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作为倚声文学的词，在宋初是文人手中调笑遣兴的玩物，后经苏轼别开风气，将诗词等观，为词的成长展拓了新的领域。可是北宋末期，国运衰微、世风日颓，大晟词人醉心在征歌逐舞中增衍词调，追求字句的精工圆润，讲求音乐的美听，只是在提高词的形式美上大下功夫，在题材内容方面却仍在晏欧的范围里徘徊。女真军事贵族的铁蹄踏破了一般士大夫的迷梦，尖锐的民族矛盾使统治阶级内部分裂成势如水火的抗战与投降两大派。在复杂激烈的斗争中，铸就了李钢、胡铨、岳飞、张元干、张孝祥等一批爱国词人。陆游正是在这些先驱的熏陶下，继响而来，结合自己的生活道路，于错综交织的社会矛盾中广泛摄取创作素材，用自己的血泪谱写了不少抗战爱国之词。这些“铿然彻耳、焕然夺目”的作品，奠定了陆词的基调，与他忧国爱民的诗篇同为放翁创作的精华，“集中有此，如屋有柱，如人有骨”。（方回《瀛奎律髓》卷三十二附纪昀批）它们不仅具有南宋豪放派词作的共同思想特征，反映人民要求驱外寇、锄内奸，反对民族压迫的强烈愿望，而且其中的爱国主义是诗人从自己对时代生活的感受中提出来的，包括极其丰富的内容。
第一，鼓舞人们报仇雪耻，恢复国土，树立抗战救亡的胜利信心。梁启超读《放翁诗集》有感于“集中什九从军乐”，（梁启超《饮冰室文集》卷四十五下）高度赞扬了陆游屡屡吟咏壮岁鞍马的重大意义。放翁词里的爱国之作，也多通过歌唱军旅生活的威武、欢畅，激励人们习武图强，抖擞民族精神，动员大家奔赴杀敌疆场，建立千古不泯的功业。他在刚踏上仕途的时候，就以词鞭策僚友，要他成为一名“白羽腰间”的将军（《青玉案》）。隆兴二年（1164）陆游任通判镇江军府事。上年五月张浚领导的北伐之师兵溃符离，投降派乘机兴风作浪，不惜施展一切卑鄙下流的政治阴谋贬死张浚。同时，为媚悦女真军事贵族而屈膝求和，重新骗取宰相权柄的汤思退，“自撤边备，罢筑寿春城，散万弩营兵，辍修海船，毁拆水柜”，并“撤海、泗、唐、邓之戍”。（《宋史纪事本末》卷七十七）更有甚者，暗中与敌人勾结，邀其出动，胁迫议和。弹指之间，张浚在江淮地区招募抚辑和整军备战的巨大成果竟付之东流，而国家再遭濒危。当此之际，陆游写了一篇《水调歌头·多景楼》鼓舞抗战派重整旗鼓，再度相机北伐，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
江左占形胜，最数古徐州。连山如画佳处，缥缈着危楼。鼓角临风悲壮，烽火连空明灭，往事忆孙刘。千里曜戈甲，万灶宿貔貅。
露沾草，风落木，岁方秋。使君宏放，谈笑洗尽古今愁。不见襄阳登览，磨灭游人无数，遗恨黯难收。叔子独千载，名与汉江流。
张孝祥《题陆务观多景楼长句》：“甘露多景楼，天下胜处。废以为优婆塞之居，不知几年。桐庐方公尹京口。”“阅月楼成，陆务观赋《水调》歌之”。（张孝祥《于湖居士文集》卷二十八）卢宪《嘉定镇江志》卷十五载，隆兴二年八月，方滋再任镇江知府。诗人面对祖国分裂，政权偏安而不求进取的现实，登临高楼遥想俯察，触目成句。词由交代镇江的军事地位，到描写眼前干戈纷扰、兵连祸结的惨景，一步步托出忧念时局的痛苦心境。“使君”二句陡然扬起，颂扬方滋这位体国恤民的名臣贤士，在战事临头、时局紧张的情势下，从容潇洒，指挥若定，从他身上诗人看见了抗战救国的希望。陆游推崇方滋非同庸俗文人的吹捧逢迎，而是长抗战派的威风，灭卖国者的气焰，在两派斗争你死我活的时候，这词还是有现实意义的。不仅这样，诗人更进一步，深冀方滋和其他爱国的贤能要像西晋镇守襄阳的羊祜那样，为社稷整军经武、“绥怀远近”，得天下人心，为抗战复国流芳百世。在宋金两朝对抗的历史时期，陆游心目中的英雄就是驱虏杀敌，雪洗民族耻辱的仁人志士。他不止热烈地歌颂这种杰出人物，更多情况下是表明自己渴望为祖国冲锋陷阵，以扫平河洛自期的决心与勇气。乾道八年（1172）初，四川宣抚使王炎辟陆游为幕宾，从而，他有了身临前线，“灭贼报国仇”的机会了。当备战工作进展迅速，收复失地指日可待的时候，陆游把喜不可遏的心情熔铸在《秋波媚·七月十六日晚登高兴亭望长安南山》的词里：
