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遗存人文丰碑简评
刘禹锡是我国古代封建士子中的一位精英，他的人生为我们民族文化绘制了一道永不褪色的风光。他的影响由唐迄今，绵延不绝，甚至远及邻国外域。他在历经磨难的生涯中，为实现早年抱定的志业，孜孜奋勉、坚毅不拔。他明确指出：“君子受乾阳健行之气，不可以息。苟吾位不足以充吾道，是宜寄余术百艺以泄神用，其无暇日与得位同。”（《答道州薛郎中论方书书》）这是他高出一般封建士人的思想境界。在他看来仕途受挫并不就意味着人生价值的毁灭，只要肯利用有限的生命，在社会生活里的各种技艺上，发挥自己的创造性，便与仕途得位，实现个人的政见，有着同样的人生意义。他虽无时不在渴望使自己的政治理想变为现实，但他能够脚踏实地，不把他的志业与为官从政画等号，而将它看作积极实现人生价值的真实内容。他的这种人生态度正是中华民族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的具体反映，也是他终能在多种才艺领域内为社会做出贡献的原因，这本身就是有益于社会进步的一份财富。
宋代王安石曾发出由衷的赞叹：“余观八司马，皆天下之奇材也。”“然此八人者，既困矣，无所用于世，往往能自强以求列于后世，而其名卒不废焉。而所谓欲为君子者，吾多见其初而已，要其终能毋与世俯仰以自别于小人者少耳，复何议彼哉！”（《读柳宗元传》）刘禹锡能够垂范后世、流惠人间的，主要是在其以诗歌为代表的文学作品中，所表现出的刚正不阿、正道直行的政治节操，守志有恒、自强不息的人格力量，感悟人事、把握外物的真知灼见，以及巨大的艺术创作才能。换句话说，刘禹锡的影响则体现在后人对其诗文的接受情况。
其实，刘禹锡的文名和声望在他生前就已久播士林之中。白居易对其人品与诗品的推许已经述及，不再重复。柳宗元称他是“明信人也。不知人之实未尝言，言未尝不雠”（《送元暠师序》）。赞美刘文“隽而膏，味无穷而炙愈出也”（《犹子蔚适越戒》）。年辈稍后的姚合对刘更是倾倒，曾以西汉贾谊之贤许之，又说：“仰德多时方会面、拜兄何暇更论年”（《寄主客刘郎中》），“三十年来天下名，衔恩东守阖闾城”（《送刘郎中赴苏州》）。这些仅是时人仰慕之情的部分反映，亦可视为刘禹锡影响后代的起点。晚唐诗人杜牧、李商隐、温庭筠三大家，按其年代均与刘相接。其中李曾以令狐楚之荐欲往谒时任同州刺史的刘禹锡，事见商隐《上令狐相公第三状》，两人后来是否相见虽不得知，但在诗歌创作上却有渊源。何焯认为商隐“七言句法，兼学梦得”，还举取具体篇章加以印证（《义门读书记·李义山诗集》）。延居寿把盛、中、晚三唐七律的发展联系起来，指出“七律当以工部（杜甫）为宗，附以刘梦得、李义山两家”（《老生常谈》）。杜牧、庭筠与刘有无一日之雅，文献记载阙如。
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钞·七绝凡例》云刘禹锡七绝“始以议论入诗，下开杜紫微一派”，又说：“杜紫微天才横逸，有太白之风，而时出入于梦得。”从温的《秘书刘尚书挽歌词》二首看，两辈间的交往一定很深。他的“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商山早行》）名联，明显是从刘的《秋日送客至潜水驿》“枫林社日鼓，茅屋午时鸡”点化来的。瞿蜕园先生指出：温诗《法云寺双桧》和刘的《谢寺双桧》，风格相近，温“必曾受其诗法”（《刘集笺证》第七一六页）。当然，也有人把温诗浮艳之弊上挂于刘的名头，认为“上自齐梁诸公，下至刘梦得、温飞卿辈，往往以绮丽风花累其正气，其过在于理不胜而词有余也”（范温《潜溪诗眼》）。这是一种误读，刘诗崇尚辞采，其文集中亦有如《忆春草》之类无甚思想性的诗篇，但他与“齐梁诸公”并非同辙，也不应和“温的诗风”一概而论。何况中唐诗人特重文名而竞骋才华，即使新乐府派的作家亦无二致，后人效法却常常走样。如皮日休谈及元白诗影响：“时士翕然从之，师其词，失其旨。凡言之浮艳靡丽者，谓之元白体。”（《论白居易荐徐凝屈张祐》）就很能说明问题。
宋人对刘禹锡诗文的解读出现了多元化的倾向，他们在接受的过程中依照个人的经验，提取许多别人意识不到的东西，染上了时代与自身的色彩，王安石、苏轼、黄庭坚、刘克庄诸家则是突出的代表。作为政治家的王安石经历过变法实践的艰苦磨炼，他对刘禹锡的政治思想和高尚品格很容易产生共鸣及钦慕之情。他称永贞八司马是天下奇材，与其说是颂美，倒不如视为一位饱尝政治斗争百味人的慨叹。在诗歌创作上，他也有所继承，方东树《昭昧詹言》卷十八中云：“王荆公七律似梦得。”《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引《雪浪斋日记》说，王安石很欣赏刘的“枫林社日鼓，茅屋午时鸡”二句，亲笔书写，挂于刘楚公府第中。他的“静憩鸡鸣午，荒寻犬吠昏”（《即事》），就是脱胎于刘句（《即事》）。王、刘两人的同题诗作《金陵怀古》《望夫石》，其命意也有着相承关系。
