传来了不祥的命令：‘你们这些工人和你们这些从业的先生们，以及你们这些悠闲的先生们，不要动它们，你们谁也不能动它们，谁也不能享用它们。这是妖术变来的果实！’”
这道禁令首先是对付工人的。1842年，英格兰和威尔士共有一百四十三万穷人，其中二十二万被收容在习艺所，即人们所说的穷人的巴士底狱。——多谢大慈大悲的辉格党人！苏格兰没有济贫法，却有大批穷人。顺便提一句，爱尔兰可以为二百三十万穷人这个惊人的数字而自豪。
“有父母两人被控告到斯托克波尔特（柴郡）的陪审法庭，他们供认：为了向管丧葬的慈善机关骗取每个孩子的埋葬费三英镑八先令，他们把自己三个孩子毒死了；同时据说官方还暗示这种案件并不是独一无二的，最好还是不要深究，这个案件……这样的例子是突出地平线上的最高峰，在它下面还有大片未被发现的丘陵和平原。慈祥的父母商量说：我们怎样才不至于饿死呢？我们在这里，在阴暗的地窖里，走投无路，救济又很渺茫。不幸得很，在乌哥利诺饥饿之塔[14]里发生了沉痛的事件：可爱的乖乖加德昏倒在他父亲的膝盖上！斯托克波尔特的双亲想了一想说道：我们可怜的挨饿的宝宝汤姆，整天哭着要面包吃，他注定这一辈子只是受苦，过不着好日子，——假如他马上脱离这苦海，我们也许能保住自己的性命？他们考虑着，商量着，最后做了决定。于是汤姆死去了，所有的钱都花光了，吃光了；现在该轮到谁——是可怜的挨饿的宝宝杰克还是可怜的挨饿的宝宝维尔呢？唉，这种谋生的道路和手段有多么惨哪！在被包围的城市里，在因神的愤怒而毁灭的耶路撒冷的可怕废墟上，有过这样一种预言：不幸的的妇女将亲手煮自己的儿女做成食物[15]。就连古希伯来人的阴惨幻想也想象不出比这更可怕的穷困深渊；这是下贱的被神诅咒的人的下场。而生活在这里，在现代英国，在有丰富财源的英国的我们，难道也会落到这步田地吗？这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一定会这样呢？”
这是1841年的事情。我还可以补充一点，五个月以前，在利物浦绞死了一个波尔顿人贝蒂·尤斯，她也是出于同样的动机毒死了三个亲生子和两个养子。
穷人就是这样生活的。而富人是怎样生活的呢？
“日益繁荣的工业虽然创造了大量财富，但直到现在还没有使任何人发财致富；这是用妖术变来的财富，它不属于任何人。尽管我们在以前只付出几百英镑的地方，现在要付出几千英镑，但就是用这么多的钱还是买不到什么好东西。不错，另一些人吃的是珍馐美味，喝的是醇醪名酒，但这是不是就使他们更幸福了呢？难道他们就更善良、更漂亮、更健壮、更勇敢了吗？难道他们真的就象他们自己所说的‘更幸福’了吗？”
从业的先生没有更幸福，寄生的先生即世袭的土地占有者也没有更幸福。
“那末，英国这些财富到底对谁有好处呢？它为谁祝福，使谁更幸福、更漂亮、更聪明、更善良呢？谁也没有。我国一再取得成就的工业到现在还没有取得任何成就；生活在无限财富中间的人民却死于饥饿；住在黄金屋里和围在谷仓中间的人民，没有一个人生活得到保障和满足。迈达斯王一心想要弄到黄金，从而亵渎了奥林帕斯。他弄到了黄金；他摸到什么，什么就变成黄金，但竖着两个长耳朵的迈达斯王并没有因此占到什么便宜。迈达斯王非难天上的音乐；他亵渎了阿波罗和众神，于是众神满足了他的愿望，给他添了一对长耳朵，——这个额外赐品倒也不坏。这些古代的神话包含着多么深刻的真理！”
卡莱尔在第二章接着写道：“另一个关于斯芬克斯的古代神话有多么逼真：大自然是斯芬克斯，是女神，然而却是还没有完全得到解放、半个身子还是兽形、还没有灵魂的女神；一方面，她是秩序和智慧，但同时又是黑暗、凶暴和宿命。”
大自然——斯芬克斯（“德国神秘主义”——英国人读这一章的时候这样说）向每个人和每个时代提出了问题。谁能正确回答这个问题，谁就幸福；谁不能回答或不能正确回答这个问题，谁就落入斯芬克斯的魔爪，他所找到的，不是美貌的未婚妻，而是一只凶暴的牝狮。对各个民族来说也是同样，看你们能不能猜中命运的谜语？所有不幸的民族，以及所有不幸的个人，由于把假象当成了真理，从而未能正确回答这个问题；它们由于受了宇宙的永恒内在事实的表面的暂时表现形式的迷惑，而忽视了这些事实；英国也正是这样做的。正如卡莱尔后面谈到的，英国成了无神论的牺牲品，它的现状是这个事实的必然结果。关于这一点我们以后再谈，现在只指出这样一点：如果从上述老谢林的泛神论的角度来理解上述神话，卡莱尔还可以把他的斯芬克斯的比喻继续下去；如同在神话里一样，现在人是猜谜者，同时是最广义的猜谜者。而这个谜语也将会被猜中。
下一章对曼彻斯特1842年8月的起义做了如下的叙述：
“一百万左右的饥饿的工人举行起义，走上街头，可是又停下了。他们还应该干些什么呢？这些人受的屈辱和进行的控诉是痛苦的，难以忍受的，他们的愤怒也是正当的；但是控诉谁呢？求助于谁呢？我们有敌人，但我们不知道他是什么人，是什么东西；我们有朋友，但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哪里。我们怎么办呢？是不是见人就打、就开枪，或者任凭别人的枪弹打死自己呢？唉，这个该死的隐身的妖魔，这个暗中吸取我们和我们亲人血液的妖魔，只要他能现出原形，即使它是赫尔干尼亚[16]的老虎，浑沌时代的河马[17]，或者就是魔鬼，随便它是什么，只要我们能看到它，只要我们能捉住它，我们就把它干掉！”
但是，工人在1842年夏季起义中的不幸也正在于他们不知道应该跟谁进行斗争。他们的灾难是社会灾难，而社会灾难是不能象废除王权或特权那样消灭的。社会灾难不是人民宪章所能医治的，这一点人民已经感觉到了，不然的话，据说人民宪章现在就是英国的根本法了。社会灾难应当加以研究和认识，但工人群众到现在还没有做到这一点。这次起义的巨大成果就是英国的存亡问题，工人阶级的最后命运问题，按卡莱尔的说法，已经非常明确地提出来了，英国每个有头脑的人都听到了。现在再也不能对这个问题保持沉默了，英国要末回答这个问题，要末就灭亡。