秋到边城角声哀，烽火照高台。悲歌击筑，凭高酹酒，此兴悠哉。
多情谁似南山月，特地暮云开。灞桥烟柳，曲江池馆，应待人来。
肥沃的泥土可以栽培出绚烂、芳香的花朵，诗人豪爽壮快、发扬踔厉的军旅生活使之创作出这样峥嵘飞动、热情奔放的词章。词里的“悲歌”应与王充《论衡·自纪》“悲音不共声而皆悦于耳”中的“悲”字同义，它描绘了军乐的激越、动听。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大反攻的前夕，将士们乘秋高气爽之夜，在烽火与朗月的交辉中，登高远眺，对着进军的目标引吭高歌，以酒遣兴，此情此景是何等的雄壮、何等的豪迈！收尾用“灞桥”“曲江”指代长安故地，以情人看待那里的同胞，生动表明了诗人的心早已飞向了祖国的北方。
几乎是在写这词的同时，诗人为宣抚使司新修建的静镇堂作了一篇记文，绘声绘色地描述了想象中的胜利前景：“虏暴中原久，腥闻于天，天且悔祸，尽以所覆畀上。而公方弼亮神武，绍开中兴，异时奉銮驾，奠京邑，屏符瑞之奏，抑封禅之请，却渭桥之朝，谢玉关之质。”从当时抗战救亡的大好形势看，诗人的想象是合理的。据陆游离开南郑十五年后所写的《昔日》诗自注云：“予在兴元日，长安将吏以申状至宣抚司，皆蜡弹，方四五寸绢，虏中动息必具报。”二十九年后又说：“忆昨王师戍陇回，遗民日夜望行台。不论夹道壶浆满，洛笋河鲂次第来。”其下自注“关中将吏有献此物者”。可知，诗人词中所表现的内容是当时救亡图强大好形势的真实写照。他离开南郑以后，从没间断歌唱戎马生活，他的《月上海棠·成都城南有蜀王旧苑，尤多梅皆二百余年古木》怀古幽情撩起了他对抗战前线的深切思念。“折幽香谁与寄千里，伫立江皋，杳难逢陇头归骑。音尘远，楚天危楼独倚。”前线的友人，前线的生活，他是永远也忘怀不了的。有时则饱墨淋漓，畅然满志地描写他的壮岁从军经历：
羽箭雕弓，忆呼鹰古垒，截虎平川。吹笳暮归野帐，雪压青毡。淋漓醉墨，看龙蛇，飞落蛮笺。人误许，诗情将略，一时才气超然。
——《汉宫春·初自南郑来成都作》前阕
壮岁从戎，曾是气吞残虏。阵云高，狼烽夜举。朱颜青鬓，拥雕戈西戍。笑儒冠自来多误。
——《谢池春》前阕
这些爱国词作塑造的英雄形象，其意义在于，它具有藐视敌人、压倒敌人的气概；具有感发士气、民心，从南宋统治者所散布的懦怯和失败的空气中振作起来，增强对敌战斗的勇气和力量。将爱国热情托于歌词，这是豪放派的优良传统，不过陆词却有自己的特色。例如东坡词中诸如《江城子·密州出猎》就已经反映了明确的爱国主题，但苏轼只以跃马飞鹰、打猎练武来抒写自己渴望捍卫国家、立功边廷的壮志。对于鼓舞民族斗志来说，陆游直接描写刀光剑影的战争年代生活的词，就更富有现实性。《贺新郎》“曳杖危楼去”“梦绕神州路”是张元干的两篇代表作。它们从民族斗争中主和与主战的路线斗争互相交错的关系上，热烈赞扬反降派淫威不屈，抗战到底的坚强意志。而陆词通过描述亲身经历的战斗生活，自写襟怀，以充满爱国激情的主人公形象打动读者。
假如把朱敦儒所谓“扰时念乱”“似陆务观”（王鹏运《樵歌跋》）的词作放在这里，人们立即就能发现与陆词的区别。朱的《水龙吟》：“回首妖氛未扫，问人间，英雄何处？”《相见欢》：“中原乱，簪缨散，几时收？”中原沦陷，民生涂炭，引起作者巨大悲痛，但是朱词仅仅表现为期待英雄人物出世来拯救危难的祖国，缺乏陆词那种以恢复事业为己任的主人翁态度，以及鼓励人民打击敌人，战而胜之的英雄主义精神。
