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游札子写作技法指要
札子是古代臣下呈现给帝王的一种上行公牍文，前人将之归属为“奏议”体制的门类中。不过它是这个家族里的后生晚辈。查阅古代关于文体流变的论述，如颇有代表性的《颜氏家训·文章》《文心雕龙·宗经》，则将20种文体的发端起源通通归类于“五经”的名下，[1]两文中皆列“奏”之文体，却无涉“札子”的名称。再看看据体裁聚类编次、收有宋代人之前作品的大型文集，如萧统的《文选》、姚铉的《唐文粹》，亦不见“札子”这种公文。
到了我国古代文化出现鼎盛期的宋代，封建政治与官制比起以往渐趋完备。面对这种新形势，为满足君臣进一步沟通的需要，归属于奏书类的札子便应运而生。明人徐师曾在《文体明辨》中，对宋代“新式”文体札子的来龙去脉讲得更为清楚。至于对这种文体特征的认识，还需要联系具体作品。就拿北宋两位文章圣手欧、苏的代表作“《论台谏官唐介等宜早牵复札子》《贡院札子》四首”来说，便可简略感受到札子与奏议中的其他文体，有着一定的差别。撰文者为强调自己的政见、主张，有效地说服皇上接受采纳，对奏章篇幅的长短、行文的繁简、表情达意的手法，乃至布局谋篇的安排都有相当的自由度。概言之，札子文体比起书、疏、状、表，灵活随意，新巧泼辣，少些上行公牍文的僵硬呆板之气。
虽说陆游在南宋孝宗朝入仕，当时文风与北宋已大不相同。但倘若将其札子放在欧、苏作品之间，依然风韵自饶、各具姿态。陆游一生收存在《渭南文集》三、四两卷的札子共计22篇，就其主要内容，不外乎坚持主张抗战御侮、除蠹反奸，为恢复祖业力倡矫革时弊，以推行固本强基的基本国策。诸如信诏令，慎名器、遏佞臣、容直谏，宽徭薄赋、体恤苍生百姓等远途大略，这些和当时爱国忧民忠耿之士的奏疏如出一辙。然而，作为南宋文坛的一代宗匠，从他篇章有限的札子里，同样能够洞见他独具一格的表达技法。譬如，简约条畅的叙事、简赅剀切的议论、逻辑谨严的构思和蕴藉秀雅的语言风格，都会给读者留下深刻的感悟，对今天文秘写作有着宝贵的借鉴意义。下面逐项展开阐述：
（1）叙事、议论的技法，妙在要言不烦，言简而意赅，针对当朝亟待解决的问题和盘托出，不敷粉，不躲闪，令人一目了然。进而，抓住问题的症结，揭诸矛盾属性，析薪破理，旗帜鲜明地发表自己的意见。试看绍兴三十二年（1162），陆游初为朝官所撰写的《上殿札子》三首，即是很有说服力的例证。
首章，起笔叙述含情，随颂美之词立马提出了关于加强诏令威信的尖锐现实问题，毫不掩饰地向登基时短的孝宗皇帝敲醒警钟：“八月戊子宽恤之令继下”“然今既累月，不知有司皆以推而致之民乎？若犹未也，是不免为空文而已，无乃不可乎？又有大不可者，陛下初继大位，乃信诏令以示人之时”。“若复为官吏将帅一切玩习，漫不加省，一旦国家有急，陛下朝令戒敕之语，将何如此，而欲使人捐肝胆以为社稷乎？”
这里，作者在议论中故设诘语，用无疑而问，使札子中心思想锋出，催发皇帝警觉，典宪政令的真正威力作用就在于贯彻执行，否则时过境迁，就会变成毫无价值的一纸空文。札子中点明大旨以后，转述史实，津津言之来做借鉴，于古今事理的比照中，阐明了解决问题的方法。
次章，意在强调革除繁文缛节，纠正官吏办事拖沓迂滞的不良风气。札子从剖析酿成积弊的根源切入，娓娓而谈，波澜层深，最终归结到“今日所当力行”压倒一切的要务，则是恢复祖宗典章制度，“以趋广大简易之域”，避免施政过程各级官吏层层饶舌，以售其奸。损害了国家纲纪、朝廷威严。通篇行文有叙有议，叙事本末可见，论说入木三分，夹叙夹议，绝无枯燥、枝蔓的感觉。
