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散文创作成果盘点
刘禹锡是唐代杰出的散文家,如今他存世的文章将近二百五十篇,其中不乏为人称道的散文名篇。值得注意的是,他从事散文写作的进程恰与中唐古文运动的发展相合拍,他的散文创作理论与实践为推进古文运动的不断深化,完善和丰富阅世不久的新型散文,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当时著名的古文家李翱曾说:“翱昔与韩吏部退之为文章盟主,同时伦辈,惟柳仪曹宗元、刘宾客梦得耳。”(《刘集笺证》第四八七页)后世也认识到了他在唐代散文流变史中的地位,宋人谢采伯《密斋笔记》云:“唐之文风,大振于贞元、元和之时,韩、柳倡其端,刘、白继其轨。”不同时代人的相似看法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刘禹锡在许多文章里所表达的文学见解,和韩、柳古文理论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例如他对文道关系这个古文理论核心问题的意见是:“乃今道未施于人,所蓄者志,见志之具,匪文谓何?是用颛颛恳恳于其间,思有所寓,非笃好其章句,泥溺于浮华。”(《献权舍人书》)这里“道”和“志”的内涵主要是针对兴邦治国、济时及物而言的,与柳宗元论及的道大体一致,体现着要求改良政治的进步理想。刘主张以文表达志向、文是寓道之具,实与韩愈倡导的“文以载道”同出一辙。
刘在强调文应润色王业,表现与政治相关之道的时候,亦没有忘记文的艺术价值。他评论名相韦处厚的文章为:“公未为近臣以前,所著词赋、赞论、记述、铭志,皆文士之词也,以才丽为主。自入为学士至宰相以往,所执笔皆经纶制置财成润色之词也,以识度为宗。”(《刘集笺证》第四八七页)正因为他不是用同一个审美标准去评价各种类型的文章,所以他才能对唐代历经艰难曲折而造就出来的新型散文,备极推崇。他说柳宗元的散文成就堪与班固、扬雄比肩(《刘集笺证》第一五三五页),而把韩愈在文坛上的地位和影响,比作华岳耸天,凤凰鸣叫,充分肯定其巨大的导向作用(《刘集笺证》第一五三七页)。从中也可以觉察到他一生孜孜不息地创作散文的某些原因。当然,他写作的更大动力仍是来自革新政治的理想。他的创作实践表明,最能反映他散文思想特色的作品,一是在哲学思想的高度上探索革新理论,二是在舆论层面上揭露时弊,口诛笔伐黑暗腐朽的社会势力。
他的哲学论文《天论》三篇就是前一种的代表作。这组论文总的旨意是批判唯心主义的天命论,肃清它在政治生活中的恶劣影响。同时用曲笔控诉现实社会法制毁坏,是非颠倒,革新者无罪得祸,深慨人事自紊,并非与天有关。作者在论述过程中有破有立,提出了不少十分可贵的唯物主义哲学命题。其上篇分析了天与人即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关系,说明两者各有自己的职能。天的职能是生万物,人的职能是讲法制、治万物,天和人各有其能、各有其不能。这是他提出“天与人交相胜”学说的依据。进而,从社会治、乱的不同情形挖掘了“天命论”产生的社会根源,明确表白“人道昧”、法制废弛就必然产生天命论。这种观点在历史上曾起到进步的作用。
其中篇在“天与人交相胜”的基础上,又提出了“还相用”的独到看法。他认为天与人是万物中最突出的一种关系,而万物间无穷无尽不断变化的原因,是它们互相超胜、互相矛盾又互相作用的结果。但是,天和人不同,它是没有意志的,所以“人诚务胜乎天”。可见他已经认识到了人具有利用和改造自然的主观能动性。尤为令人惊叹的是,作者又从人们能否认识和把握自然规律的角度,追究了天命论产生的认识根源。他在论析这个问题时指出:任何事物包括天在内,都存在着数(制约事物运动规律的内因)和势(事物运动规律的外部表现)。天不能逃乎数,“数存而势生”,人与天的关系是人具备测数与势的能力,因此,人有条件自觉地按照“数与势”作用于天。他还阐明了物质世界中的有形与无形问题,他认为,世上压根就没有无形之物,“其无形者,特微眇而不及察之形也”,无形者只有附于有形,然后才显其形。柳宗元深佩其见解精到。以上两点不仅是篇中的精粹,亦是古代哲学的睿智之见。
其下篇是“人诚务胜乎天”观点的拓展,引出了“用天之利,立人之纪”的结论,并批判了历史上的有神论思想。通观三篇论文继承和发展了荀子以来的唯物主义学说,对封建政治革新有着深刻的理论意义。拘于时代束缚还无力进行完全符合科学的论证,却仍不能掩盖其思想的光华。作者以天人关系为线索纵贯三篇,而视角不断推移,逐层铺展,论析周备严密,每篇又各具重点,不蔓不枝。行文或设譬类比,或以对话荡起波澜,语兼情理,活泼生动。因而宋人叹曰:“刘梦得著《天论》三篇,理虽未极,其辞至矣!”(宋祁《笔记》卷上)
