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纪社会思想中的反动自然主义

庸俗的观点认为历史学派169是对十八世纪的轻佻精神的一种反动。这种看法的普遍性和看法的真实性恰好成反比。十八世纪仅仅产生了一种东西，它的主要特征是轻佻，而这种唯一的轻佻的东西就是历史学派。

历史学派已把研究起源变成了自己的口号，它使自己对起源的爱好达到了极点——它要求船夫不沿着河航行，而沿着河的起源航行。因此，要是我们回到历史学派的起源去，回到胡果170的自然法去，这个学派必然会认为是正确的。历史学派的哲学走在历史学派的发展前面，所以，我们要在该学派的发展本身中去寻找哲学是徒劳无益的。

十八世纪流行的一种臆想，认为自然状态是人类本性的真正状态。当时有人想用肉眼去看人的思想，因此就创造了自然状态的人的形象——巴巴盖诺[22]，他们纯朴得居然用羽毛去遮盖自己的身体。在十八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间，曾经有人这样想：自然状态的人是具有非凡的才智的，捕鸟者到处都在模仿北美土著和印第安人等的歌唱法，以为用这种圈套就能诱鸟入网。所有这些奇谈怪论都是以这样一种真实思想为根据的，即原始状态只是一幅描绘人类真正状态的纯朴的尼德兰图画。

对于历史学派来说，胡果也是那种还没有接触到浪漫主义文化光辉的自然状态的人。他的自然法教科书[23]就是历史学派的旧约全书。海德认为自然状态的人就是诗人，并认为原始人的圣书就是诗集，这种观点丝毫也不会使我们感到惶惑，其实，胡果曾用最平淡的最冷静的散文语调说过：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特征，并产生出自己的特种类型的自然人。因此，虽然胡果并没有创造诗，但他仍然创造了臆想，而臆想乃是和十八世纪的散文特性完全相适应的一种散文诗。

当我们承认胡果是历史学派的鼻祖和创始者的时候，我们是完全按照这个学派的精神行事的，正如历史学派的著名法律家所写的那篇纪念胡果的文章[24]所指出的那样。当我们承认胡果先生是十八世纪的产儿的时候，我们甚至是按照胡果先生本人的精神行事的，这位先生自称为康德的学生，并把自己的自然法称做康德哲学的爱子。现在我们就从胡果的宣言中的这一论点开始谈起。

胡果曲解自己的先生康德，他认为：因为我们不能认识真实的事物，所以在逻辑上我们就应当承认不真实的事物（只要它是存在的）是某种确实的事物。胡果象怀疑论者那样去对待事物的必然本质，而且又象霍夫曼[25]那样去对待事物的偶然现象。因而，他根本不想证明，实证的事物是合乎理性的；相反地，他却力图证明，实证的事物是不合乎理性的。胡果自鸣得意地从各方面搬出证据来，企图证明下面这一事实是显而易见的，即理性的必然性并不能鼓舞各种实证的制度；他把所有制、国家制度、婚姻等都算做这种制度。在胡果看来，这些制度甚至是和理性矛盾的，它们至多也不过容许在拥护自己或者反对自己的问题上空发议论。我们决不应该把这一方法看做胡果的偶然的个人特性，这是他的原则的方法，这是历史学派的一种坦率天真、不怕做出任何结论的方法。如果说实证的事物之所以应当有效，就因为它是实证的，那末我就必须证明：实证的事物之所以有效，并非因为它是合乎理性的；肯定不合乎理性的事物是实证的，而实证的事物是不合乎理性的，同时，实证的事物之所以存在，并不是由于合乎理性，而是由于违背理性，此外，还有什么别的办法能更清楚地证明这一点呢？假如理性是衡量实证的事物的尺度，那末实证的事物就不会是衡量理性的尺度。“虽然这也是疯狂，但其中却包含着方法。”因此，胡果亵渎对正义的、道德的和政治的人说来是神圣的一切，可是，他破坏这些神圣的事物，只是为了用历史的圣徒遗物应得的荣誉去报答它们，他从理性观点指摘它们，以便后来可以从历史的观点去颂扬它们，同时借此去颂扬历史学派的观点。

