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诗歌创作的思想基础

李白的思想是斑驳复杂的，很久以来人们从他的存世诗文及同时或稍后人所留下的文字材料中，抽绎出了较为明确的看法。普遍认为李白的思想既有儒家积极用世、为国建功立业、名垂青史的价值观念，又有道家隐逸放达，追求遗世独立、精神自由的人生态度，还有任侠仗义、兀立傲岸的游侠意识和自负自夸、游说干谒的纵横家色彩，以及道教的求仙、修炼、长生不老的幻想。总之，李白的思想直接受到初、盛唐时期流行的儒、道、侠等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可谓是民族传统文化精神铸成的一块合金。其中，终身未曾蜕变的主要成分是济苍生、安社稷、“兼善天下”的儒家思想，以及自我设计的“一生欲报主，百代期荣亲”（《赠张相镐》），大展宏图，做一番事业，然后功成身退的人生之路。不过，在他人生的不同阶段里，还有着不尽相同的表现。

在蜀中和第一次漫游初期（即青少年阶段），李白仗义任侠、求仙隐逸的思想较突出。他不仅说“十五好剑术”（《上韩荆州书》），而且跟“任侠有气，善为纵横术”的逸人节士赵蕤“从学岁余”（《唐诗纪事》卷十八引《彰明逸事》）。他还说：“十五游神仙，仙游未曾歇。”（《感兴》其五）在二十岁之前和“逸人东严子隐于岷山之阳”，“养高忘机”，就连广汉太守的举荐都不接受。出蜀后，“东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此则是白之轻财好施也”（《上安州裴长史书》）。魏颢《李翰林集序》和刘全《李君碣记》都指出了李白少年“以侠自任”，“不事产业”。值得注意的是李白把任侠和隐逸统一起来，认为像战国时鲁仲连一类的高士替人排难解纷，“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侠客行》），是自己学习的榜样。其目的是结交豪雄，博得声誉，或由隐而仕，走“终南捷径”^[4]，实现其政治抱负。

李白在安陆妻故相许圉师孙女之后，他“兼济天下”的儒家思想便公诸于世人，要“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此后，直到进京入翰林，他不断游说投谒，就是要成为卿相，一佐明主建立功业。当他被谗见疏，离开长安再度漫游期间，他以求仙访道来排遣政治失意的苦闷，尽管内心儒家用世的情结未泯，可是道家与道教的出世思想却占主导地位。

安史之乱前，李白看到唐王朝政治危机日趋深重，出于对国运的关心和“怀恩欲报主”的感情，“投佩向北燕”（《赠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御》），深入虎穴观察安禄山动静。对杨国忠发动征南诏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祸予以揭露，“将无七擒略，鲁女惜园葵”（《书怀赠南陵常赞府》）。安史之乱后到诗人逝世，其报国济世的思想十分强烈，即使蒙冤受罪，心灵深处仍是“过江誓流水，志在清中原。拔剑击前柱，悲歌难重论”（《南奔书怀》），“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赠江夏韦太守》），他时刻想着为苍生、社稷施展自己的才能。在壮志成空的临终之时，还唱出了“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余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左袂。后人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5]（《临终歌》）诗人在弥留之际以孔子自况，为未能实践积极用世的儒家人生观而遗恨终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