我们先跳过这一篇的最后一章和整个第二篇，径直谈一下以《现代的工人》为题的第三篇，以便把在《前言》中就已开始了的关于英国状况的叙述放在一起来加以评论。
卡莱尔接着写道，我们抛弃了中世纪的宗教信仰，但是没有任何东西来代替它。
“我们忘了上帝，我们闭上眼睛不看事物的永恒本质，只看事物的假象；同时我们满足于这样一种想法，以为宇宙按其内在本质来说是个巨大的、不可思议的‘可能’；从外表上来看，它又好象是个巨大的牲畜圈和设有大厨房与餐桌的习艺所，聪明人可以在那里找到位置，这个宇宙的全部真相都是不可捉摸的；盈利和亏本，食物和功名，只有这些对讲求实际的人才是清楚的，毋庸置疑的。对我们来说，上帝再也不存在了；上帝的律条成了‘最大幸福的原则’和议会诡计；对我们来说，天成了天文计时器，成了赫舍尔望远镜的狩猎区，人们在那里追求着科学的成果和感情的食粮；用我们和老本杰明·约翰逊的话来说，这就是：人丧失了自己的灵魂，现在才发觉它不存在。这是真正的病根，整个社会坏疽的毒根。——宗教不再存在，没有上帝，人丧失了自己的灵魂，徒然寻求医治脓疮的药剂。不管是绞死国王，法国革命，改革法案、曼彻斯特起义，都不是灵丹妙药。偶尔有片刻好转的化脓的麻疯病，以后会更加严重，更加危险。”
但是，旧宗教的位置似乎不能空着，于是新福音、与当代的空虚和空洞相适应的福音即玛门福音，就代替了它。基督教的天堂和基督教的地狱都被抛弃，前者因为值得怀疑，后者因为毫无意义，但新地狱又代替了旧地狱；目前英国的地狱就是人们担心自己“钻不到前面，赚不到钱”！
“老实说，我们和玛门福音都得出了奇怪的结论！我们讲的是社会，但到处做的却是彻底分离和分立。我们的生活不是互相支持，反而是反映在某些以‘合乎理性的竞争’等等为名的战争的规律上的互相敌视。我们完全忘了，现钱并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唯一关系。富有的厂主说：‘我的那些饥饿的工人吗？难道我不是照例从市场上雇用他们的吗？难道我不是把议定的工钱全都给他们了吗？我还有什么对不起他们的呢？’崇拜玛门，这真是一种可悲的信仰！”
“爱丁堡曾经有一个爱尔兰的穷寡妇，请求慈善机关接济一下她和她的三个孩子。但她在所有的机关都碰了壁；她没有一点力气和勇气；后来得了伤寒病，发高烧，最后死去；而这种传染病蔓延了整条街，又有十七个人因而死去。人道的医生威·巴·艾利生博士讲起这件事的时候问道：难道为了节约就不该接济这个女人了吗？她害了伤寒病，结果连累了生活在你们中间的十七个人！这是值得回味的。即将离开人间的爱尔兰寡妇向她的同胞们说：‘你们看吧！我因为没有得到接济而要死去，你们应当接济我，我是你们的姐妹，我是你们的亲骨肉，我们都是一个上帝创造的呀’！而那些人回答说：‘不，绝不是，你不是我们的姐妹。’但她真的证明了她和他们的血统关系；她的病害死了他们；他们是她的弟兄，虽然他们否认这一点。人们什么时候落到这步田地，竟要寻找证据来证明自己是人呢？”
附带说一下，卡莱尔在这里犯了和艾利生同样的错误。富人是没有同情心的，“十七人”的死活与他们毫不相干。“过剩人口”减少了十七人，这岂不是社会的一大幸事吗？如果不是减少了区区“十七人”，而是减少了几百万人，那该多好。——英国的富豪马尔萨斯信徒就是这样议论的。
另外还有一种更坏的享乐主义福音，它使政府无所事事，使人不做一点正事，使他们心甘情愿地丢掉人的本性，而去一味追求“幸福”，只想吃得好，喝得好；它把丑恶的物质享受提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毁掉了一切精神内容，这会造成什么后果呢？
“对责备工人‘生产过剩’的政府（譬如我国政府），我们能说些什么呢？生产过剩，这不就是问题的关键吗？这是你们，你们这些五花八门的生产者，生产者太多了！我们责备你们，你们不该为了遮盖人的身体竟缝了二十多万件衬衣。你们用天鹅绒、克什米尔呢、苏格兰呢、南京呢和毛料缝制的裤子，不太多了吗？你们不是还生产鞋帽、椅子、汤匙、金表、首饰、银叉子、五屉柜、小衣柜和沙发床吗？唉，天哪，所有的商场和应有尽有的豪尔与詹姆斯[18]也容纳不下你们的产品呵；你们生产，生产，什么都生产，——只要四下看看，就会相信我们的责备是有根据的。几百万件的衬衣和卖不掉的裤子就象责备你们的有力证件一样，挂在那里。我们责备你们生产过剩；你们的严重罪过就是，你们制作的衬衣、裤子、鞋帽等等，多得惊人。结果就造成了滞销，你们工人就得饿死。”
“大人先生们，你们凭什么责备这些可怜的工人呢？大人先生们，你们的使命就是要设法防止滞销；你们应当认真监督，使工资能够得到合理分配，使每个工人都能领到工资，不管是钱还是绞架上的绞索；亘古以来，这就是你们的职责。这些可怜的纺纱工人忘了许多事情，而这些事情，根据他们的社会地位所产生的现行不成文法，他们本来是应当记得的；但是有关他们社会地位的成文法，他们究竟忘记了什么呢？他们被雇来做衬衣。社会命令他们做衬衣，于是衬衣就做成了。衬衣太多了吗？在这个疯狂的、有九亿个赤裸裸的身体在世界上，这有多么离奇！但是大人先生们，社会命令你们进行监督，使这些衬衣能够得到合理分配，但是合理分配到哪里去了呢？二百万穿不上衬衣和衣不蔽体的工人呆在穷人巴士底狱里，还有五百万住在乌哥利诺的饥饿地窖里；你们不仅不帮助他们，还说提高我们的地租！你们趾高气扬地声称：‘你们想要捏造理由进行诉讼吗？你们想要责备我们生产过剩吗？但我们可以请天地做证，我们什么也没有生产。在天涯海角，没有一件衬衣是我们生产的。我们没有生产的罪过；有罪过的反而是你们这些忘恩负义的家伙。难道我们没有把堆积如山的东西“消费掉”吗？难道我们不是以鸵鸟般的胃口和神奇的消化力把堆在我们面前的这些成堆的货物消灭掉了吗？呵，你们这些忘恩负义的家伙，难道你们不是在我们羽翼的庇护下成长起来的吗？难道你们那些肮脏的工厂不是建筑在我们的土地上吗？难道我们没有权利按照我们想象的价格卖给你们粮食吗？你们想一想，如果我们这些英国土地占有者突然决定绝对禁止种植谷物，你们会怎样呢？’”
