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浦县“湖熟文化”遗址的调查——兼谈吴国早期疆域的北界问题
易家胜
江浦县隶属南京市，地处长江之北，与六合、仪征及安徽的和县、滁县等地接壤。境内丘陵起伏，水网遍布，老山山脉横贯其中。早在60年代初期，这里就发现过“古文化遗址”。最近，我们对原先发现的十几处遗址进行了复查，同时又新发现3处，它们主要分为2大片，即永宁和桥林片。永宁位于老山之阴，距县城珠江镇西北约10公里左右，遗址均在滁河两岸，有大城基、城山子、大古堆、烟墩子等。桥林位于老山之阳，距县城西南约20公里左右，遗址均在石碛河两岸，有蒋城子、倪城子、湖里钱、前城子、上单、樊城子、干子湖墩、红泥铺、平山赵、茶壶店、刘大城子等。其中，除少数遗址破坏殆尽，绝大部分尚保存完好。它们存在的地理环境与长江以南宁镇地区者基本一样，为典型的“湖熟文化” 的“台形遗址”。现从每片中选择一个典型，具体介绍如下：
1.大古堆。位于永宁镇西南约5华里处，南距滁河约1华里，地属永宁公社大营大队。遗址平面呈长方形，高出地面约5米，文化层现存厚度约3米，东西长约110米，南北宽约65米，总面积约7 000平方米，上为茂林修竹，内有大量松灰土。采集陶片标本，以夹砂红陶最多，泥质陶次之，少量几何形印纹陶。可辨器形有鬲、甗、鼎、盆、罐等。
2.倪城子。位于桥林镇西北约5华里处，北距石碛河约1华里，地属陡岗公社双桥大队小松生产队。遗址平面不甚规则，西高约6米，东高约4米，文化层现存厚度约2米，东西长约230米，东端宽约40米，西端宽约90米，总面积约14 000平方米，上种豆类植物。采集遗物中完整器仅有小钵1件，余皆为陶片，其中几何形印纹陶和夹砂红陶数量最多，另有少量泥质陶。陶片可辨器形主要有鬲、甗、盆、罐等。
此次十几处遗址的调查，采集遗物有石器、蚌器、陶器及大量陶片。
①石杵，2件。1件采自烟墩子，1件采自平山赵。基本形制一样，略呈斧状。质地都是大型河卵石制成。大部分保留自然面，惟上部两侧打磨成凹弧形，形成握手部分；下端圆弧形，有舂打的使用痕迹。
②石镰，1件。采自蒋城子。前端残缺，后端较宽有拐角，可以安柄。器形近于三角状，通体磨光，刃部为两边磨成。
③石锛，1件。采自大城基。较小，宽扁形，通体磨光。
④砺石，1件。采自大古堆。残缺，中有磨出的凹槽。
⑤蚌刀，1件。采自大城基。完整，呈月牙形，中部有两个圆形穿孔。
⑥陶拍，2件。1件完整，采自湖里钱，1件残缺，采自城山子。完整者为夹砂灰陶，长10.5、宽6.5、厚1.2厘米，呈椭圆形且一端稍翘，背面有一个小圆窝，应为指槽，便于指拈用，正面印纹为凹点纹。残者为灰陶，印纹为不规则的方格纹。
②小钵，1件。采自倪城子。完整，泥质红陶，口微敛，斜直腹，平底略圜。整个器物较小，口径4.5、底径2.4、高3.9厘米，为模型器。
陶片共400多片，主要有夹砂、泥质、硬陶三大类。
夹砂陶，多羼和蚌末，以红陶为主，素面较多，少数饰绳纹。口沿共74件，大致有6种型式：I式，敞口，圆唇；Ⅱ式，敞口，宽沿，内起棱，圆唇略尖；Ⅲ式，敞口，方唇，折肩；Ⅳ式，敞口，方唇，溜肩，鼓腹；Ⅴ式，直口，平沿，方唇；Ⅵ式，口沿外翻，圆唇。器足共38件，大致有4种型式：I式，圆锥形，高裆，袋足较深，实足较短；Ⅱ式，圆锥柱足，矮裆，袋足较浅，实足较长；Ⅲ式，近柱足，稍有袋状，形体粗大；Ⅳ式，圆锥形实足。器底，较少，共6件，多为平底，1件为研磨盆底、内饰细凹槽，1件平底略凹。器腰（腹）共11件，其中辫形堆纹盆之腹部残片5件，指印窝纹甗之腰部残片4件，另2件为一般附加堆纹盆之腹部残片。角状把手2件，1件为鸭嘴形，1件为圆锥形且一端上翘。