第二，表现诗人政治抱负和黑暗现实的矛盾，倾吐救国理想遭受挫折后的悲愤和不平。宋金民族间的矛盾是陆游生活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残酷的女真军事贵族，在祖国的北方实行血腥民族统治，对南宋时而发动战争攻城略地、掳掠财富，时而用和谈麻痹南宋斗志，以赢得喘息的工夫。以汉族为主的劳动人民血汗化成的金帛，像流水一样淌进了女真贵族的无底欲壑。“九地黄流乱注，聚万落千村狐兔”（《全宋词》1073页），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的破坏，历史的脚步被拖向后退。出身于封建士大夫家庭的陆游，在“民族高潮面前，一切阶级差别都消失了”的特定时代环境里，[2]他的最高政治理想就是为光复“两河百郡宋山川”、促进祖国的中兴大业做出贡献，进而“封侯定远，图像麒麟”（《洞庭春色》）。
当国家利益和个人奋斗目标相统一的时候，个人志愿应该受到保护和支持，何况具有文韬武略的陆游，在入仕不久便显示出战略家的军事才能和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可是隆兴和议之后，南宋小朝廷苟且偷安的思想更为泛滥，“乾道淳熙间，三朝授受，两宫奉亲，古昔所无，一时声名文物之盛，号小元祜”。（《知不足斋丛书》中《〈武林旧事〉序》）奢靡的生活是腐败政治的反映。民族的生气、国家的前途就在这群庸碌无能的统治者的花天酒地中被断送了。“岁月惊心，功名看镜”（《赤壁问》），陆游深切体会到了“和戎壮士废”（377）的痛苦。因此，他在宣传抗战救国政治抱负的同时，不可避免地要发泄自己理想无由实现的愤懑与不平。如《真珠帘》中诗人发出情急势切的质问：“镜里新霜空自悯，问几时，鸾台鰲署。”在《双头莲》里大发感慨：“华鬓星星，惊壮志成虚，此身如寄。萧条病骥，向暗里，消尽当年豪气。”又如在《绣停针》《鹧鸪天·送叶梦锡》等词中，诗人接连不断地惊叹岁月蹉跎而功业未就，抒发惆怅侘傺的情怀。这是封建社会有为之士遭到迫害以后的共同感受，但陆游和别人表现不尽一样。
以张孝祥为例，张的一生也有志于恢复事业，前人称他“雄略远志，其欲扫平河洛之氛祲，盈洙泗之膻腥者，未尝一日而忘胸中”。（谢尧仁《于湖居士文集序》）然而，在仕途起落变化面前，他虽曾自惜怀志未遂，而词中那种清高旷达的态度却完全显露出另一种精神境界。乾道二年（1166）他从广南西路安抚使的任上被谗落职，由桂林北上过洞庭、泛潇湘都留下了词作，对政治打击他付之一笑。其中《念奴娇》“洞庭青草”更为突出，词中那种超脱世事的情趣完全掩埋了政治失意的苦恼。而在陆词里却展示出另一种精神面貌，不论酬答唱和、送友话别，还是登临抒怀，羁旅游览之作都在对丧权辱国统治者的愤怒不满中，表现出忧民族之所忧，想国家之所想的高尚思想境界。《蝶恋花》是他乾道八年（1172）十月间离南郑赴官成都路中写的一首行旅之词。
桐叶晨飘蛩夜语。旅思秋光，黯黯长安路。忽记横戈盘马处，散关清渭应如故。
江海轻舟今已具。一卷兵书，叹息无人付。早信此生终不遇，当年悔草长杨赋。
陈廷焯曾评论说，放翁此阕收结二句“情见乎词，更无一毫含蓄处。稼轩《鹧鸪天》云‘欲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亦放翁意，而气格迥乎不同。彼浅而直，此郁而厚也”。（《白雨斋词话》卷八）陈氏的所谓“浅而直”的批评显然是错了。这首词的开头以侧笔取势，勾画出深秋衰飒的景象。羁旅辛苦，诗人却夜闻“蛩语”，不能成寐，这里诗人没有直接表露自己心事沉重，而此意确已含蓄其中了。接着，诗人回忆了南郑期间与敌人惊心动魄的遭遇战。“黯黯长安路”一句是上片的词眼，说明诗人虽然告别了前线，却仍然深挚地留恋戍边生活，并痛惋收复关中，动摇金人根基的作战计划没能见诸行动。