贵族的这种思想方式，如果我们不这样大发慈悲，不许种植谷物，你们会怎样？这种野蛮的问题，造成了“荒唐的倒霉的谷物法”；这种谷物法荒谬已极，只有用“能使天上的天使和地上的驴子落泪”的论据，才能驳倒它。谷物法证明，贵族还没有学会不做坏事，安分守己，什么也不做，更不用说它还没有学会做什么好事了；但在卡莱尔看来，这也应当是它的职责，因为
“贵族按其地位来说应当领导和统治英国，习艺所的每个工人都有权首先问他们：为什么我在这里？上天会听到他的质问，如果这个质问无人理会，那末它会使大地倾听自己。大人先生们，工人在控告你们；你们是站在被告人的前列；由于你们所处的地位，你们应当首先回答他们！寄生贵族的命运——从谷物法等可以看到它的星占——是导致绝望的深渊！的确，我的红光满面的猎狐的弟兄们，透过你们的鲜嫩而丰润的面孔，透过你们这些通过谷物法的多数，透过调节制、保护关税、贿选和轰动的凯旋，透过这一切，敏锐的眼睛将会看到一幅非笔墨所能形容的可怕的坠落景象，将会看到‘弥尼，弥尼[19]……’的字迹。我的天呵，难道悠闲的法国贵族，在半个世纪以前，不也正是这样叫喊：我们活不下去了，我们不能象过去那样按照我们这个等级应有的身分来打扮和炫耀自己了，我们收的地租不够开销了，我们需要更多的地租，我们需要免税，我们需要谷物法来提高我们的地租。这是1789年的事，但过了四年以后，你们是否听到过米欧顿的一家制革厂里的穷人用人皮做衬裤穿呢？但愿仁慈的老天爷能够防止这种现象！但愿我们变得聪明些，不致成为这样不幸的人！”
实业贵族也陷入了寄生贵族的罗网；他们终于和“玛门主义”一起陷入了窘境。
“显然，大陆上的人把我们的机器运走，给自己纺纱织布，把我们从一个个的市场排挤出去。这个消息是令人痛心的，但还不是最令人痛心的。最令人痛心的，据我所知，是我们民族的存亡要取决于我们棉织品每一埃勒[20]的价格能不能比其他所有国家便宜一个铜板的问题。对一个伟大民族来说，这个立足点也未免太不可靠了！就连这个立足点，不管怎样废除谷物法，我看我们也未必能保持多久。没有一个蒸蒸日上的伟大民族，能用一个大脚趾头站在这种金字塔的塔尖上。总之，这种玛门福音，和它的失业、供求、竞争和贸易自由的地狱，以及‘听之任之，194别的都去见鬼’这个座右铭一起，慢慢开始成为世界上曾经宣扬过的福音中间最可怜的福音。即使明天废除谷物法，也不会有什么补益；废除谷物法只能给经营各种企业提供广阔的余地。废除谷物法，实行自由贸易，这样一来，目前的工业不景气就一定会消失。投机、获利和繁荣的时期就会再次出现，套在我们脖子上的饥饿枷锁就会松弛，我们就会再次得到喘息的机会、苏醒和悔悟的时间，我们就会再次得到十分宝贵的时间，象我们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那样，来为改革我们的不良制度而斗争，来教育人民，减轻他们的负担，改善他们的生活方式，给他们一些精神食粮、真正的领导和政府，——这个时间是无价之宝！但是按‘竞争万岁，别的都去见鬼’这种老办法办事，我们新的繁荣时期就会是而且最终只能是一种发作，或许是我们最后一次发作。实际上，既然二十年中间我国工业增长一倍，我国人口也会增加一倍；我们又回到原来的老地方，不同的只是我们的人口将增加一倍，我们将变得即使不是十倍地、至少也是双倍地难以制服。咳，我们在这几百年的游历当中，竟到了什么地方；在这些地方，人们对象复活的僵尸一样，踱来踱去，两眼暗然无光，凝视不动，没有灵魂，象海狸一样，只有本能的劳动能力和消化食物的胃！看到纺织工人和煤矿工人以及契安多斯的农业短工在这期间所遭到的绝望的饥饿是令人痛心的；但对有头脑的人来说，看到这种情景远不如看到那种残忍的昧良心的生意经、那种到处——议会的会议、辩论俱乐部、社论、教堂的讲坛和演说家的讲台——被宣布为最新的福音和诚实的英国生活方式的处世哲学更加令人痛心！”
“我敢说，自从社会产生以来，千百万无声无息、劳累不堪的人的命运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难于忍受。使人不幸的倒不是死，也不是饿死；我们都不免要死，我们都要在痛苦的火车[21]上结束自己的人生旅程；但对上帝创造的一切人来说，不能忍受而且永远不能忍受的是：过着贫困的生活，但又不知因为什么；正作累得要死，但又一无所得；怀着受尽折磨的心情过日子，却仍然无依无靠，孤苦伶仃，脖子上套着冷酷的万能的听之任之的绞索，被幽禁在僻静的、无生气的、漫无边际的不公道世界里，就好象幽禁在法拉里斯牛[22]的该死的肚子里一样，慢慢地结束自己的一生。那末法国革命、‘伟大的一周’、英国宪章运动还值得我们大惊小怪吗？只要好好想一想，就知道这个时机确实是很难得的。”
假如在这样难得的时机，贵族没有能力管理社会事务，那就应当把他们赶走。于是就出现了民主主义。
“凡是不愿无视人类关系任何一个方面的人都会看到，目前民主主义得到了多么广泛的传播，它以多么可怕的日益增长的速度在进展着。从拿破仑战争的炮声到圣玛丽·阿克斯的每个协会的公开会议的空谈，都是民主主义的证明。”
