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定中庸方法论是立身处世的尺度
所谓中庸方法论，是指以中庸思想涵盖的道德标准、价值理念、行为尺度来指导社会实践活动的理论方法。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学术难题，笔者只能犯难探赜来催发自己深入学习。大家晓得，鲁迅先生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和蔡尚思的《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痛斥了中庸思想及其方法论。说它像骡子，非驴非马；像蝙蝠，亦禽亦兽；像两栖动物，可水可陆。但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原始儒家对中庸思想及其方法论的解读与阐释，充分肯定了它是至善至美的德性：“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在《礼记·中庸》篇里又指出“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进而概括为“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很清楚，认为“君子中庸”的根据是有极大的德、极高的道，通过勤奋学习，不耻下问，达到了广大的境地并且能深入到精细处。即使高明到极点，也坚定不移地践行中庸之道。
用今天的话说，原始儒家创生的中庸观念可与世界观和方法论对接起来叩问。虽然多用唯心主义哲学语言阐述中庸所涵容儒家的政治纲领和思想纲领，但其方法论却是古代社会处理社会矛盾，协调社会关系，完善道德修养，强化灵魂修为的文化积淀，充满着深厚的政治经验和立德树人的智慧。譬如讲，中庸观念承认事物对立的两端是客观存在的，对此应持“和而不同”的原则。孔子强调“执两用中”，防止“过犹不及”。（《论语·先进》）就是看到了事物变化超过一定限度，就将转向反面，所以其方法论对待自然、社会、人生的广阔领域，均具有很强的实践性。
毋庸讳言，缘于春秋战国时期把中庸观念限定在尊尊亲亲的礼教上等级森严的宗法制，奴隶主和封建阶级不断变换统治术，使之扭曲为追风赶潮、和稀泥、老滑头、似是而非的丑八怪。可知上文提及鲁迅与蔡尚思两先生痛斥的中庸丑恶，断非空穴来风。而今不可不开掘内蕴的大智慧、真精神，令其小则使做人行止得体，进退有度，大则有助于避免施政方针策略畸重畸轻，忽左忽右。难怪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指出：“在一切事情中，中庸是最好的。”（《金言》）稍后的亚里士多德于《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也表明了“美德乃是一种中庸之道”。
综上所述，原始儒家学说，无论是“六经之学”还是“社会人文之学”，都是以孔子为代表的精通“六艺”、富有文化修养的中国早期知识分子群体自觉创建民族文化的结晶。此看法的依据是：
其一，这个被汉代始称“儒家”的知识分子群体是以教育活动起家，而教育活动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把教养贵族“学子”的教育内容，主动自觉地进行新的转化，实现带有开创性的教育和学术下移民间，建立起以礼乐文明为特色的中华文化新体系。
其二，原始儒家学说初始面世期，恰逢“百家争鸣”的战国时代。当此之际，各个学术团体倾其全力标宗立派，张扬自家学术建树和文化气象。孔门学派被列为“九流十家”之首，占居显要地位，称其为显学。（《韩非子·显学》）此派对待夏、商、西周存世的文化遗产和学术经典，不像黑格尔批评的“传统管家婆”那样，如经管古董和文物，“只是把它所接受过来的忠实地保存着，然后毫不改变地保持着并传给后代”[2]。正是与此相反，在整理诠释经典过程中，阐发己见，自由进行思想创造，发挥了文化建设的自觉、开放的榜样作用。
其三，如果说欧洲文艺复兴是文化建设的一面自觉旗帜，其动力则是从破除宗教禁锢、解放思想束缚的变革中释放出来的。而原始儒家学说得以自觉建构的创造活力，则是在西周以人配天的理念基础上不断地发酵，直至从神本文化的笼罩中破茧而出，一种具有人本性质新的文化形态诞生了。它以强大的生命力推动了中华文化自觉建设新时期的到来，它把道德作为建设社会新秩序的必要条件，使人的自我意识和人格观念的光彩始照人寰。
【注释】
[1]《礼记·礼运》，《儒家经典》，团结出版社，1997年，第275页。
[2]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56年，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