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评孔再添新质
宋代是儒家学说创新的时代，也是儒学实现哲理化的历史时期。始经周敦颐、邵雍、程颢、程颐，终至南宋集其大成者朱熹，把哲理化的儒学铸就成一个精致而深邃的新儒思想体系，因其论学多言天地万物之理，故称理学，亦常谓之道学。理学创始人周敦颐着力发挥《周易》哲学和《中庸》关于“诚”的观念，引道入儒，改造道教《无极图》为《太极图》，著作中提出的太极、阴阳、五行、动静、性命等概念，逐渐衍为理学的基本范畴。程颢与弟程颐是周敦颐的学生，也称“二程”。程颢崇尚儒家，发挥孔子“仁”的思想，重主观内心修养，在不否定有生知的同时，更强调学知的重要性，“纵使孔子是生知，亦何害于学？如何礼于老聃，访官名于郯子，何害于孔子”（《遗书》卷十五）。其弟程颐要求夯实孔学的基本观念，强调仁义为一切言行的准则。他说：“《论语》为书，传道立言，深得圣人之学者矣。”（《二程遗书》卷二上）“学者先须读《论语》《孟子》。穷得《论语》《孟子》，自有个要约处，以此观他经，甚省力。《论语》《孟子》如丈尺权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见得长短轻重。”（《二程遗书》卷十八）如果“外仲尼之道而由径，则是冒险阻，犯荆棘而已”（《二程遗书》卷四）。二程在理学建树上，继承张载的“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说，指明天地之性就是仁义礼智，而仁义即为封建伦理纲常，便是天理。世界万事万物，社会所有关系，在二程心目里“皆只是一个天理”（《二程遗书》卷二）。
南宋朱熹以儒家道统人物自诩，尊孔子说：“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朱子语类》卷九十三）奉圣人之言为绝对真理，“圣人千言万语，只是说个当然之理，恐人不晓，又笔之于书。自书契以来……周公、孔、孟都只是如此，可谓圣矣。只就文字间求之，句句皆是”（同上，卷十一）。不过朱熹不愧为杰出的学者，他勇于改变汉唐以字义训诂方式解释儒家经典，对《论语》独抒己见，如释“温故而知新”，他指出倘若照搬书本里的话，那只是呆子读书，“不知新只是记得个硬本子，更不解去里面搜寻得道理”（同上，卷二十四）。相反，“温故而知新是活底，故可以为人师，记问之学只是死底，故不足以为人师”（同上）。这与今人讲的“作学问、须学问，问记答、非学问”，何其相似！朱熹好学、会学、活学、创造性地学习，“博极群书，自经史著述而外，凡夫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而讲究也”（《宋元学案·晦翁学案》）。《四书章句集注》是他积学40年之功夫，精心推敲钻研，呕心沥血编订成书的。朱熹对理学思想体系的完备功不可泯。他与孔、孟、董仲舒不同之处是，把道德论上升到本体论的高度，将人性善恶、理欲之辨纳入“理一分殊”的思维范畴。这是发展了先辈们的儒家学说，构建起富有思辨、哲理化的理论框架，这也是儒佛道合流的必然结果，是儒家思想的新体系。它统治了中国封建后期达700年之久，其触角伸进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扼杀新生事物、窒息新思想的沉重精神桎梏，吞噬无辜生灵的吃人礼教，但也不应漠视其在我国思想文化演变进程中的作用。其中强调道德自觉来实现理想人格的建树，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中华民族注重气节情操、关注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的文化性格。
宋代理学另派代表人物陆九渊，虽然维护儒家道统，承认孔子在思想学术界的独尊地位。但是他从“心即理”的观点出发，要求对古代儒家经典应以“吾心”反省内求。认为要达到孔子的仁之境界，全在于“发明本心”的自我主观上的扩充和超越。“仁，人心也，从心所欲，不逾矩，此圣人之尽仁。”（《象山全集》卷二十一）他怀疑包括《论语》在内的儒家经典，指出《论语》中亦有“无头柄的说话”，“如学而时习之，不知时习者何事”（同上，卷三十四）。标举生疑、有疑是学习长进的必备条件，“为学患无疑，疑则有进，孔门如子贡即无所疑，所以不至于道”（同上，卷三十五）。陆九渊的儒学理论可以说是明代王阳明学派的先导。
王阳明被称作明代心学集大成者。他创“致良知”说，解说良知为人先天俱来，“个个人心有仲尼”，“人人自有定盘针”（《咏良知四首示诸生》）。他告诫弟子说孔老夫子的“一以贯之”即是“致其良知”（《传习录》中卷）。他坚持以自己的观念化用孔子的思想，把孔子“吾有知乎哉？无知也”解释为“良知之外别无知也”，“良知不由见闻而有，而见闻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滞于见闻，而亦不离于见闻”（同上）。他创建“知行合一”说，联系孔子“温故知新”阐述知行的关系，“惟夫知新，必由于温故，而温故乃所以知新，亦可以验知行之两节矣”（同上）。和前人对照，王阳明知行合一论更强调“行”的重要性，他说：“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其目的在于敦促受教育者把学得的知识付诸实践，为统治者服务。王学的知与行和今天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不能等同，其错误是他误认为知行只是一体。他接受孟子的性善论，进而补充说，在外界事物的诱惑下，人性也会昏蔽，只能借助“存天理，去人欲”才可复得良知。他赞同孔子的“正名”等级名分主张和礼治教化思想，十分欣赏孔子“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
他的可贵处是大胆倡言人心本身宜为是非的标准，孔子之言未必是绝对权威。“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传习录》中卷）王阳明的学说为后人留下了广阔的空间，自身的矛盾处经弟子们进一步解析，抽绎出不少的生长点，于是形成了以王艮为代表的王学左派。王艮素有雄心伟抱，否定“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君子思不出其位”（《论语·宪问》）的消极思想，表白“某草莽匹夫，而尧舜君民之心，未尝一日忘”（《心斋王先生全集》卷五）。他的再传弟子李贽（师事王艮之子王襞），对孔子及儒学持批判态度。赞美关心农事的樊迟，讽刺轻视农业劳动的孔子，反对“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非议把孔子偶像化，“余自幼读圣教，不知圣教；尊孔子，不知孔子何自可尊”（《续焚书·圣教小引》）。李贽的思想明显地带有中国古代早期反封建的启蒙主义色彩，对明清之际的思想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