但是民主主义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无非就是缺乏能够管理你们的人，容忍这种不可避免的现象，妄想没有这样的人也能应付过去。谁都没有压迫你，你是自由的独立自主的选民；但是难道你不受不通事理的啤酒杯子的控制吗？没有一个亚当的后代能够命令你的行止，但是这个没有头脑的杯子、这种麻醉性的液体却能命令你，而且事实上也在命令你！你不是萨克逊人兹特里克的奴隶，而是你本身的兽欲的奴隶，你还谈什么自由呢？你是十足的傻瓜！……你以为，人的自由就表现在选举的时候投上一票，并且说：你们看，国民清谈馆的演说家现在也有两万分之一是我的了，所有的神现在还不对我表示好感吗？——这种想法是世界上最可笑的。况且以你们相互孤立、除了现款和账本就毫无共同点为代价的自由，对千百万劳动者来说，归根结蒂就是饿死的自由，对成千上万游手好闲的懒汉来说就是堕落的自由。弟兄们，立宪政府成立了好几百年，但什么是自由，什么是奴役，我们还是莫名其妙。民主主义还是沿着自己的道路一往直前地前进，千百万劳动者由于渴望满足生活需要和本能地热情地需要领导，一定会抛开冒牌的领导，在一刹那间，会相信没有领导者也成，但只是一刹那间而已。你们可以推翻你们冒牌长官的压迫；我也不怪你们，我只是可怜你们，提醒你们：即使这样做，象取得你们的真正长官的领导这样的大问题还是不能得到解决。”
“‘目前这样的领导当然很不体面’。不久以前，在议会贿选问题调查委员会的会议上，一些最清醒最实际的人物显然抱着这样一种看法：贿选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无论如何应该争取做到没有公正的选举也过得去……议会都宣称自己一直是贿选产生的，这样的议会还会制定出什么样的法律来呢？贿赂不仅意味着舞弊，而且意味着不公正、无耻的欺骗、对谎言的麻木不仁和怂恿。在唐宁街开办一个选举事务所，为每个城市规定一种特殊税率，岂不是更光彩一些！譬如多少居民，纳多少财产税，有多少不动产，交多少现款，才选两名或一名议员；伊普斯维奇要交几千英镑，诺定昂要交多少英镑；这样一来，至少你们不干那种不体面的、无耻的、骗人的勾当，也可以正大光明地收买到你们的走狗……我们的议会声称它一直是贿选产生的。这样的议会会变成什么样子呢？那里不是彼土利[23]和别西卜[24]统治世界，在那里，这样的议会就准备实行新改革法案。我们宁愿尝受一下宪章主义或其它任何一种制度，也不愿满足于这样一种情况！……一开始就说谎的议会一定会自行消灭……在白天或黑夜的任何一小时，都可能出现一个宪章派或武装起来的克伦威尔，向这样的议会宣告：‘你们不是议会。为了上帝，滚你们的蛋吧！’”
这就是卡莱尔描写的英国状况。寄生的土地贵族“安分守己都没有学会，至少还没有学会不做坏事”；实业贵族沉溺于崇拜玛门，他们与其说是一群劳动的领导者和“工业司令官”，不如说只是一伙工业强盗和工业海盗；议会是贿选产生的；单纯直观和无所作为的处世哲学，听之任之的政策；宗教被破坏并日益瓦解，一切人类利益彻底崩溃，对真理和人类普遍失望，因此，人们普遍分为孤立的、“彼此完全隔离的个体”，一切生活关系一团混乱、纠缠不清，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普遍的精神沮丧，缺乏“灵魂”即缺乏真正的人的意识；人数众多的工人阶级忍受着难以忍受的压迫和贫困，异常不满和痛恨旧的社会制度，因此，威风凛凛的民主主义不可阻挡地向前推进；到处是紊乱不堪，没有秩序，无政府状态，旧的社会联系瓦解，到处是精神空虚，没有思想和实力衰退，——英国的状况就是这样。如果撇开与卡莱尔的独特观点联系着的一些说法不谈，我们完全可以同意他的叙述。他——整个“有身分的”阶级中唯一的一个，至少没有闭眼不看事实，他至少正确地理解了当前的现状，这对一个“有教养的”英国人来说，的确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将来的情形会怎样呢？当然不会象现在这样，也不可能象现在这样。我们已经看到，卡莱尔本人也承认他没有一种“莫里逊氏丸[25]，没有一种万应灵药可以医治社会弊病。他说得很对。任何一种社会哲学，只要它还把某几个论点奉为最后结论，还在开莫里逊氏丸的药方，它就远不是完备的；我们最需要的不是干巴巴的几条结论，而是研究。结论要是没有使它得以成为结论的发展，就毫不足取，这一点我们从黑格尔那时就已经知道了；结论如果变成一种故步自封的东西，不再成为继续发展的前提，它就毫无用处。但结论在一定时期应当有一定的形式，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应当摆脱模棱两可的不确定性，应当形成明确的思想，这样一来，这些结论就一定会采取“莫里逊氏丸”的形式，至少在象英国人那样纯经验的民族手里会是这样。虽然卡莱尔接受了许多德国人的东西，极不重视粗糙的经验，但假如他对将来的认识不是那样不肯定不明确，他的手里也很可能有几粒这样的药丸。