刘禹锡揭露社会矛盾、抨击弊政之文,体裁多样,不限于议论文一体。其《华佗论》和《辨迹论》可谓史论中的别裁,前者借曹操杀害华佗一事,愤怒谴责当朝统治者专横凶残的本质,为革新领袖王叔文惨遭毒手鸣冤。文章笔锋冷峭却纡回尽意,于宕折中将满腔悲愤郁勃之气泄诸笔底。后篇使用更为隐曲的手法,以古喻今。作者颂扬名相房玄龄等人政绩的真实意图,是强调当权者用人之道的关键,在于他的“心”和“道”能否为人信服,也就是他的思想品质和推行的政治路线能否取信于天下,这是调动各种贤才为国效力的保证。与房玄龄相反,那些妒贤专权之辈如李敬玄“擅能,失材臣而败随之;林甫自便,进蕃将而乱随之”,给国家带来严重灾难。作者以此影射宠信宦官、纵容藩镇、迫害革新才士的当朝统治者,暴露其罪恶,委婉抒愤。
他的《答饶州元使君书》是一篇书信体的政论文,阐发了为政治郡的见解和矫革弊政的主张:“知革故之有悔,审料民之多挠。厚发奸之赏,峻欺下之诛。调赋之权,不关于猾吏,通亡之责,不迁于丰室。因有年之利以补败,汰不急之用以啬财。”作者贬官地方,对日趋尖锐的社会矛盾看得很清楚,指陈利害,言不虚发,多是利国惠民之见,《奏记丞相府论学事》也不例外。《明贽论》是议吏道的论文,婉言革新贾祸之冤,旁敲侧击官场腐朽势力之可憎。《口兵戒》《观博》《观市》《救沉志》等篇,因事立题,借题发挥,揭露丑恶含讥带讪,其间精彩议论常以点睛之笔出之。文短意长,形式灵活而文学色彩很强,颇类杂文小品。《因论》七篇,作者说非“立言”、非“寓言”,只是“有感”而作。除《原力》之外,余者六篇都与现实乖谬、官场险恶、官政失措有关涉。文章事理双写,议论与文采相得益彰,葱郁畅茂,又富辩证思想。瞿蜕园先生认定其为刘的青年时作品,由此可知他早年丰赡的才华和关切民生国运的政治素质。
在议论文之外,刘禹锡所写的书启、集纪、墓志、祭文、碑铭、壁记、杂著等形式多样的应用文中,仍有鞭挞社会丑恶的作品。如《高陵令刘君遗爱碑》热情颂美一位清正爱民、不畏权势、刚毅果敢的封建廉吏刘仁师县令,愤怒揭露豪强地主、封建权贵横行地方、宰割百姓的黑暗现实。“荣势足以破理,诉者复得罪,由是咋舌不敢言,吞冤衔忍”,嫉恶扬善,立场鲜明。作者的感时忧愤之情,在《上杜司徒书》里表现得最为突出。他对“尽诚”“徇公”参加政治革新而遭打击,表示悲愤难平。于自明无罪中斥奸佞、破邪说,言多激切却讲得光明坦荡。读刘禹锡散文总会感到那充沛理致似汩汩清泉,令人神爽意远,而其英思壮采、慧心绣笔也使人赞叹不已。同期名公重臣李绛、韦处厚、令狐楚等人的文集由他作序,亦足以证明时人对他散文的重视。
刘禹锡散文艺术的主要特征,白居易《哭刘尚书梦得》诗里有过高度的概括:“杯酒英雄君与操,文章微婉我知丘。”微婉是指孔子作《春秋》,以隐微深婉、曲折见意的笔法褒善贬恶,表达丰富的思想内容。白居易深知朋友的人品与文品,他对刘文的评价是公允的、可信的,今天尚能揭隐发微看其特点。如他的《祭韩吏部文》在充分赞扬其文学业绩的同时,针对韩愈喜作“谀墓”的事实,写道:“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价,辇金如山。”顾炎武说:“可谓发露真赃者矣。”(《日知录》卷十九)再如当朝大臣王质,在党争中得到牛党依重,又耍两面派大捞好处。据此,刘为之撰碑说他:“雅为今扬州牧赞皇公所知,人不见其迹。”彼时李德裕为扬州牧,刘的碑文揭露王质老底,予以讥嘲。至于《子刘子自传》的许多话都含有大量的潜台词,透过匣剑帷灯式的表意方法,可以窥视宫廷丑剧。
刘禹锡曾与韩愈比较,自评写作特长:“子长在笔,予长在论。持矛举楯,卒不能困。”(《祭韩吏部文》)笔是指多种体式的散文,论专指议论文。王应麟认为刘“可笑不自量”(《困学纪闻》卷十七),这是一种曲解。譬如韩愈曾豁出命来排佛,又写了奏疏《论佛骨表》和哲学论文《原道》,批判佛教义正词严,气势雄壮。但绝无刘在《天论》中那种严密的逻辑思辨和深刻的理性分析,更不用说提出像“数与势”“有形与无形”这样精致的哲学见解了。章太炎说:唐代“持理”之文,“独刘柳论天为胜”(《国故论衡·论式》),确是一句公论。大体上讲,韩的说理文凌云健笔,纵横排奡,却别于刘文将情韵、哲理两相融合,形成内蕴丰富的隐喻世界,滋味百出,具有很强的美感张力。
总之,刘禹锡的说理、记叙和壁记、表奏等应用文多有创新之处,应该点出的是描摹人物善用个性化的对话及动作,逼真似肖,章法行文颇得先秦诸子的神韵,兼取骈文、辞赋的美学精髓,使其旨趣情味、辞色、文气,花烂映发,蔚为奇观。刘禹锡是中唐文坛上独树一帜的散文大家,前人已有此论,《四库提要》以为“其古文则恣肆博辩,于昌黎、柳州之外,自为轨辙”,就是颇有代表性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