第三章可视为前两篇的续文，而表达技法却有变化。开篇叙事，力举前贤功业美政。由“周文王之典”“汉文、景之恭俭”、《唐太宗贞观政要之训》连类而下，引出了北宋学者范祖禹的一段评说：“祖宗畏天爱民，子孙皆当取法。唯仁宗在位最久，德泽深厚，结于天下，诚能专法仁宗，则成康之隆，不难致也。”不言而喻，以仁宗政事制度为法是这篇札子的所本。因而行文至此就势一推，用强调复活祖宗旧制前景光明收笔。结穴处话已尽而情有余，令当朝帝王不胜向往之至。
总之，三篇札子瞄准时弊，连章迭论，刨根问底，以叙事语气摆出事实，用议论之笔阐明利害，借事明理，叙议兼行，不啰唆，不卖弄，言无空发，札子短隽而文才俊逸。为了深入认识陆游札子运用叙事、议论笔墨的独自技法，不妨援引苏轼札子两相比较，即可加深对问题的理解。依据苏轼《奏议集》统计，其收存札子60余首，不论纵谈治边安民的军国大事，还是辩白诬妄、荐贤黜愚，皆能援据闳博、议论风发。即使阐述难喻之旨，亦能穷幽极微、曲尽其妙，从而形成了雄浑卓华、汪洋恣肆的文风。例如《辩试馆职策问札子》第二首，其写法不同于陆游一题一议、一事一评，而就谏官诬他所撰“有涉讽议先朝的罪名”，摆出大量事实剖白自己无罪，以及政敌诬陷、迫害他的复杂原因。
比如苏轼在札子中感谢宋哲宗明察之意，曲吐自己蒙受不白之冤的愤懑之情：“然臣闻之，古人曰：‘人之至信者，心目也。相亲者，母子也，不惑者，圣贤也。’然至于窃斧而知心目之可乱，于投杼而知母子之可疑，于拾煤而知圣贤之可惑，今言臣者不止三人。交章累上，不啻数十，而圣断确然深明无罪，则是过于心目之相信，母子之相亲，圣贤之相知远矣。”[2]拈来论据，巧使类比，自己的观点水到渠成、显豁无遗。
再如元祐二年（1087）四月，宋军擒获侵扰西部边境的部族首领鬼章，将其槛送京师。苏轼闻讯仅月余连上四札，其中回顾历史教训，畅论“安危之机，正在今日”的理由。尤其对加强边备，防止因功骄惰、扩边冒进等问题分析详赡、议论英发，无不尽意。
同样是谈论用兵机宜的奏章，陆游《代呈分兵取山东札子》则是截然有别。全文紧扣“以大兵及舟师十分之九固守江淮，控扼要害”，“以十分之一兵力深入敌后，以奇制胜”这个中心来论述。在对敌我形势和“偏师出境”与“雄师征伐”的利弊得失扼要比较中，只转一笔，用“富家巨室”远途经商，“率不肯以多赀付之”的生活经验略加喻证，增强论点说服力。可见，苏、陆两人札子叙述、议论各具风韵，前者叙述铺张而条分缕析，说理周彻而新意间出。文似行云流水，卷舒自如，旨趣遥深。后者笔带感情，下语工稳，叙事虽高度概括，却能以入神笔力出之，感人肺腑；议论虽爽快坦诚，却能因情达意，切心餍理。两者的不同，结缘于文学修养和个性禀赋的异样。
（2）陆游札子写作技法又一出色表现为构思特征显明。几乎每篇都能巧设文眼，并围绕这个眼目把零散材料有机串联在一起，意脉贯通，结体明密，深得札子章法技巧的三昧。如《上二府论都邑札子》，这是在孝宗隆兴二年（1164），抗战派首领张浚兵败符离、遭贬致死，其幕府被解散。而以汤思退为代表的投降派重新抬头，和谈已成定局的情势下，陆游出于爱国的赤诚，不避政治风险，挺身而出，谏言定都建康，以图恢复中原、统一祖国的大计。所以，这篇札子的构思，必然会显示出笔者写作技法的艺术腕力。