现在，卡莱尔认为，只要人们还在坚持无神论，还未重新得到自己的“灵魂”，那末一切都是无益的、无结果的。这并不是说，应当恢复旧天主教的全部积极性和生命力，或者仅仅保留目前的宗教，——他很清楚，仪式、教规、祈祷和西奈山的雷鸣都不会有所补益；西奈山的任何雷鸣都不会使真理更加真实，使理智的人感到恐怖，恐怖的宗教早被遗弃。但是他说宗教本身必须予以恢复，因为我们亲眼看到，查理第二“光荣”复位以来的“两个世纪的无神论政府”把我们搞到了什么地步，我们渐渐也会相信，这种无神论已经开始衰退和失效。不过我们知道，卡莱尔所说的无神论与其说是不相信神本身，不如说是不相信宇宙的内在本质及其无限性，不相信理性，对精神和真理失望；他不是反对不相信圣经的启示，而是反对“不相信世界史的圣经这样一种最可怕的不相信”，因为这种圣经据说是万古长存的圣书，凡是没有失掉灵魂和视力的人都能从中看到神的旨意。讥讽它就是天大的不相信，你们因此受到的惩罚就不是用柴堆烧你们，而是最坚决地命令你们保持缄默，直到你们说出一些好话为止。是呵，仅仅为了高谈这种荒诞言论，是不是值得大吵大嚷、打破安乐的沉默呢？既然过去本身没有神的理智，只有鬼的胡作非为，它已经一去不复返，你们就别再谈它了；我们这些在绞架上失掉父亲的人，不该老是嘀咕绞索！“但现代的英国是不会相信历史的。”眼睛从我们周围的物体中间能够看到的，只是它的天赋的本性使它能够看到的东西。无神的世纪似乎无法理解有神的时代。这种世纪从过去（中世纪）只能看到无谓的纠纷和野蛮暴力的普遍统治，却看不到强权和公理终究是结合着的；它只看到愚昧和野蛮，这种愚昧和野蛮与其说是人类世界所特有的，不如说是疯人院所特有的。由此自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些特色在现在仍然继续占统治的地位。千百万人被监禁在穷人巴士底狱；爱尔兰寡妇要用伤寒病的高烧来证明自己是人；情况始终这样，或者还更坏；你们还有什么说的呢？历史除了巧妙的欺骗所显示的内在愚昧而外，还能是什么呢？过去没有神，除了机械暴力和偶像即混乱兽性的体现者之外，什么都没有。既然可怜的“历史编纂学家一哲学家”认为他所处的世纪被神遗弃，那他怎么能“理解过去的神”呢？
但是，现世纪并未被神遗弃，因为
“近年来，在我们满目凄凉、四分五裂的欧洲，不也常常听到一些宗教捍卫者，在宣扬一种人人信服的新的同时又是最老的宗教吗？我认识一些人，他们既不认为自己是预言家，也不这样自命。但是这些人的身上确实再次发出了自然界的永恒心脏的宏亮声音，这是永远应当受到有灵魂的人的崇拜的灵魂。法国革命是一种现象；作为它的补充和精神体现的诗人歌德和德国文学，我看也是一种现象。让旧的世俗世界或务实世界化为灰烬吧，难道这不就是产生新的更高尚更广阔的务实世界的新的精神世界的曙光吗？充满古代自我牺牲精神、古代真理和古代英雄气魄的生活又可能重新出现，成为现代人真正可以看到的东西；这是其他任何一种现象在完全静止的状态中都不能与之相比的现象！在这里我们再次透过一片行话和所谓文学的噪音，听到了新的天上的赞美诗的回音。”
歌德是“未来的宗教”的预言家，这种宗教崇拜的是劳动。
“因为劳动带着一种永恒高尚、甚至神明的标志。一个人尽管非常消沉，忘了自己的崇高使命，但如果他能认真严肃地劳动，他还是有一线希望；只有什么不做才是绝路一条。尽管劳动崇拜玛门，受到鄙视，但它还是人和自然界之间的纽带；坚决想要完成已经开始的工作，这个愿望本身就使人越来越接近真理、接近自然界的规律和命令……劳动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人通过劳动而进化。一潭臭水干涸了，在这里出现了美丽的田野和繁华的城市，首先是人本身不再是臭水和为害非浅的不毛之地。请看，人献身于劳动（即使是最下贱的劳动）以后，他的灵魂就发出了多么和谐的音律！怀疑，希望，悲伤，骚乱，厌恶，甚至绝望，这一切就象一群地狱里的恶狗一样，包围了可怜的工人和其他一切人的灵魂；但他勇敢地从事自己的工作，于是这群恶狗也就只好狂吠着退到远远的地狱里去。人现在已经成了人；劳动的神圣火焰对他来说就象一把火一样，用明亮的神圣的火焰把一切脏物，甚至最有毒的空气，都烧掉……谁能找到称心的工作，谁就幸福；他不需要别的幸福。他有了工作，有了生活的目的；他找到了这个目的，并为他所吸引，于是他的生活就会沿着从人类贫困的死水滩开掘出来的运河，自由奔流。这条运河从芦苇丛的最深处把死水引出来，把发臭的水滩变成肥沃的绿源。劳动就是生活；实际上，你除了在劳动中取得的知识而外，也没有别的知识；其余一切在我们还没有实际体验和肯定以前，都是假想，都是经院哲学的争论对象，都是想入非非，卷入没有止境的逻辑漩涡。无论什么样的怀疑，只有通过活动才能获得解决……古代僧侣有句绝妙的格言：laborare est orare，即劳动就是崇拜。比任何传道的时候所讲的福音都要古老的福音，就是没有说出来的、在传道时没为讲述但又是永恒的不可泯灭的福音：劳动吧，在劳动中去寻求慰藉。唉，人呵，难道你的心灵深处没有一种活动的精神、劳动的力量吗？这种力量就象一堆没有烧旺的火，要是你不把它烧旺，不使它燃遍你周围的活动，它就不会使你得到片刻安宁。一切混乱的、荒芜的，你都应当加以整顿，使其有秩序，便于处置，受你支配，使之开花结果。什么地方没有秩序，那里就有你的宿敌；你应当马上向它进攻，征服它，把它从混乱中拉出来，使它受你支配，受理智和神明的支配！但我建议：你首先应该向无知、愚昧和野蛮进攻；不管在哪里发现它们，只要它们活着，你就要打垮它们，不辞辛劳地巧妙地打垮它们，只要你还活着，你就不要松劲，打垮它们，为了上帝，打垮它们！趁着白天赶快行动，天一黑就无法活动了。任何一种真正的劳动都是神圣的；你脸上的汗珠，脑汁和心脏的汗珠就是劳动；凯普勒的演算、牛顿的思考和一切科学，所有过去流传过的英雄诗歌、所有英雄事迹、一切殉教的举动，以至于被一切人称为神圣的‘血汗的挣扎’[26]，都包括在这里面。假如这还不是崇拜，那就让一切崇拜见鬼去吧！你还抱怨自己的生活充满痛苦的劳动，那你是什么人呢？不要抱怨，即使上天严厉地惩罚你，你也不能说它不好；它是个高尚的母亲，斯巴达母亲，她把盾牌交给自己的儿子说：要么带着盾牌凯旋归来，要么死在盾牌上！不要抱怨，斯巴达人也没有抱怨……。世界上只有一种怪物，那就是懒汉。他们的宗教归结起来不外就是：大自然是幻影，神是谎话，人和人的生活也是谎话。”
