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的坎坷人生评述（上）
刘禹锡，字梦得，唐代宗大历七年（772）生，唐武宗会昌二年（842）卒。晚年曾任太子宾客，后世称刘宾客。刘禹锡自说是汉代中山王刘胜的后人，依其封地，刘胜的子孙皆被称作中山人，韩愈、柳宗元文中都曾以此称之。实际上不独刘禹锡未曾一日生活在中山之地，即使他的先辈也与此地无涉。说他是中山人的依据确系世数久远，不足为证。白居易的诗文和《旧唐书本传》均称他为彭城人，这是以刘氏的郡望言之，唐人郡望与其家居所在地并无必然联系。
刘禹锡原来是北方匈奴族的后裔，其先世为北朝豪族。他《自传》里所说的七代祖刘亮，就在北朝做官，为冀州刺史、散骑常侍。北魏远在孝文帝时已把国都由平城（山西大同）迁到了洛阳，因而刘亮才随宦辙把家定居在洛阳北部都昌里。刘家的墓葬亦选在洛阳北山，后以墓地狭小，又改在荥阳檀山原。这样，洛阳便是刘禹锡的籍贯。他的曾祖父刘凯、祖父刘锽都曾仕宦于唐。父亲刘绪遭逢安史之乱，为了避难，举族东迁，寓居苏州，并出任浙西观察使幕的从事，随后提升为盐铁副使、殿中侍御史，在埇桥主管转运业务。埇桥在安徽宿县城南古汴水上，是由淮河通往泗、汴二水的枢纽。当年刘晏在此设置了巡院，选拔勤廉干练的士人负责管理工作，故可推知刘绪是一位专于盐务，又通于理财的人。刘禹锡出生于其父东迁之后，在江南吴地迈出了人生旅途的第一步。
1.人生的起步
谈起江南吴地，就会令人感受到那里的神奇魅力。位居东南形胜之地，是与中原接触的前沿，土肥美，物丰饶，山清水秀、风光妩媚，传统文明历史悠久，具有发展经济和文化的有利条件。《史记·货殖列传》指出：“夫吴自阖庐、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经过春秋到汉代的探索与开发，吴地已形成了不同于中原内地仅限于农业耕作的经济架构。尤其是中原地区每次动乱，大量人才南迁，客观上促进了吴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以及地域文化的积累和人才的培养。到了中唐，吴地经济文化的发展，显示了历史的奇迹，人文荟萃，富甲天下。恰逢此际，刘禹锡的人生便从这里起步了。
在他现存诗文的某些篇章里，我们尚可了解到他童年生活的大致情形。童年的他不像封建社会农民家的孩子，没有经受过放牛、打柴的劳累，没有在田间尝过吹风淋雨、烈日炙烤的滋味，更没有穷困与饿寒给他留下痛苦的记忆。在他的《送裴处士应制举》诗里，笔涉孩童时期却情不自禁地写道：“忆得童年识君处，嘉禾驿后联墙住。垂钩斗得王余鱼，踏芳共登苏小墓。此事今同梦想间，相看一笑且开颜。”嘉禾之名始于三国吴黄龙三年（231），有嘉禾生于野，遂将县名始改曰禾兴，旋改称嘉兴。王余鱼是一种形貌较为特殊的鱼。《文选·吴都赋》注云：“王余鱼，其身半也。俗云：‘越王脍鱼未尽，因以残半弃水中为鱼，遂无其一面，故曰王余也。’”其又名魼，是比目鱼中的一种，两目在右侧，此侧为灰褐或黑色，左侧向下而呈白色。苏小，《方舆胜览》说是晋代歌伎，其“墓在嘉兴县西南六十步”，这是文人喜欢歌咏的题材。可见，诗人笔下的意象抹上了一层吴文化所具有的浪漫色彩，也流露了对童年愉快生活的眷爱之情。
当然，与小伙伴嬉游玩耍不是刘禹锡儿童生活的主要内容。他在诗文里不止一次地说过：“臣家本儒素。”这种家庭大都要求后代治举业、入仕途，成就功名，对其子弟的教育与训练是比较认真和严格的。儒家经典、诗文辞赋则是陪伴刘禹锡成长的教科书，他与达官显贵、高门世宦家的纨绔子弟是判然有别的，而表现出一种黾勉刻苦、自励奋进的精神。正如他自己讲的“清白家传远，诗书志所敦”（《武陵书怀五十韵》），“纷吾本孤贱，世业在逢掖。九流宗指归，百氏旁捃摭”（《游桃源一韵》）。“逢掖”是书生的代名词，刘禹锡这位读书人自幼为学读书的态度则非寻常人可比。他立志坚定，敦不可移。知识视野宽阔，诸子百家兼收并蓄，却能宗其“指归”，把握诸家学说的精髓，做到博而不杂，专而不陋。特别是他对学习诗歌写作的爱好与努力，尤为突出。他在《刘氏集略说》里自述：“始余为童儿，居江湖间，喜与属词者游，谬以为可教。视长者所行止，必操觚从之。”