札子开篇以奏章惯用笔墨，先敷衍君、相两句，稍稳当轴者的情绪。然后一转，斩钉截铁地提出深思熟虑的主张：“某闻江左自吴以来，未有舍建康而他都者。”这种即起即转，亮出别人料想不到的独见，犹似忽燃爆竹，骤响易彻，足可引起当轴者高度关注，可谓“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3]，换言之，全文内容都由这个主旨生发而来，紧紧立足这个文眼，层层推进铺展。实则文中从三国吴数落到宋高宗“驻跸临安”，却不以建康为都，导致了保江表、复中原的失策。在指出了历史教训之后，又进一步阐明了扭转被动局面的策略，即趁宋金隆兴和议之际，解决定都建康的具体办法。札子煞尾再议论一通机遇难得、不可丧失的道理，文章前后照应，形成一篇三致意，强化奏章的主题，反映作者构思的真功夫。
应当说，文眼在具体篇章中放在什么位置，固然受写作意图的制约。而文眼的位置一旦确定，必然关乎层次、段落的安排，意脉、文气的活络与贯通，所有这一切，都在构思过程搞定。看了刘熙载的说法：“揭全文之指，或在篇首，或在篇中，或在篇末。在篇首，则后必顾之，在篇末则前必注之，在篇中则前注之，后顾之。顾注，抑所谓文眼者也”[4]，则能了悟札子的章法是由文眼镶嵌在何处决定的。而如何有益于开掘主题的蕴意，增强奏章命题的穿透力，这是文眼定位的依据。陆游的写作实践令我们深信无疑这样的道理，请看下面的例释：
《拟上殿札子》其文眼与前篇就有变化，这是札子论题的内容和表达方式的不同所决定的。此首札子是陆游准备向皇上陈述纳谏言、开言路的意见。那么怎样把进言规劝讲得有根有脉，入耳动听，这是大有学问的事情。因之，札子首段不易亮出主脑，敲山震虎教训皇上。相反，撇开命意，恭谨虔诚地援引《诗》《书》所载古代帝王从谏如流的典故，以拉近心理距离，为推出文眼做铺垫。这样构思奏章写作脉络，不仅征旧事易为信，举彼所知易为从，接下来觐见当今在位皇上亦顺理成章。而且还非常符合一位“力学有闻”却入朝任职刚刚两年的小官吏的身份与态度。说到底，只有臣下把追踪先王、虚心纳谏的重要性向皇帝都说尽了，然后方可在札子临尾将呈阅奏章的“用意俱要”道个明白，巴望皇上对臣子谏诤应该“克己以来之，虚心以受之，不惮舍短而取长，以求千虑之一得”[5]。这末了点题，通篇顿显精神。好似血脉贯通，奏章各部生气奋出，作者心迹也彰灼于文中。
当然，陆游札子也有把文眼安放在奏章的中间部分的。如《上二府论事札子》，谏言赦免北界蒙城县官。札子起笔自然要把案情摆出来、说清楚。继而才能提出己见，主张要维护《春秋》大义，不应因草芥微命而损害国家的礼仪。无疑，札子中心思想既出，随后行文内容必须履信思顺，拿出可靠论据，讲出符合逻辑、令人认同的道理。可见，文眼居中，“前注之，后顾之”，整个奏章贯上彻下都在绕着主题转，以求立论妥帖，说理透辟，谏言能被朝廷采纳。
纵观陆游札子的构思特点，皆以立意为宗。而具体篇章文眼放在何处，那常常是因事生情，随情生变，由确保进谏的说服力来定。这就是南宋文坛大笔手构思札子所表现的匠心。
（3）陆游札子语言的总体特色，可以用清整秀洁、老健遒丽、文蔚而充、才俊而逸来评价。要知道，札子是官场运行的公文，属于应用体裁，也是议论文，可视为一种特殊的古代散文。由此推知，札子语言风格比较复杂，有的与奏议文偏重书面语相差无几，以平典雅饬为美。而其末流，满纸甜软套语、谀词浮文，令人生厌。有的词理兼备，雄放宏博，切于世用。其趋于极端者，浅直刻露、木质无文，读来枯燥乏味。而陆游则是驾驭语言的巧匠，他的札子下笔遣词不吝锤炼之功，独有自家格调。
例如淳熙十六年（1189）初，当孝宗传位给光宗不久，陆游借轮对的机会，向这位新皇帝呈奏了《上殿札子》，警励他要竞奋图强，持正御宇，不可滋生奢心、有所偏好。札子中如是说：