但是劳动也卷入了一团混乱的残暴的漩涡；高尚的、文明的、发展的原则成了混杂、慌乱和黑暗的牺牲品。这就要求我们来看一下真正的主要问题——劳动的远景问题。
“我们大陆上的朋友们很久以前就糊里糊涂地探讨过的、并称之为‘劳动组织化’的那种劳动，算是什么劳动！应当制止不学无术的轻浮的人来做这件事，把它交给干练的、明智的、有办法的人去做；如果欧洲，至少是英国，还想要人长久居住下去的话，就该马上着手进行并贯彻到底。只要瞧瞧我们高贵的公爵——谷物法的创造者，或者瞧瞧我们‘每年起码能收入四千五百英镑左右’的寺院公爵和牧师，我们的希望就凉了半截。但要鼓起勇气来！在英国，高尚的人还是可以找到的。不屈不挠的厂主勋爵，你也不能给予一线希望吗？到目前为止，你一直是个海盗；但在那威严的额纹里，在那百折不挠的、能够征服棉花的心灵里，难道没有隐藏崇高十倍的别的胜利的可能性吗？”——“回头看看吧！你们的百万大军卷入了骚动和叛乱，他们孤立无援，处于丧身战火的前夕，疯狂的前夕！他们再不想为了一天赚六个辨士，按供求的原则替你们进军了；他们不想这样做，而且也有权利不这样做。他们几乎处于疯狂的边缘；清醒一点吧！这些人不会再象受骗和骚乱的平民那样进军了，他们要在真正的首领的率领下，迈着整齐的步伐前进。一切人类利益、一切社会事业在其一定的发展阶段上，都需要组织化，而现在，作为一切人类利益中间最大利益的劳动也需要组织化。”
为了实现组织化，用真正的领导和真正的政府来代替冒牌的领导，卡莱尔要求建立“真正的贵族”，确立“英雄崇拜”；他提出的第二项重大任务，是要求物色这种αριςτσι，即最卓越的人物，因为在这些人的领导下，就可以“把必然的民主主义和必要的主权结合起来”。
上面的几段话非常明显地反映了卡莱尔的观点。他的整个思想方式实质上是泛神论的，而且是德国泛神论的思想方式。英国人和泛神论是无缘的，他们只承认怀疑论；英国整个哲学思想的成果就是不相信理性的力量，否认理性能够解决人们终于陷入的矛盾；因此，一方面在恢复信仰，另一方面又信奉纯粹实践，对形而上学等毫无兴趣。所以卡莱尔及其来源于德国文学的泛神论也是英国的“现象”，而且是那些注重实践和主张怀疑论的英国人根本不能理解的现象。英国人惊奇地望着他，说他是“德国神秘主义”，说他的英文很蹩脚；另一些人则断言，里面总还有些玩意儿；他的英文固然不太通俗，但是总还优美；卡莱尔是个预言家等等，但是谁也不知道应当怎样运用这一切。
对于我们这些了解卡莱尔观点的前提的德国人来说，问题是一清二楚的。一方面是托利党浪漫派的残余和从歌德那里剽窃来的人道主义观点，另一方面是怀疑论、经验论的英国；根据这些因素就足以看出卡莱尔的整个世界观。卡莱尔和所有泛神论者一样，还没有摆脱矛盾，而且他的二元论越来越深，因为他虽然了解德国文学，但他不了解德国文学的必然补充——德国哲学，因此他的全部观点都是直接的、直观的，其中谢林的成分要重于黑格尔的成分。卡莱尔和谢林（早期的谢林，不是“启示”时期的谢林195）有很多共同点；在“英雄崇拜”或“天才崇拜”方面，他和施特劳斯是一致的；后者的观点也是泛神论的。
德国最近对泛神的批判非常彻底，简直没有什么可以补充的了。费尔巴哈在《轶文集》中发表的提纲和布·鲍威尔的作品，对这个问题谈得极为详尽196。因此我们只打算从卡莱尔的观点做出几点结论，证明他的观点只是刚刚接触到本杂志的观点197。
卡莱尔控诉时代的空虚和庸碌无为，控诉整个社会制度内部的腐败。这种控诉是正当的，但光控诉也无济于事；要消除弊端就要找出产生弊端的原因；要是卡莱尔这样做，他就会发现，这种腐败和空虚，这种“无灵魂”，这种非宗教和“无神论”都是由宗教本身产生的。宗教按其本质来说就是剥夺人和大自然的全部内容，把它转给彼岸之神的幻影，然后彼岸之神大发慈悲，把一部分恩典还给人和大自然。只要对彼岸幻影的信仰还很强烈很狂热，人就只能用这种迂迴的办法取得一些内容。中世纪的强烈信仰无疑地赋予这整个时代以巨大的力量，虽然这种力量处于不自觉的萌芽状态，但并不是来自外面，而是来自人的本性。信仰逐渐削弱了，宗教随着文化的日益发展而破产了，但人还是不了解，他在崇拜自己的本质，把自己的本质神化，变成一种别的本质。人处于这种不自觉而又没有信仰的状态，精神上会感到空虚，他对真理、理性和大自然必然感到失望，而且这种空虚，对宇宙的永恒事实的不相信，会一直存在下去，只要人还不了解，他当做神来崇拜的本质就是他自己的，但直到现在他还不认识的本质，只要……我何必照抄费尔巴哈的话呢？
空虚早已存在，因为宗教就是人的自我空虚的行为；现在，当掩盖这种空虚的绛红色衣服褪色的时候，当遮蔽它的云雾消散的时候，他才大吃一惊，这种空虚现在是怎么暴露出来的呢？
其次，卡莱尔谴责当代的伪善和谎话，这是从上面一点直接引伸出来的。空虚和软弱当然要加以适当的掩饰，要用各种装饰品、华丽的礼服和箍骨[27]给它们打扮一个强壮的外表！我们也反对现代基督教世界秩序的伪善；我们唯一迫切的任务归根到底就是同它进行斗争，使我们和世界摆脱这种伪善；但由于我们是随着哲学的发展来认识这种伪善，是在科学的基础上来进行斗争的，因此这种伪善的本质对我们来说，就不象卡莱尔设想的那样不可捉摸，不可理解。我们把这种伪善也归咎于宗教，因为宗教的第一句话就是谎话；宗教一开头向我们说明某种人的事物的时候，不就把这种事物说成某种超人的、神的事物吗？但我们知道，所有这些谎话和不道德现象都来源于宗教、宗教伪善、神学又是其他一切谎话和伪善的蓝本，所以我们就有理由象费尔巴哈和布·鲍威尔破例做的那样，把当代一切谎话和伪善都叫做神学。如果卡莱尔愿意了解毒化我们一切关系的不道德现象产生的根源，那就请他读一下费尔巴哈和布·鲍威尔的著作吧。