泥质陶仍以红陶为主，少量灰陶和黑皮陶，绝大多数为素面，极少数饰弦纹、篦纹等花纹。口沿共21件，大致有10种型式：I式，敞口，圆唇，短颈，圆肩，鼓腹；Ⅱ式，敞口，圆唇，斜肩，折腹；Ⅲ式，敞口，圆唇，直腹弧收；Ⅳ式，敞口，圆唇，束颈，溜肩；Ⅴ式，敞口，圆唇，广肩；Ⅵ式，敞口，方唇，高领；Ⅶ式，敛口，方唇，宽沿，外翻渐平；Ⅷ式，敛口，方唇，鼓腹；Ⅸ式，敛口，方唇，折腹；X式，直口，平沿，直颈。器足，仅1件，较大，圈足外撇，应为器座。器底，亦仅1件，平底。另有豆盘残片2件，敞口，圆唇略外翻，折腹，盘内底饰6道凹弦纹。
硬陶，以灰陶为主，绝大多数都饰有几何形印纹。口沿共12件，大致有8种型式：I式，敞口，圆唇，短颈，圆肩；Ⅱ式，敞口，圆唇，束颈，广肩；Ⅲ式，敞口，圆唇，束颈，折肩；Ⅳ式，敞口，圆唇外卷，束颈，溜肩，斜直腹；V式，敞口，沿略外翻，方唇，广圆肩；Ⅵ式，敞口，尖唇，广肩，鼓腹；Ⅶ式，敞口，圆唇，内沿起棱，高领；Ⅷ式，直口，圆唇，内沿起棱，剖面呈三角形。器底仅有4件，3件平底，1件圜底内凹，另有大量陶片。
从上述三类陶质的口沿、器足、器底以及其他一些特征看，陶片中可辨的器物种类主要有鬲、甗、鼎、盆、罐、豆、钵、碗、盘等。花纹装饰，除绳纹和极少量的弦纹、篦纹外，绝大多数为几何印纹。其图案复杂多样，深刻清晰，主要有：梯格纹、方格网纹、叶脉纹、编织纹（席纹）、回字纹、回字凸点纹、变体云雷纹、多重方格纹、凸方格纹、套菱填线纹、三角填线纹、方格交叉纹，以及叶脉纹与回纹、多重方格纹与方格交叉纹、套菱填线与小方格纹等复合型纹饰。另外，还有贝纹和米格纹陶片各1块。
综观以上采集遗物，基本具备“湖熟文化”晚期的特征，尤其同南京锁金村遗址所出遗物大致一样。如：石杵、石镰和模型陶小钵等，可以在锁金村遗址中找到同样者，而此种石杵为湖熟晚期遗址中一种典型石器，石镰也为“湖熟文化”中常见器形；陶拍则同锁金村遗址中的第二种型式相似，一些器物的口沿、器足的特征，在锁金村遗址中又多有所见；印纹陶中流行的编织（席纹）、回字纹、方格纹、叶脉纹、菱形填线纹以及一些复合型纹饰等，两者亦都基本一致。其中，特别是采集遗物中的具有深袋形锥足和近圆柱形浅袋足的鬲、角状把手、指印窝纹，辫形堆纹、复合型纹饰的大量存在，以及几何形印纹的刚劲清晰诸特征，更具备了“湖熟文化”晚期的典型风格。因此，我们认为，上述调查的十几处遗址属于“湖熟文化”的晚期阶段，时代当为西周早、中期。
同江浦遗址一样，属“湖熟文化”，地处长江北岸者，似有不少。其中有些已被发现，有些则待今后的调查和发掘。早在60年代初期，南京博物院就对长江北岸的仪六地区进行过调查，认为：“湖熟文化”在该地区的分布范围为西至乌江石桥与和县（安徽）接壤，西北至滁县（安徽）乌衣、担子一带，北至仪征高集，东至扬州七里店。遗物也同样具备“湖熟文化”的特征。这就说明，“湖熟文化”不仅分布在长江以南，也不仅局限于江浦县境内，而是在长江北岸的一定范围内存在着，至少在江北仪六地区存在着。因而，这又向我们提出，如果说吴立国始于商末周初，“湖熟文化”晚期遗存即吴国早期的遗存。那么，吴国早期疆域的北界应在哪里呢？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对下述两个问题作一些说明。