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于创新，永葆治学的生命力
古往今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人们充分认识到，创新是一切学术发展的内在动力，亦是成就大师巨匠的不竭源泉。北宋时期的欧阳修之所以成为光耀千古的文学巨匠、史学大师和学界泰斗，就是因为他的一生充满创新精神。他以卓越的才华、非凡的胆识、科学的方法，疑古辨伪，自鸣新见，探赜元典真貌，引发出新的活力，从而使他成为北宋时代政治和学术创新的重要前驱。我们这里仅探讨他的学术创新方面。
作为一代宗师，欧阳修学术创新思想特征有四：敢疑、善辨、求真、重立。
欧阳修是一位奋发有为、自强不息、渴望建功立业的儒者。而他所处的时代正是宋王朝危机四伏的时期。我们知道，宋初统治者崇尚无为政治，当时的知识分子在“人人因循，不复奋励”学风政气的影响下，士大夫论治则守旧章，论人则循资格，观人则主禄命。欧阳修清醒地看到了这种状况给国家带来的危害，他说：“国家自数十年来，士君子务以恭谨静慎为贤。及其弊也，循默苟且，偷堕宽驰，习成风俗，不以为非，至于百职不修，纪纲废坏。时方无事，固未觉其害也。一旦黠寇犯边，兵出无功，而财用空虚，公私困弊，盗贼并起，天下骚然。”[16]这里他特别强调边疆少数民族的崛起对宋朝统治者的威胁，他大声疾呼，大宋王朝再也不能这样混下去了，唯一的出路就是革故创新。要革故创新就要有理论依据，封建王朝哪能会给改革家名正言顺的创新理论呢？只有到别人奉为圣典的经书中去找。为此，欧阳修举起了疑古辨伪的旗帜。在那个年代，诚如陆游所说：“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困学纪闻》卷八，《经说》）而欧阳修敢于藐视权威，不唯书、不唯上，把批判的矛头直指《系辞》《周礼》，以及《孟子》《书》《诗》中的传、注。欧阳修自称是孔子以后两千年来敢于疑古的第一人。他鄙视那些抱残守缺的陋儒、庸儒、曲儒，称他们只知守经以笃信，孰不知他们所顶礼膜拜的圣典，有很大一部分是汉儒之后颠倒是非的无根不实之说，是伪说之乱经也。欧阳修在易学上最大的贡献就是提出《十翼》非孔子所作，这些言论成为当时疑古辨伪思潮中引人注目的卓见。对《河图》《洛书》的真伪他也提出质疑，认为是曲儒们编造出来的。他豪迈地说，再有两千年，后人会赞同他的观点，而形成求真、求实的学风。除了经学之外，他还对传统的历史观、文坛弊端也大加鞑伐，体现了他对历史与现实中多个领域清醒的认识和冷静的思考。
难能可贵的是，欧阳修的敢疑，不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而是以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的良心和超人的学术眼光、敏锐的洞察力来“辨疑”。欧阳修不是一个急功近利的学者，他以踏实的学术功底，像一个探矿者，在浩如烟海的经史典籍中跋涉。辨是非，评得失，孰留孰舍，一一辨剖。他以创造性的劳动，成为北宋中期疑古辨伪思潮中无人可敌的伟大旗手，并开一代学术新风。
欧阳修的伟大贡献还在于他的求真和重立。他力排旧说，对传统的经籍和后儒的传注提出质疑，目的就是重新恢复古代经籍的本来面目，在原点上解读经典，此即求真的逻辑起点。在此基础上，他下大力气构建学术体系、匡正学术框架，借以形成新的学术范式，丰富中国文化的学术内容，这就是重立。例如，他以审慎眼光阐述易学，从《周易》论述自然和社会的变化中，得出了“理”的认识，他说：“物无不变，变无不通，此天理之自然也。”[17]又说：“夫天非不好善，其不胜于人力者，其势之然欤？此所谓天人之理，在于《周易》否泰消长之卦。”[18]从天理他又论到人理，正是这些建树，使他成为理学的开渠引水人。
在史学方面，欧阳修提出，纲常的变化，是历史兴衰治乱的基本原因，纲常伦理是维系社会安定的根本。从这个观点出发，他强调统治者要施德政。他说：“自古受命之君，非有德不王。”[19]王命受于天，没有德，也不能长治久安。要施德政就要爱民，欧阳修是个不容怀疑的改革家，王安石又是他积极推荐的后辈才俊。但他看到王安石的改革有损害老百姓利益的地方，他就没有站在王安石一边，这不是什么保守，而是心系百姓。此外，对于大一统春秋笔法，他也有独到的见解。他主编的《新唐书》和独自撰写的《新五代史》讲求义例，创制新体，对于丰富发展我国封建正史的体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欧阳修的学术研究，坚持求真的原则，“质诸人情”以探求经典本义，他最反对汉唐注疏的穿凿附会。在文学方面，欧阳修也表现出强烈的创新精神。他倡导古文，力矫“西昆”，是宋代诗文革新的领军人物。他以自己群峰万壑般的学术作品，使宋代的文化艺术视屏更加雄伟壮观。
真正的学术研究是需要一种境界的。欧阳修正是在清雅醇正的境界中，找到了开拓创新的快乐。他的学术追求，极少是直接的功利目标。正如他自己所说：“处身者不为外物眩晃而动。”[20]他不畏权威，风节凛然，从革新士风入手，进而革新学术风气，其胸襟和胆识为世人所称道。作为文坛领袖，在他的前后汇聚了一个新型的士大夫群体，他们旨趣相投，互相砥砺，高标儒家名教，倡导士林君子之说，为当时朝廷人伦道德建设树立风范，进而完成宋代学术创新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