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贺云翱
2019年是“湖熟文化”命名60周年，南京市江宁区文化和旅游局局长贡清同志提议，与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合作编辑一本湖熟文化文集，我们双方讨论决定，把这部文集定名为《湖熟文化考古发现与研究》 。文集分上、下两卷，上卷主要收录有关湖熟文化的考古发现资料，下卷收录有关学者对湖熟文化研究的文章。
工作计划确定之后，我们的团队在全面收集相关资料的基础上，经过反复比较研究，最后决定文集共收文77篇，其中上卷收文31篇，下卷收文46篇。上卷内容主要包括南京主城区及江宁、溧水、六合、浦口等区，扬州地区的仪征市，镇江市区及下辖的丹徒区、句容市、丹阳市等，常州地区的金坛区，安徽省的马鞍山市以及皖南其他县市的湖熟文化考古资料。在下卷中，主要涉及湖熟文化的发现及命名、湖熟文化的发生发展及演变、文化内涵、时代及分期、空间分布、性质、族属等核心问题。收录的文章中，还包括学者们在比较的视野下讨论的湖熟文化与周边同时代的太湖流域马桥文化、江西万年类型文化、山东及苏北地区的岳石文化等考古学文化关系的文章，它们同样揭示了湖熟文化的独特性及其重要历史地位。在文集中，编者又收入湖熟文化相关研究论文目录187篇，考古发掘报告目录47篇（部），相关研究著作目录10部，相关硕、博论文目录10篇。这为湖熟文化的研究者和关心者进一步检索资料提供了方便。
借此机会，我对“湖熟文化”作为考古学及历史学学术概念的由来也做一个回顾。
关于南京及周边地区先秦时代或青铜时代的历史，在传世的文献中几乎是一片空白，这个空白等待着现代考古学家们去填补。20世纪30年代，考古学者卫聚贤先生等就在南京栖霞山一带古遗址中发现过先秦时代的几何印纹陶片，那时候，他们认为这些陶片应该属于上古吴越民族创造的“南方型文化”，这当然是颇有见地的判断。不过，科学的南京地区青铜时代的历史篇章还要等待其他学者来书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1949年的冬天，南京博物院举办社会发展史展览，其中有“从猿到人”的内容，当时南京市江宁县湖熟镇有位叫钱立三的先生去参观了这个展览。钱先生早年肄业于上海大厦大学，有一定的历史文化修养，他看了展览后产生触动，就在他生活的湖熟镇附近的梁台遗址做调查，发现了石器和陶片。1951年春，他把收集的标本带到南京博物院，请专业人士鉴定，引起了著名考古学家曾昭燏、尹焕章等先生的高度重视。同年 3—5月，根据钱立三先生提供的线索，曾昭燏、尹焕章先生约请南京大学的胡小石先生等组成调查工作队，先后三次到湖熟镇附近进行考古调查，共调查发现“台形遗址”15 处，包括神墩、木鱼墩、蛇墩、乌龟墩、船墩、馒头墩、鞍头岗、梁台、城岗头、大宝塔山、小宝塔山、前岗、老鼠墩等遗址，采集到陶器、石镞、石斧、石纺轮、青铜镞、青铜削、青铜鱼钩等文化遗物，并由尹焕章先生主持发掘了湖熟镇附近的前岗和老鼠墩2处遗址，2处遗址均发现陶器残片和残石器而未见青铜器。囿于当时的认识，尹焕章先生将其统称为“史前遗址”。1952年，尹焕章先生在《南京附近考古报告》中首次发表了湖熟镇附近的考古调查报告。
当年对湖熟文化的最初认识虽然是模糊的，但曾昭燏、尹焕章及胡小石先生等 1951年在江宁湖熟镇的考古调查和试掘，对于宁镇地区甚至长江下游地区青铜文化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湖熟文化”的命名和长江下游地区青铜文化的研究都开始于江宁湖熟。
1955—1958年，南京博物院又陆续调查或发掘了南京市区的北阴阳营、安怀村、锁金村、窖子山遗址，江宁的沟墩、神墩遗址，丹徒的癞鼋墩、文昌阁、乌龟山、小团山、断山墩遗址等。其间的1957年，尹焕章和张正祥先生等还在宁镇山脉及秦淮河流域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考古调查，此次调查发现青铜时代的遗址127处，加上此前调查发现和发掘的遗址，共达152处。其中老鼠墩遗址、北阴阳营遗址、锁金村遗址和烟墩山西周墓的考古发掘，为曾昭燏、尹焕章先生提出“湖熟文化”的命名提供了丰富的考古资料。1959年，曾昭燏、尹焕章先生合作撰写的《试论湖熟文化》一文发表于考古学权威刊物《考古学报》当年第 4 期，首次提出“湖熟文化”的命名。两位先生当时命名的“湖熟文化”，认为其分布空间包括苏、沪、浙、皖、赣、闽几省，实际涵盖了后来所知的湖熟文化、马桥文化、吴城文化、浮滨文化、黄瓜山文化的分布区；存续时间从新石器时代末期延续到战国时期（距今4200年—公元前221年），涵盖了夏、商、西周、春秋和战国等历史阶段，这与后来学界认为“湖熟文化”是指商及西周时代分布于长江下游宁镇地区的青铜文化则有较大出入。
尽管当时曾昭燏、尹焕章先生对湖熟文化的认识与后来学者的认识有一定差别，但这是中国考古学界第一次对长江下游宁镇地区的青铜文化所做的开创性研究，对于中国南方青铜文化的系统认识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学术影响积极而深远。