胡果的论据，也和他的原则一样，是实证的，也就是说，是非批判的。这种论据并不知道什么是差别。凡是存在的一切事物他都认为是权威，而每一个权威又都被他拿来当做一种根据。所以，他在某一段文章里曾引证了摩西和伏尔泰、理查逊和荷马、蒙台涅和阿蒙，引证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奥古斯丁的《论神之都》。他也以同样的态度去对待各民族，——他使各民族等同起来。在胡果看来，暹罗人和英国人一样实际，因为前者认为按照国王的命令，缝住饶舌者的嘴巴，把拙笨的演说者的嘴巴一直剪到耳朵，这是永恒的自然规律；后者则认为要是他的国王专制地决定哪怕只有一分尼大小的捐税，那也是政治上的荒谬。不知羞耻的康奇人也和法国人一样实际，因为前者一丝不挂地走来走去，至多用淤泥来涂抹一下自己的身体；而后者则不仅要穿衣服，而且还要穿得很漂亮。德国人也并不比拉吉普特人更为实际，因为前者把女儿当做家庭的宝贝来教养；而后者则为了不必替女儿的饮食操心就索性把她杀死[26]。总而言之，皮肤上的疹子就象皮肤本身一样实际。

在一个地方是这一种事物实际，但在另一个地方又是另一种事物实际。无论是这一种事物，或者是另一种事物，都是不合乎理性的。就服从那些在你的小天地内被认为是实际的事物吧！

这样看来，胡果是一个十足的怀疑论者。否认存在事物合乎理性的十八世纪的怀疑论，在胡果那里则表现为否认理性存在的怀疑论。胡果承袭了启蒙运动时代，他在实证的事物中再也看不到什么合乎理性的事物，但这只是为了在合乎理性的事物中不再看到实证的事物。胡果认为，人们要使实证的事物中的理性假象熄灭，仅仅是为了承认那种甚至失去了理性假象的实证的现实；他认为：人们抛掉锁链上的假花，只是为了带上没有任何花朵的真正的锁链。

胡果和十八世纪的其他启蒙运动者的关系，就如同摄政者[27]的淫乱宫廷所造成的法国的分崩离析和国民会议时期的法国的分崩离析的关系一样。二者都是分崩离析！在宫廷里，分崩离析表现为放荡的轻佻，它懂得并嘲笑现实世界的思想空虚，但这只是为了抛开一切理性的和道德的束缚，借腐朽和颓废作乐并在总崩溃的驱使下走向灭亡。这就是当时世界的腐败情形，而这个世界正是借这种腐败情形来陶醉自己的。相反地，在国民会议时期，分崩离析则表现为新精神从旧形式下解放出来，因为这种旧形式已不配也不能把握新的精神。这就是新生命所固有的自身力量的感觉，这种新生命破坏已被破坏的东西，抛弃已被抛弃的事物。因此，要是能公正地把康德的哲学看成是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那末，就应当把胡果的自然法看成是法国旧制度的德国理论。我们又一次在胡果身上发现了放荡者的十足的轻佻，即庸俗的怀疑论，这种怀疑论厚颜无耻地对待思想，卑躬屈节地对待显而易见的一切，这种怀疑论只有当它谋害了实证事物的精神时才开始感觉到自己的智慧，——而这一切都只是为了占有某种作为残渣的纯实证的事物，并且在这种动物状态中自得其乐。胡果甚至在权衡论据的力量时，也以绝对可靠的本能把各种制度中合乎理性和合乎道德的一切都看做对理性来说是一种可疑的东西。对胡果的理智来说，只有动物的本性才是一种不可疑的东西。

马克思：《法的历史学派的哲学宣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97—1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