“大抵危乱之根本，馋巧之机牙、奸邪之罅隙，皆缘所好而生。臣下虽有所偏好，而未至大害者，无奉之者也。人君则不然，丝毫之念，形于中心，虽未尝以告人，而人州四海，己悉向之矣。况发于命令，见于事为乎！且嗜好之为害，不独声色狗马、宫室宝玉之类也。好儒生而不得真，则张禹之徒足以为乱阶；好文王而不责实，则韦渠牟之徒足以败君德。其他可推而知矣。昔者汉文帝及我仁宗皇帝所以为万世帝王之师者，惟无所嗜好而已。恭惟陛下，龙飞御极之初，天下倾耳拭目之时，所当戒者，惟嗜好而已。”
这番言说，可谓在以人治国的封建社会里文人学子挂在嘴边的老生常谈，不算什么稀罕，按：以此为准。然而也不可抹杀语言运用的技巧。作者为使光宗接受谏言，力戒嗜好，连下三个相同的五言句，以说明偏好是一切罪戾的根源。短促的句式峻急有力，从节奏感染中发人深省。接着宕开一笔蓄势，以人臣偏好“未至大害”，反衬人君嗜好危害特甚。至此，抓住这个话题乘势推衍，分析危害之大，不独生活奢靡，且能导致政治昏聩腐败。正当臣下谏言引发主子怵惕之情时，随即果断开出了彻底免疫的处方：“万世帝王之师”，“为无所嗜好”。跟着处方又特地提醒新登极皇帝一句话：此际，戒备嗜好的诱惑尤为重要。这样写切人、切时，反正淋漓、意脉曲折，而且措语琢句配合文情，应宜而变，句式少者只四言，多者竟至二十一言，读来长短错落，乃有明丽畅达的美文之感。
其实早有人说过，学好语言这东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陆游也不例外。他在青少年时期，曾拜江西诗派名家曾几为师，苦心致力于语言文字运用的精卓。人到中年，他自陈学文心得：“上世遗文，先秦大书，昼读夜思，开山破荒，以求圣贤致意处，虽才识浅暗，不能如古人迎见逆决，然譬于农夫之辨菽麦，盖亦专具久矣。”以至达到了自“《六经》《左氏》《离骚》以来，历历分明，皆可指数，不附不绝，不诬不紊，正有出于奇，旧或以为新，横骛别驱，层出间见”（《陆游集·上执政书》）。经过长期勤学苦读，广采博取，风陶鼓铸，最终锤炼出温蕴精巧、雅切明畅的语言风格。
凡是略有寻味宋人札子写作技法的学人，都不难体会到，这宋代初始创生的体裁，随着众多具有深厚文学修养官吏的使用，于是这朝廷内上行公文的审美性质便积淀而成。原本臣下呈阅于帝王的札子，就必须忠信诚笃，句句着实，语言扼要、针针见血，绝不可说假话、空话、套话、弯弯绕、滥忽悠。平心而论，陆游是一位忠君爱国、抚时忧民的封建士子，富有创新力的诗人、文学家。参阅宋人札子，比较中自然会认定陆游札子，既不像有些人那样，说理叙事，澜飞涛涌，徒骋浮词，耸人听闻；又不同另些人摭拾经典，跌宕文辞，故为深涩之语骇人耳目。而是持论中肯，核实精微，语含深情，遇石而激，随事点缀，即使征引经传故事，亦能融化，铸词造句精当晓畅。可以说，陆游札子就是经过“诗化”了的散文，可观可咏。
【注释】
[1]《颜氏家训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48页；《文心雕龙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7页。
[2]《唐宋八大家全集》，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第3287页。
[3]［南朝］萧统，《文选》上册，卷十七，中华书局，1977年，第241页。
[4]刘熙载：《艺概》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40页。
[5]《陆游集》，中华书局，1976年，第19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