随着考古学资料的不断增加，学术界对湖熟文化的研究也逐渐深入。1959年，南京大学的蒋赞初先生在《考古学报》第4期发表了《关于江苏的原始文化遗址》一文，提出湖熟文化的年代应为青铜时代早期，而不能混淆地称之为新石器时代或铜石并用时期，这对湖熟文化的时代定位有重要意义。到1978年，蒋赞初先生又在江西庐山召开的“江南地区印纹陶学术讨论会”上发表《关于长江下游地区的几何印纹陶问题》一文，将长江下游的青铜文化分为太湖地区的“马桥文化”和宁镇地区的“湖熟文化”，这是第一次对长江下游青铜文化进行分区研究，对湖熟文化的空间定位有着突破性意义。
1981年，《文物集刊》第3辑发表了根据北京大学邹衡先生在“江南地区印纹陶学术讨论会”上的总结发言整理而成的《江南地区诸印纹陶遗址与夏商文化的关系》一文，对湖熟文化的性质、年代、文化源流、分布范围、所含夏商文化因素等作了精辟分析，并明确指出湖熟文化可能就是“吴文化”的直接源头。后来著名考古学家李伯谦先生对此也进行了深入研究。
以蒋赞初、邹衡及李伯谦先生等为代表的考古学家为湖熟文化的性质及时空框架认定提供了重要成果，使“湖熟文化是宁镇地区夏商周时期青铜文化”和“湖熟文化是吴文化直接源头”的两个观点对后来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和推动。
1989年，南京博物院的张敏先生根据邹厚本先生等人的江宁汤山点将台遗址的发掘资料，在《东南文化》上发表《试论点将台文化》一文。他根据点将台、团山、城头山等遗址的考古资料，将此前认为属于早期湖熟文化范畴的那部分遗存从湖熟文化中析出，提出了以点将台遗址命名的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点将台文化，并认为“点将台文化”是分布于今宁镇地区及相邻的皖南马鞍山、当涂、芜湖等地最早的青铜文化，属青铜文化的萌芽期，其上限大致在公元前2100年左右，下限大致不会晚于公元前1600年，与文献记载中的中原夏王朝的年代大体相当，还将“点将台文化”视为“湖熟文化”的直接来源。
不过，考古学家尽管从原来的湖熟文化中析出“点将台文化”，但是我们认为从“湖熟文化”的文化体系、演化逻辑及发展历程而言，“点将台文化”应该仍然归属于“湖熟文化”起源或早期阶段，是湖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也就是说，湖熟文化是属于长江下游地区青铜时代的文化，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夏、商、西周时期。当然，关于“点将台文化”与“湖熟文化”的关系问题仍然是湖熟文化今后要加强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由此，我们至少可以明确，湖熟文化是包括南京在内的长江下游地区一支重要的青铜时代文化，和它共生的周边地区的考古学文化至少包括太湖流域的马桥文化、山东到苏北地区的岳石文化、长江中游地区的吴城文化以及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殷墟文化和西周文化等。
1989年10月，我当时所在的《东南文化》编辑部发起了“湖熟文化定名30周年学术讨论会”，这次会议得到了南京博物院特别是考古学家邹厚本先生的大力支持，来自全国各地的40余名学者在会上就湖熟文化的命名、分布、内涵、分期、渊源、族属及其与相邻区域同期文化的比较研究等问题展开热烈讨论。本次会议也是“湖熟文化”命名以来第一次全国范围内的高级别专题学术会议，有学者认为这次会议将湖熟文化研究推向了一个高潮。会议论文均被刊载于《东南文化》1990 年第 5期。后来，在湖熟文化命名50周年的时候，江宁区文化局及江宁博物馆等又一次召开了纪念会议，感谢当时邹厚本先生的邀请，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并且在会上就“湖熟文化”考古研究及考古遗产保护利用问题做了发言。
近年来，在中央“文化自信”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号召下，南京、镇江、安徽皖南地区等都开展了包括湖熟文化在内的相关遗址发掘，这对湖熟文化的研究工作起到重要推动作用。如南京市考古研究院等联合发掘了江宁区秣陵中庄湖熟文化遗址。我们南京大学也于 2017 年得到当时江苏省文物局局长刘谨胜同志、江宁区文化局局长张斌同志和副局长李小静同志及南京市文化局的支持，在江苏省文物局和国家文物局批准下，主持发掘了属于湖熟文化的“船墩遗址”并且获得一批重要考古资料。