苏轼是一位独具慧眼的文学家，似为能知刘禹锡者。《东坡题跋》说：“柳子厚、刘梦得皆善造语。”指出刘《楚望赋》“水禽嬉戏，引吭伸翮。纷惊鸣而决起，拾彩翠于沙砾”是妙语。赞叹刘的《竹枝词》：“奔逸绝尘，不可追也。”（黄庭坚《跋梦得竹枝词》）他的好友僧参寥认为苏轼“以少也实嗜梦得诗，故造词遣言峻峙渊深，时有梦得波峭”（《曲洧旧闻》卷九）。苏轼又是关心现实、注目时政的诗人，所以《后山诗话》说他写诗，“始学刘禹锡，故多怨刺”，以讥讪流弊。可能他深切体会到刘诗对创作的裨益，乃至“晚年令人学禹锡诗，以为用意深远，有曲折处”（《吕氏童蒙训》）。江西诗派领袖黄庭坚，从刘诗的典范作用与其诗论两个方面受益。卞孝萱先生对此作过精湛的论析，并以大量的例证阐明了刘禹锡对江西诗派的深刻影响（卞孝萱《刘禹锡与江西诗派》，收入霍松林《全国唐诗讨论会论文选》）。宋代末叶现实主义诗人刘克庄学习梦得，作讽刺诗抨击腐败政治而触怒当权，竟至废黜十年（《逸老堂诗话》卷上）。
元、明、清三代的文学家对刘的创作依然挹芬不止，或借以启发灵感，或效慕熔取技艺，或发扬变革诗体的精神，使他们在接受丰厚传承的底蕴中，迸发出新的创造力。如明代的徐渭、袁宏道等人的七绝，“以梦得为活谱”（《姜斋诗话》卷二）。清人王士祯、吴伟业等名家的诗歌，虽有辟山开道之誉，而博采综取、转化生新之利，也有刘禹锡的影响在内。特别是刘的《竹枝词》薪传不绝，随着时代的演进，再放光芒。自元末杨维桢效法刘郎，写《西湖竹枝词》二十余首，唱和者五十多人，诗语晓畅，音韵适律，乡土风情声声人耳，让《竹枝词》重新走向民间。而后接踵者高启、杨慎、尤侗、王夫之，朱彝尊、孔尚任、郑板桥、林则徐等不胜枚举。延至民国年间还有名目繁多的拟作，形成了一支连续数代的唱和队伍。
刘禹锡诗文传至国外、流惠异城亦是有据可证的。日本人林鹅峰《本朝一人一首》卷十记载平安时代日本诗人学习摹拟唐诗的盛况，刘禹锡作品虽然不及《白氏文集》那样广为流传与推崇，但是亦属于被采用较多的诸家之列。藤原公任编辑的《和汉朗咏集》，选有我国诗人三十二家，刘禹锡的诗入选篇数，名列第八位。更令人深思的是刘氏文集原有四十卷，至宋已有散佚。宋敏求搜其遗文遗诗，合为十卷，曰之《外集》，但所收作品未必皆是原十卷所零落者。宋代刻本始有《刘宾客文集》内、外集之称。元朝以来，宋刻本于世罕见，明清两代毛晋、惠栋、黄丕烈等人作过初步校勘，因系抄本，难于流传。不料，难得的宋刻本刘氏文集，民国初年却发现藏于日本平安福井氏崇兰馆内。其影印本有内藤虎跋云：“宋椠《刘梦得集》三十卷，外集十卷，盖为东山建仁寺旧藏，相传千光国师入宋时所赍归。”可见这位寓居海外近千年的“游子”，对中日文化交流有着不朽之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卞孝萱、吴汝煜等先生研究刘禹锡取得很大成就，而瞿蜕园先生《刘禹锡集笺证》的出版是刘禹锡研究阶段性的巨大硕果。可以断言，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逐步深化的今天，刘禹锡所留下的文学遗产，为培养新的人文精神，再塑具有时代风貌的国魂，必将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
【注释】
[1]《资治通鉴》卷二三七，中华书局，1956年，第7647—7648页。
[2]《列宁全集》卷二十，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59页。
[3]瞿蜕园：《刘禹锡集笺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62页。
[4]《韩愈集·外集》卷十，《顺宗实录》卷五，《唐宋八大家全集》，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第342页。
[5]《韩愈集·外集》卷十，《顺宗实录》卷五，《唐宋八大家全集》，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第343页。
[6]《莎士比亚全集·理查二世》第四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326页。
[7]汪培基译：《英国作家论文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第1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