据说应当创立一种新的宗教，即泛神论的英雄崇拜、劳动崇拜，至少也要等待将来产生这样一种宗教。但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宗教产生的可能性一点也没有；继基督教，继绝对宗教即抽象宗教之后，继“名符其实的宗教”之后，不可能再出现任何其他形式的宗教。卡莱尔本人也承认，天主教、新教或其他任何一种基督教都不免要归于消灭；如果他了解基督教的本质，他就会知道，继基督教之后，不可能产生别的任何宗教。泛神论也不可能产生！泛神论本身就是基督教的产物，它与自己的前提是分不开的，至少现代斯宾诺莎、谢林、黑格尔以及卡莱尔的泛神论是这样。费尔巴哈也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我没有必要再来加以证明。
前面已经说过，我们也非常重视反对当代不稳定性、内在空虚、精神委靡和不真诚的斗争；我们也和卡莱尔一样，同这一切进行着殊死的斗争，但我们取得胜利的可能性比他要大得多，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要求什么。我们要推翻卡莱尔描述的那种无神论，我们要把宗教夺去的内容——人的内容，不是什么神的内容——归还给人，所谓归还就是唤起他的自觉。我们消除一切自命为超自然和超人的事物，从而消除虚伪，因为人和大自然的事物妄想成为超人和超自然的野心就是一切虚伪和谎话的根源。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永远向宗教和宗教观念宣战，毫不顾及别人会给我扣上什么无神论或者别的帽子。同时，假如卡莱尔对无神论下的泛神论定义是正确的，那末真正的无神论者就不是我们，而是反对我们的基督徒。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要进攻“宇宙的永恒内在事实”；相反地，只有我们才认真地论证了这些事实，证明它们是永恒的，使其不受自相矛盾的上帝的万能任性的危害。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要宣布“世界、人和人的生活是谎话”；而是反对我们的基督徒搞这种不道德的勾当，使世界和人依附于某种神的恩典，其实神不过是由于人在自己不发达的意识的混乱材料中的反映而创造出来的。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要怀疑或轻视“历史的启示”；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任何一个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在黑格尔看来，历史不过是检验他的逻辑结构的工具。
轻视历史，无视人类的发展，这完全是对方的罪过，仍然又是基督徒的罪过；他们编造了一部奇特的“天国史”，否认真实的历史具有任何内在意义、只承认彼岸的抽象的而且是杜撰出来的历史具有这种意义。他们硬说人类是基督创造的，说历史有一个虚幻的最终目的，而且这个目的已经由基督所实现；他们割断了历史，因此为了自圆其说，他们声言后来的十八个世纪完全是胡说八道。我们要求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但我们认为历史不是“神”的启示，而是人的启示，并且只能是人的启示。为了认识人类本质的伟大，了解人类在历史上的发展，了解人类一往直前的进步，了解人类对个人的非理性的一贯有把握的胜利，了解人类战胜一切似乎超人的事物，了解人类同大自然进行的残酷而又顺利的斗争，直到具备自由的人的自觉，明确认识到人和大自然的统一，自由地独立地创造建立在纯人类道德生活关系基础上的新世界，为了了解这一切，我们没有必要首先求助于什么“神”的抽象概念，把一切美好的、伟大的、崇高的、真正的人的事物归在它的名下。为了了解这一切的伟大，我们没有必要采取这种迂迴的办法，为了相信人的事物的重要和伟大，没有必要给真正的人的事物打上“神的”烙印。相反地，任何一种事物，越是“神的”即非人的，我们就越不能称赞它。只是由于一切宗教的内容是以人为本源，所以这些宗教在某一点上还有某些理由受到人的尊重；只有意识到，即使是最荒谬的迷信，其根基也是反映了人类本质的永恒本性，尽管反映得很不完备，有些歪曲；只有意识到这一点，才能使宗教的历史，特别是中世纪宗教的历史，不致被全盘否定，永远忘记；不然的话，这种“有神的”历史自然要落到这样的下场。历史的“有神性”越大，它的非人性和牲畜性也就越大；不管怎么说，“有神的”中世纪确实使人彻底兽化，产生农奴制和初夜权等。卡莱尔大为不满的现代的无神性恰好是现代的有神性。由此也可以明白，为什么我在前面把人叫做斯芬克斯谜语的猜谜者。历来总是提出这样的问题：神是什么？德国哲学这样回答问题：神就是人。人只须要了解自己本身，使自己成为衡量一切生活关系的尺度，按照自己的本质去估价这些关系，真正依照人的方式，根据自己本性的需要，来安排世界，这样的话，他就会猜中现代的谜了。不应当到虚幻的彼岸，到时间空间以外，到似乎置身于世界的深处或与世界对立的什么“神”那里去找真理。而应当到近在咫尺的人的胸膛里去找真理。人所固有的本质比臆想出来的各种各样的“神”的本质，要伟大得多，高尚得多，因为“神”只是人本身的相当模糊和歪曲了的反映。因此，卡莱尔重复的本杰明·约翰逊的讲法，说人丧失了自己的灵魂，现在才发觉它不存在，就应当改成这样：人在宗教中丧失了自己的本质，失去了自己的人性，现在由于历史的进步，宗教动摇了，于是它才发觉自己的空虚和不稳定。但是他只有彻底克服一切宗教观念，坚决地诚心地回到自己本身，而不是回到“神”那里去，才能重新获得自己的人性、自己的本质。