湖熟文化自1951年首次发现、1959年正式命名以来，经过60年来的考古资料积累和学术研究，作为长江下游一个相对独立的青铜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在学术界得到公认。湖熟文化以宁镇及皖南地区为分布核心。湖熟文化的农业是以石制工具为主，青铜工具为辅，在北阴阳营、断山墩、船墩等遗址中，均出土适宜农业生产的石锛、石斧、石刀等石器；采集渔猎也是湖熟文化先民获取食物的重要补充，在湖熟文化遗址中，出土过石镞、网坠等采集渔猎工具；湖熟文化先民有了一定水平的纺织业，多个遗址中出土了陶纺轮、石纺轮等工具以及编织纹等与纺织有关的遗存。此外，北阴阳营遗址中还发现过竹编织物。湖熟文化原始青瓷的发现，对研究长江下游地区早期瓷器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当然，最重要的是，湖熟文化属于青铜文化，遗址出土的青铜器有矛、戈、钺、镞、斤、削、钻、钓钩等农业、手工业工具和武器以及青铜块、青铜炼渣等，不过，青铜容器和礼器较少，镇江大港镇烟墩山遗址出土的宜侯夨簋，一直以来被认为是吴文化或中原商周文化代表性青铜器，考古学家刘建国先生研究认为，该器可能属于湖熟文化器物。这些材料表明，湖熟文化的青铜器可以分为本土和外来两个系统。青铜器以及青铜冶炼工具的发现，对研究长江下游地区青铜文化的发生发展、青铜器冶炼技术的变迁等，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安徽皖南南陵、繁昌、铜陵等地发现的大约相当于西周前后的青铜采冶遗迹，应属于湖熟文化的内容。正如张敏先生所说，先秦吴国拥有发达的青铜文明，这与湖熟文化的考古发现是相吻合的。
值得注意的是，2017—2018年南京市考古研究院陈大海先生等在南京中华门外西街遗址发现了西周时期的环壕聚落遗存，同时出土大量湖熟文化典型器物，它既为南京城市起源及早期城市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也表明湖熟文化很可能已经出现了初期的国家性文明。
考古学资料还表明，湖熟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借鉴和吸收了大量来自中原商周文化、山东及苏北地区的岳石文化、太湖流域的马桥文化的某些因素，从而表现出较为复杂的文化结构。不过，尽管与多种文化有过交流，但湖熟文化仍有其自身的发展源流，始终保持着较强的地方性特征，代表着宁镇地区文明史上的重要一环，奠定了南京和秦淮河流域乃至整个长江下游地区的文明根基。我们可以认为，湖熟文化的核心分布区正处于当代南京都市圈的核心区域，它表明早在3 000年前左右的“湖熟文化”时代，这个区域已经形成了文化上的空间建构，同时，它作为吴文化的根基和主体构成，实际上也开启了江苏、安徽江南文脉的重要来源，为今天长江经济带和长三角一体化建设提供了文化上的渊源和依据。
湖熟文化代表着长江下游青铜时代典型的地域文化特征和文化发展水平，代表着长江下游及秦淮河流域早期文明的地域性创造，代表着南京城市文明的起源。在中国夏商周时代的区域性文明中，它也同样占有着重要地位。这正是我们今天要高度重视湖熟文化的内涵发掘、遗产保护和文化展示及知识传播的重要原因。
在这里，我还要对为本文集的编辑出版工作做出过贡献的同志表示感谢。他们有南京市江宁区文化和旅游局局长贡清同志，她是本文集的积极倡导者和有关工作推动者，没有她的努力，本文集不可能得以编辑出版；原江苏省文物局局长刘谨胜先生多次参加湖熟文化命名60周年纪念活动的讨论，他也是本文集的积极倡导者之一；江宁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许长生、文物科科长顾成、江宁区博物馆馆长刘文庆和学者王文静，亦是本文集有关工作的参与者。直接主持本文集文字编辑工作的有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的黄文浩、夏连杰、陈静、殷俊、刘玲等同志，他们花费了大量时间，为文集的高质量出版做出了贡献。此外，考古学家邹厚本先生、宋建先生、张敏先生、水涛先生等以及青年考古学者赵东升、陈杰等同志也为本文集的编辑工作提供了学术指导意见。在此，对各位先生和同志一并表示深切感谢！
我在1989年承担过“湖熟文化定名30周年学术研讨会”的组织和《湖熟文化定名3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专辑》（《东南文化》增刊）的编辑出版工作，时过30年，今天又得以参加湖熟文化命名60周年文集的编辑出版工作，近年来也试图推动湖熟文化考古遗址公园及湖熟文化博物馆的建设，这些实在是人生有幸！值《湖熟文化考古发现与研究》即将出版之际，我们感恩3 000年前先民的伟大文化创造，感恩60年前考古界前辈的重要学术发现，感恩许多考古学家为湖熟文化的持续研究付出的辛勤劳动，感恩这个时代让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得到重视和复兴！
此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