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软实力与变革思潮点燃了中唐社会复兴之望

兴利除弊、革新图强是刘禹锡时代一种十分活跃的社会思潮。大家知道，唐王朝是在安史叛乱的浩劫中步履艰难地迈入了它的“中年期”。昔日的强盛帝国，陡然间从开、天时代的高峰上跌落下来，人们在惊惧惶恐之余，睁眼环顾，一切都变了模样。遭受干戈蹂躏的中原，满眼是“居无尺椽，人无烟爨，萧条凄惨，兽游鬼哭”（《旧唐书·刘晏传》）。而没遭兵燹的江南，承担着交纳国赋的重荷，已被搜刮殆空，“吴越征徭非旧日，秣陵凋敝不宜秋”（《全唐诗》第二一六四页）。遍体鳞伤的王朝又遭到新的打击，吐蕃入寇，直逼京畿，强蕃叛服不定，内乱不息。肃宗、代宗平庸昏聩，亲信宦官，依重奸佞，招致政出多门，朝纲混乱，几乎堕落到国将不国的惨局。

在这严峻的历史时期，统治集团内部的有识之士和怀有参政报国热忱的知识分子，关心国运、蒿目时艰，针对现实的诸种弊端，力图革新自强。当时李泌对改革朝政就提出了不少意见。著名的理财家刘晏，被任为度支、铸钱、盐铁及转运、常平等使职以来，改进税法，调剂物价，兴盐利，运漕米，活跃市场，利国利民，同时培养了像刘禹锡父亲刘绪及其舅氏卢征那样一批善掌财赋的官员。德宗即位伊始，施行了许多值得称道的善政，如以刘晏总领天下财赋，加郭子仪尚父号，罢诸道岁贡若干种，令止不合时宜的奢侈用度等。对外与吐蕃修好，通使聘问，“西戎畏威，底贡内附”^[3]，边燧火息。特别是在均田制被破坏，租庸调无法征收和庄田经济大规模发展的形势下，朝廷采用了宰相杨炎的建议，在建中元年（780）实行了“两税法”。这是按土地、资产多少为标准的征税制度。其征收对象和办法，简要地说，即按现居地点立户籍，不分主客户，包括行居不定的商贾，依贫富程度定等级，不分丁男中男，纳税分夏、秋两次完成。它适应了彼时的经济结构，稳定了封建统治秩序，增加国家收入，也能为赋税主要承担者——广大农民所接受，这颇有力度的税制变革，至宋、元各朝仍在沿用。

然而，唐王朝转折时期刚露面的一点中兴气象，跟着刘晏被害、奸邪窃权、两河藩镇迭叛等诱发的时弊，转瞬间成了过眼云烟。陆贽指出：大历中非法赋敛者，“既并入两税矣，今于两税之外，非法之事复又并存，此则人益困穷”（《陆宣公翰苑集》卷二十二），从皇帝到县官，长吏大贪，小吏也沾，官场上下都在钻政治腐败的空子捞便宜。顺宗时王叔文等人的革新集团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不料，宪宗急于接班当皇帝，很快把王叔文等人打下去，但他没有闭眼无视现实，鼎新的步子迈出一些，局面有了好转，国力相对恢复。总的看来，革新势力还是相当薄弱的，在朝廷中没有占主导地位，改革举措常因干扰而流产。

不过，革新思潮的历史作用和影响却不可低估。与政治经济改革活动相联系，思想文化领域也有积极的反映。振兴儒学，把它当作改造现实的武器，便是突出的表现。贞元年间太常博士施士丐则以经学注疏的方式表达了变革思想，韩愈、刘禹锡等青年士子受益匪浅。韩愈进一步创立儒家道统来抵制佛老泛滥，又同柳宗元掀起“古文运动”，用古文载儒道，蔚为壮观。白居易等人弘扬儒家诗教精神，注重诗歌的社会教育功效，发动了“新乐府运动”，声势很大。二者竟同频共振，形成文学创新的合力。追求审美推陈出新，立足民本，已成时代的心理诉求，为整个文坛带来新貌。其遗风余响，代有回声，亦为革新思潮注入了活力。

综上所述，可知刘禹锡是生活在一个很有特色的时代。唐王朝经历了百多年的风雨岁月，在自身运作的历史进程中所积淀下来的消极因素，终于恶性发作，导致了社会动荡，挣扎在窘境中。但是曾经强盛的帝国，凭借长期建设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基础，凭借着雄厚的人才资源，不断地整治和调养疮痍遍布的机体。刘禹锡作为转折时期的一介书生，他满怀功业思想和报国之志，踏上仕途不久，即投身到社会变革的激流中。而变幻不定的政治力量把他无情地推进了不幸的渊海。他渴望李唐重振国威，寻求弭除社会赘疣和帝国中兴的出路。他的许多文章是在坎坷中与社会、百姓接触后的思考，有着很高的现实性和认识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