这些在“预言家”歌德的著作中也可以找到，凡是睁着眼睛的人都可以在他的作品中读到这些。歌德很不喜欢跟“神”打交道；他很不愿意听“神”这个字眼，他只喜欢人的事物，而这种人性，使艺术摆脱宗教桎梏的这种解放，正是他的伟大之处。在这方面，无论是古人，还是莎士比亚，都不能和他相比。但只有熟悉德国民族发展的另一方面——哲学的人，才能理解这种完满的人性、这种克服宗教二元论的全部历史意义。歌德只是直接地——在某种意义上当然是“预言式地”——陈述的事物，在德国现代哲学中都得到了发展和论证。卡莱尔的论断中间也有一些前提，这些前提只要得到充分发挥，也可以达到上述观点。泛神论本身只是自由的、人的世界观的前阶。卡莱尔描写为真正“启示”的历史，它所包含的只是人的事物；历史的内容只能用强制的办法从人的手里夺取过来，成为什么“神”的内容。卡莱尔当做“崇拜”的劳动和自由活动也完全是人的活动；劳动也只有用强制的办法才能同神联系起来。为什么总是把至多只能反映不确定性的无限性同时把二元论的假象也保持下来的字眼，把表示大自然和人类无足轻重的字眼提到第一位呢？
这就是我们关于卡莱尔观点的内部方面即宗教方面的结论。我们对他的观点的外部方面即政治社会方面的评价也和这些结论有直接的联系；卡莱尔的宗教信仰还很浓厚，因此他还是不自由的；泛神论还是认为，有一种比人本身更高超的东西。因此卡莱尔就竭力建立“真正的贵族”即“英雄”，似乎英雄碰到好时候会比人高出一头。如果卡莱尔所了解的人是真正的人，具有无限性的人，他就不会再把人分成两类——山羊和绵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贵族和平民，老爷和百姓；他就会发现天才的真正社会使命并不是用暴力去统治别人，而是去唤醒别人，带动别人。天才应当说服群众，使群众相信自己思想的正确，这样就不必担心自己的思想是否能够实现，因为思想被掌握以后就会自然而然地实现。人类实行民主主义当然不是为了最后再回到自己的起点上去。顺便提一句，卡莱尔关于民主主义所谈的，除了刚才指出的卡莱尔对现代民主主义的目的和任务谈得不明确而外，几乎没有什么可指摘的。当然民主主义是个过渡阶段，但不是向新的改良的贵族制过渡，而是向真正的人类自由过渡的阶段；同样，当代的非宗教性最终将使时代完全摆脱一切宗教的、超人的、超自然的事物，而不是恢复这一切。
卡莱尔不满意“竞争”、“供求”、“崇拜玛门”等，也并不愿意承认土地私有制完全合理。那为什么他不从这些前提直截了当地做出结论，一概否定私有制呢？既然“竞争”、“供求”、“崇拜玛门”的根源——私有制还存在，那他打算怎样消灭这一切呢？“劳动组织化”也无济于事；没有一定程度上的利益的一致，它也无法实现。为什么不坚持到底，宣布利益的一致是人类唯一应有的情况，来消除一切困难、一切不肯定和不明确呢？
卡莱尔在他的全部狂想曲中，对社会主义者却只字未提。只要他还停留在目前的观点上，——虽然这种观点远远超出了有教养的英国群众的水平，但还是抽象的理论性的观点，——他就永远不会特别接近社会主义者的要求。英国的社会主义者是纯实践家，因此，他们提出了建立国内移民区198等类似莫里逊氏丸的办法；他们的哲学是纯英国的怀疑论哲学，就是说，他们不相信理论，而在实践中遵循唯物主义，他们的整个社会纲领就以唯物主义为基础。这一切卡莱尔是不感兴趣的；他和这些社会主义者一样，也是片面的。社会主义者和卡莱尔都只是在矛盾的范围内，——社会主义者在实践的范围内，卡莱尔在理论的范围内——克服了矛盾，但就在这范围内，卡莱尔也只是直接地克服了矛盾，而社会主义者则判决了实际矛盾，通过思维摆脱了这种矛盾。社会主义者正是在他们只应该是人的地方还是英国人；大陆上的哲学学说，他们只了解唯物主义，连德国哲学都不了解；这也正是他们的缺点；为了有助于消除国家差别，他们正在努力克服这个缺点。我们根本没有必要强迫他们马上接受德国哲学，他们会自己认识它，目前德国哲学还不会对他们有多大好处。总之，尽管社会主义者现在还很薄弱，但他们是英国唯一有前途的党。民主主义、宪章运动很快就会占优势，那时英国工人群众就只有在饿死和社会主义二者之间进行选择。
对卡莱尔和他的思想方式来说，不熟悉德国哲学并不是完全无所谓的。他本人是德国理论的信徒，但由于他的国籍关系，他还是倾向于经验；他陷入了矛盾的深渊，他只有发展德国的理论观点，给它做出最新的逻辑结论，把它和经验完全结合起来，才能解决这个矛盾。他只要前进一步，就能克服他所陷入的矛盾，但德国的全部经验证明，这是很难走的一步。希望他能走完这一步。卡莱尔虽然已经不是年轻人了，但看来他还是可以走完这一步的，因为他最近的著作所表明的进步证明，他还在继续前进[28]。
因此，把卡莱尔这本书译成德文，比把每日每时运到德国的大批英国小说译成德文的价值要大得多；我建议把它翻译出来。可是我们手工业式的翻译家可不要动它！卡莱尔这本书是用独特的英文写的，所以，英文造诣不深和不懂英国习惯语的译者可能会弄出很多十分可笑的错误来。
写完这篇比较一般性的引言以后，我还打算在本杂志的最近几期比较详细地谈一谈英国的状况，其中主要是工人阶级的状况。英国状况对历史和其他所有国家都有很大的意义，因为在社会关系方面，英国无疑地远远超过了其他所有国家。
恩格斯：《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过去和现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26—6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