下片紧紧扣住这份关系国家前途的作战方案大发议论。“一卷兵书，叹息无人付”，一直萦绕诗人心际的、重整河山的伟大理想无日实现了，诗人无限慨叹，对统治者无心抗战表示极大的悲愤。这里绝不是个人狭隘的情感，而是对民族兴衰存亡的关心，这难道是意“浅”吗？陆游在军中目睹了将士敌忾同仇，中原人民企盼恢复的实况，唯独统治者坐视国家衰微、民族屈辱，阻挠救亡图存的大策，使抗战志士“为国忧民空激烈”（404页）。如此，怎能要求陆游锋影不露，符合陈氏“发之又必若隐若见，欲露不露，反复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的“作词之法”呢？（《白雨斋词话》卷一）文学创作贵在真实，而愈是真实的东西，往往愈有独创性。我们从壮志难酬的怆痛中倒可以体会陆游坚定的爱国立场。诗人来成都后又写了一首登临感怀之作《感皇恩》：
小阁倚秋空，下临江渚。漠漠孤云未成雨。数声新雁，回首杜陵何处。壮心空万里，人谁许。
黄阁紫枢，筑坛开府。莫怕功名欠人做。如今熟计，只有故乡归路。石帆山脚下，菱三亩。
词中虽有理想受挫，欲去国还乡的愤怨，但怀念中原被金人蹂躏的国土和同胞，向往匡复志业仍是全词的主调。淳熙四年（1177），陆游在知嘉州的官职被黜的情况下写了《晚秋登城北门》的诗：“幅巾藜杖北城头，卷地西风满眼愁。一点烽传散关信，两行雁带杜陵秋。山河兴废供搔首。身世安危入倚楼。横槊赋诗非复昔，梦魂犹绕古梁州。”诗中“一点烽传散关信，两行雁带杜陵秋”与词中“数声新雁，回首杜陵何处”互为注脚，一意两出。陆游的政治理想和爱国热情，即使处逆境，遭贬斥也毫无减退，只是又增添了一层报国无门的怅恨，这正反映了诗人理想和现实的矛盾。
他在《沁园春》中直接喊出“许国虽坚，朝天无路！”《望梅》里进一步揭露了现实的丑恶：“长绳漫劳系日，看人间俯仰，俱是陈迹。纵自倚，英气凌云，奈回尽鹏程，铩残鸾翮。”若从这首词的表面看，好似摅写对官宦生活的厌倦，政治上无可奈何的哀怨。深究一层，便会发现流露在字里行间的是诗人的满腹牢骚及其对政治迫害的控诉！但用词的形式表达就显得委婉吞吐。同样的思想，在他的散文中就讲得更为直切：“某箪瓢穷巷，土木残骸。早已孤危，马一鸣而辄斥，晚尤颠沛，龟六铸而不成。羽翮摧伤，风波震荡。薄禄作无穷之崇，虚名结不解之仇。”这篇《谢周枢使启》是后于《望梅》作的，可见，陆游抗战爱国词中所反映的诗人内心痛苦和矛盾，是他一生都没有解决的问题。因为抗战与投降、正义与邪恶交织在一起，互相搏斗，伴随着南宋社会的始终。
第三，政治失意、壮心不已，屡遭打击，恢复中原理想却不可摇撼的顽强精神，是陆游爱国词作的又一特色。陆游一生对待来自投降派的迫害始终是挺身而对的。他的《卜算子·咏梅》就是表现这种高贵品质的代表作。这首词的创作年代已不可考，它却反映了陆游政治生活中每个阶段的态度。绍兴十一年（1141）之后，秦桧“两居相位，凡十九年”，组织卖国政府，包揽一切大权。陆游的父兄师长备受压抑和敌视，就连他自己也没有逃出奸相的魔掌。绍兴十二年（1142），秦桧“谕考试官以其子熺为状元”，时隔十二年，他又令考官“以其孙埙为状元”。然而这次主考官陈阜卿秉公持正，依考卷定陆游为第一。秦怒，竟以“其喜论恢复”为借口，于礼部复试时废黜陆游的考试资格。这在封建社会里，对士子的打击是极其残酷的。
