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思想的主旋律

杜甫思想的底色在其创作实践和生活道路上，表现出较为斑驳的特征，但占有主导地位、称得上主旋律的仍与“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的家族文化传统息息相通。作为祖祖辈辈从政为官的后代，杜甫深知欲施展自己的才能，实现政治理想，首先必须摆正自己的位置，对君王要忠贞不渝。在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被视为国家的象征，君与国很难剥离，忠君和爱国总是交织在一起的。他关心国家命运，渴望时局安定、社稷中兴的爱国之情，自然也是对君王的悃诚之心。从早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到晚年“安得覆八溟，为君洗乾坤”（《客居》），诗人忠君爱国、匡时济世的思想，无论入朝在野还是境遇穷达，都没有改变。而且因社会动乱、生活困顿，诗人逐步接近平民百姓，更多地认识社会底层的生活，所以儒家的仁民爱物、民为邦本的观念，很容易成为诗歌创作的思想基础。至于诗人曾揭露皇帝的罪过，批评其政治失误。这正是封建士子忠君的一种表现。

毋庸讳言，杜甫思想也有佛、道二教及道家学说的烙印。人们不难在杜甫的诗歌里找到反映他对佛、道颇有情趣的作品，如《巳上人茅斋》《和裴迪登新津寺寄王侍郎》《丈人山》《赠李白》《写怀》二首等。在他留给人间最后的一首诗里还说：“葛洪尸定解，许靖力难任。家事丹砂诀，无成涕作霖。”（《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儒、佛、道三者并存，是盛唐社会开放心态的产物，即使是忠君忧国、仁民爱物思想浸透灵魂深处的杜甫，接受一定的佛、道思想影响也是不足为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