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清以来评孔略述
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以及一些具有进步思想的学者，他们曾尖锐批判宋明理学“明心见性”的空言是亡国误国之祸端，是陷于禅学而不自知。他们普遍地主张经世致用之学，抵制空疏虚浮的说教；然而却无力创建新的儒学体系。乾隆嘉庆年间，学者们慑于封建专制的高压，转向考据学，在儒学研究理论上显得贫乏无力。当古老的中国伴随着列强坚船利炮践踏民族世代生息之地的灾难，开始步入近代社会，一些进步的有识之士，虽提倡学习西方先进的资产阶级文明，但对儒家学说怀着不同的目的，仍在颂扬、赞美，从先行者的龚自珍、魏源，到戊戌变法的领导者康有为、梁启超皆有可稽的言论。话讲得情深意切的应推康有为的《孔子》，其云：“自我神州赤县，乃至西尽流沙，北极穷发，东迄扶桑日出之邦，南暨椎结 舌之域，二千年间所自产者，何一不受赐于孔子，其有学问，孔子之学问也，其有伦理，孔子之伦理也，其有政治，孔子之政治也。其人才皆由得孔子之一体以兴，其历史皆演孔子之一节而成。苟无孔子，则中国当非复二千年来之中国。中国非复二千年来之中国，则世界亦非二千年来之世界也。”这番话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的第二年发表的，作者笔端的感情完全可以理解。
其实，五四运动的主将并没有反对孔子学说和儒家思想的全部，其矛头所向多是针对儒家文化中的纲常名教，其中可能有偏激的成分和某些片面性，这是任何一种革命风暴来临时对待传统的规律性现象。现在翻检几位代表者的言论，有利于我们反思历史，“站在时代的高峰看遥远的过去”[8]。如陈独秀发表于1917年8月《新青年》的文章《复辟与尊孔》：“我们反对孔教，并不是反对孔子个人，也不是说他在古代社会无价值”，而是因为现在“还有一班人硬要拿他出来压迫现代人心，抵抗现代潮流，成了我们社会进化的最大障碍”。同年2月李大钊在《甲寅》日刊上撰写了《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揭露孔子为“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同时又以历史主义的态度对孔子学说的某些积极因素，与历代封建统治者利用孔子学说的反动性，加以区别，指出：“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王之所塑造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
又是这一年元月，胡适以《先秦诸子进化论》为题，在中国科学社年会上演讲时说：“孔子把‘动静’作变化的原因，可算得为中国古代科学打下了一个基础，后来战国时代的科学家，如公输般、墨翟，都出在鲁国，或是孔子学说的影响，也未可知呢？”“孔子的进化论与他的历史哲学很有关系”，“孔子既知文化由‘穴居野处’变为今日的文明，决不致主张‘复古’，因为文化由简而繁，所以从前简单社会的制度生活决不合今日复杂的社会”。他还以钦佩的心情推断：“孔子因为知道温故可以知新，彰往可以察来，所以他注意史学，修诗、书，订礼、乐，作《春秋》，遂替中国开历史一门学问，又替中国创文学，这种事业，全从他的进化论生出来。”以上这些话就是高喊“打孔家店”的人说出的，可见历史上的人和事不宜草率鲁莽地臧否。剥离说话、写文章的时间、地点和有关背景，很容易歪曲原意，横生枝叶，添油加醋使之面目皆非。即使忠于原貌，掐头去尾孤立割裂出来的话，多半和蒸馏的水一样，都是无味的东西。重温五四先驱者评价孔子及儒家学说的意见，反倒提醒我们，人类要发展就必须用自处时代的社会进步为尺度，重新审视传统。传统不单纯是历史的遗产，而是继续融会在现实中。这就决定了传统的双重特性，它是现实社会前进的不可缺少的基础，同是现实发展肩负的重荷。今天重新审视包括五四精神在内的传统，旨在确立与新制度相适应的思想文化形态，不可能全部肯定或抛弃以往的传统，而是要在批判和继承之间，寻求合理的结合点。五四评孔是这个过程的序幕，鲜活动人的演出正等待着如今的青年一代。
【注释】
[1]《汉书·贾谊传》，中华书局，1999年，第1729页。
[2]韩愈：《杂著一·原道》，《唐宋八大家全集》，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第121页。
[3]《感二鸟赋》，同上，第17页。
[4]同注①，第120页。
[5]柳宗元：《时令论上》，《唐宋八家全集》，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第406页。
[6]《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同上，第556页。
[7]《送僧浩初序》，同上，第558页。
[8]此处高尔基语转引1995年4月24日《光明日报》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