杜甫、元结不是也有过类似的遭遇吗？天宝六载（747），他们参加特科举考试，李林甫嫉恨贤能，玩弄诡计使其全部落榜。愤怒之下，元结说：“正方终莫可，江海有沧州。”（《全唐诗》2697页）杜甫五年后遗恨未消，终于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里一吐块垒：“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陆游却振作自拔，“时情竟脂韦，家法独肮脏”，只是向权贵投以蔑视的一瞥，依然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张浚死后，主和分子说他：“交结台谏，鼓唱是非，力说张浚用兵。”（《宋史·本传》）在是非颠倒的社会里，陆游因爱国又丢掉了隆兴府通判。在这“电转雷惊”的打击面前，他绝不摇尾乞怜、出卖灵魂，反倒明白表示：“何人解，问无常火里，铁打身坚。”（《大圣乐》）险恶的政治风雨把他磨炼得越来越坚强了。他四十八岁那年，去南郑从军过葭萌时作了一首《鹧鸪天》，坦露自己真实胸怀。
看尽巴山看蜀山，子规江上过春残。惯眠古驿常安枕，熟听阳关不惨颜。
慵服气，懒烧丹。不妨青鬓戏人间。秘传一字神仙诀，说与君知只是顽。
这次诗人由夔州去南郑，取道万州、梁山军、岳池、利州等地，沿途崇山峻岭，湍江急流，陆游不以为艰难反而感到赏心悦目。独眠古驿，耳听如泣似诉的“阳关”离别曲，多情的诗人安之若素。高尚的理想，产生巨大的力量，陆游顽强精神来自他救国拯民的伟大抱负。“顽”字是他的精神支柱，鼓舞他面对任何艰难险阻都能不气馁、挺得住、干到底。这既不是“服气”“烧丹”的虚妄道术所能支持的，也不是放言高论、不务实际的理学家们所能比拟的。他表达心声之词，确如瑰宝，闪烁着坚毅不拔精神的光辉。如《夜游宫·记梦寄师伯浑》，陆游以矢志不移的复国初衷策励朋友。
雪晓清笳乱起。梦游处不知何地。铁骑无声望似水。想关河，雁门西，青海际。
睡觉寒灯里，漏声断月斜窗纸。自许封侯在万里。有谁知，鬓虽残，心未死。
师伯浑名浑甫，是陆游在四川眉山相识的一位豪杰。王炎、范成大都很器重他，“方宣抚使临边，图复中原，制置使并护梁兵民，皆巨公大人，闻伯浑名，将闻于朝，而卒为忌者所沮”。他的“英发巨丽”的才气和遭到“排击沮挠”的命运，陆游深为“时惜”，愤然不平，二人志同道合，推为知音。这首词诗人把常绕于梦中的心事倾述给友人，互相砥砺，表达爱国衷肠至死不变。在陆游因宣传抗战，抨击恶势力的诗词招惹权贵忌恨，丢掉“礼部郎中兼实录院检讨官”职权，罢归乡里期间，他恢复中原的热望丝毫也未减退。
嘉泰元年（1201），南宋王朝伪学之禁十分森严，与陆游交情甚笃的朋友中周必大、朱燕、叶适等人都被列在“伪学逆党得罪著籍”的名单上。（《宋史纪事本末》卷八十）这场斗争危及陆游的政治处境，次年，他“奉祠岁满，不复敢请”，生活陷入了窘困的状态。可是，我们在陆游这个时期的诗文和长短句中，仍然能听到时代的呼声：“今天子神圣文武，承十二圣之传，方且拓定河洛，规恢燕赵，以卒高皇帝之武功。”看到以身许国志士的决心：“当年万里觅封候，匹马戍梁州。关河梦断何处？尘暗旧貂裘。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州。”（《诉衷情》）词气踔厉，好似从胸中喷出，“使人读之，发扬矜奋，起痿兴痹”[3]，表现了一位老当益壮的勇士奋勇求战，时不我待的心理。陆游抚时忧危，热爱祖国和人民的高贵品质令人起敬，他的摅写真性情、真抱负的爱国诗词，犹如高扬爱国精神的丰碑，使千秋万代的人民铭感不忘，成为振兴中华的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
当然，我们还必须看到，陆游爱国主义思想和今天相比，存在很大差别。他“一身报国”是与“杀身报主”联系在一起的，这样的爱国主义打上了封建士子忠君的印记。另外，在称赞陆游为抗战事业追求“青史功名”的时候，也要警惕反映在他词中的庸俗的名利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