第一，关于“吴文化”的概念。但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笔者难以讲明白。是否可以这样简单一些说，所谓“吴文化”，即是吴国的文化，它存在于吴立国至吴消亡这一历史时期内。第二，吴文化的上限应在何时。这要看吴究竟始于何时立同。许多同志对此进行过研究，看法不一。一般认为，吴立国始于西周或稍早至商末。持有这一论点的同志多以《史记·吴太伯世家》和丹徒出宜侯夨簋为主要依据。但是，目前国内外史学界对这两个主要依据本身，仍存在一些疑问。如果我们撇开这些暂且不论，那吴立国始于西周或稍早至商末的论点是否能够成立呢？我们认为，依然立之无疑。这主要应以这一时期该地区文化（即“湖熟文化”）的社会性质来看。目前，论证“湖熟文化”早期已进入奴隶制时代的资料，可能还不充分，但其晚期已进入奴隶社会，应是确定无疑的。许多文章对此作过论述，本文不再重复。既然如此，国家、国名就应随之出现。其国名应当就是以后一直延用的“吴”。考“句吴”一词，出现甚早，应当是该地区的族号。这在考古材料中可以得到证明，出土和传世吴器中的“工䱷”“功敔”“功吴”等铭文，即是文献中所说的句吴。所以，我们认为，相当于西周时代的“湖熟文化”晚期的遗存，即为吴国文化早期的遗存；湖熟早期的文化，似也可称为“先吴文化”。
由此，我们也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谈谈吴国早期疆域的北界问题。以往论者，多限于文献资料，把商周时期句吴的地域，划在“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区”。有的同志甚至认为东周早期，“吴国的大本营是苏南一带”，以后才扩展到苏北以及其他一些地区。也有一些学者，通过考证，认为吴立国甚早，疆域最大，北界可达淮渎。例如，清顾栋高在其《春秋大事表》中说，“武王定天下，此时泰伯子孙已自立于句吴，武王因而封之”，其地“分茅胙土之所不及，非若中原齐鲁碁置也，故其地最广远”。清范本礼在其《吴疆域图说》中也曾有所论及，认为“吴立国最先，又僻在蛮夷，封域于诸姬为广大。大抵南滨浙江，北限淮渎，东薄大海，西壤荆舒。其始封之地，于江苏则有苏、松、常、镇、江、淮、扬、通七府一州”。郭沫若同志认为大约在春秋之前或春秋之初，吴的势力就已跨越长江。南京博物院纪仲庆同志在《浅谈吴文化与先吴文化》一文中认为，春秋时期吴国疆域的北界，已占有江苏的江淮之间的全部。以上考证中，比较有把握地认为吴疆域越过长江和占有江淮之间的全部，是在春秋之初。同时，郭沫若同志也提及春秋之前，但没有确定，也没有指出前到何时。范氏所说“北限淮渎”，似乎根据不甚充足。吴国早期疆域的北界，还是一个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而江浦县以及整个仪六地区的“湖熟文化”遗址的调查，正补充了这一缺环。它们雄辩地证明，在西周早、中期，属于湖熟文化的先民们（吴国国民），已经广泛地在长江以北的仪六地区居住，留下了丰富的遗存。长江北岸的许多地区，至少仪六地区，即已归属吴国之版图。而且，可能早在商代，这一地区亦是句吴族的一个组成部分。
原载《江苏省考古学会1981年年会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