他在十多岁的时候就曾离开过父母，跟随中唐前期诗坛上方外宗主皎然与灵彻学诗。他年纪不大，勤奋聪敏，常常捧着笔砚，陪侍在老师身边，与之吟咏唱和，并赢得了两位诗僧的称赞，“皆曰孺子可教”。这段学诗的经历，对刘禹锡的诗歌创作和文学理论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历史上，江南吴地的人才密度大、辐射度广、知名度高，而且多出全能型的才士，刘禹锡就是这个群体中的佼佼者。他在文学、哲学、书法、音乐，乃至医道、天文诸方面表现出高超的全能性，都与他接受的早期教育和智力开发直接关联。显而易见，刘禹锡的人生起点是幸运的。吴地深厚的文化渊源，家庭奉儒的遗风余绪，严父良师的训导培养，则是催发他迅速成长的温床。而个人的资质禀赋和“厚自淬琢，靡遗分阴”（《刘禹锡集笺笺证·献权舍人书》）的毅力，以及科举体制的刺激所产生的特定心态，诱发出一种不辱家声、不堕门风的宿志和丰厚的才识学力，这些构筑起使他成才的内在基础。因而，当他十九岁离开江南，北游长安，投身士林的时候，便大展风采。
2.科举入仕
科举是自隋代以来，我国封建社会分科考选官吏后备人员的制度，是封建士子通往官场、参与国家政治、实现人生价值的主要门路。虽说“唐人入仕之途甚多”（《十七史商榷》卷八十一），诸如流外入流、门荫、战功、上书言事、大臣奏荐等，但科举取士是社会影响最大的一种选官手段。它包括名目繁杂的取士科目，《唐六典》《通典》将常贡之科大要分为六项，即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王鸣盛简单归纳为：“大约终唐世为常选之最盛者，不过明经、进士两科而已。”（同前）唐德宗之后，宰相和朝廷内外要职主要由进士科出身的人来担任。换言之，考取进士不仅是应试举子个人的升沉得失，也关系到国家未来政局、社会前景的大问题。中进士是中唐普遍的社会心理，人们把进士登科称为登龙门。《封氏闻见记·贡举》卷三里讲述了一个故事，说有个叫张繟的书生，是“汉阳王柬之曾孙也，时初落第，两手捧《登科记》（登记进士擢第的名册），顶戴之曰：‘此千佛名经也。’”可见人们对进士是何等的企羡。然而考取进士绝非易事，据徐松《登科记考》载，进士及第者，贞观时每年平均约九人，中唐稍多，也超不出三十人。参加进士科考的人必须是学馆里选举的“生徒”，否则必得由乡里保荐，州县甄选，获得“乡贡”的资格以后，才能进京赴考。刘禹锡却在未出茅庐之时就曾得到前辈权德舆等人的延誉。正如他在给权的信中说：“禹锡在儿童时已蒙见器，终荷荐宠，始见知名。众之指目，忝阁下门客。”（《献权舍人书》）权德舆和刘禹锡的父亲是僚友，两人过从较密。因此，孩童时的刘禹锡有机会与他接触，从而才可能博得权的赏爱。如今我们在权的文集中尚能看到刘禹锡给他的第一个印象：“始予见其丱，已习《诗》《书》，佩觽韘，恭敬详雅，异乎其伦。”（《全唐文》卷四九一）
“丱”是儿童头发束成两个小角的样子，“觽韘”是指衣服上佩带的象骨制作的装饰品。在权的眼里刘禹锡这个孩子不只是意态端庄文雅，而且早慧，小小的年纪就已经啃起艰深的儒家经典《诗经》与《尚书》，确实是个出类拔萃的儿童。刘禹锡被权赏识，好似千里驹幸遇伯乐，为刘禹锡的早期成长增加了助力。而他也没有辜负前辈的奖掖，未满二十岁即临长安，信心百倍地迎接场屋间的较量。事隔十几年后他在《谒枉山会禅师》诗中颇感自豪地说：“弱冠游咸京，上书金马外。结交当世贤，驰声溢四塞。”“金马”是汉代宫门名，此处借汉指唐。“四塞”意指四面八方。刘禹锡向皇帝上书是唐代士子求得晋身的方式，不足为奇。而凭借自己的饱学与风采进行社交活动，在上层社会产生了轰动效应，倒是很难得的。不过，还有更大的喜讯等待着这位场屋的竞争者。
唐代进士科考试每年一次，由礼部掌管。贞元九年（793），由户部侍郎顾少连代行礼部侍郎的职权，主持考试，录取了三十二名。刘禹锡和柳宗元同榜登第。因考试成绩优异，备受考官的嘉许，一时消息传开，竟成为长安中的美谈。刘禹锡此时的欣喜之情，我们可从他三十年后写的《送张盥赴举》中的诗句窥得：“永怀同年友，追想出谷晨。三十二君子，齐飞凌烟旻。”其春风得意之态，不言而喻。刘禹锡没有一味地陶醉在“一幸而中试”（《自传》）的欢悦中，他乘胜前进，紧接着参加了博学宏词科的考试。这属制举科目里的一种选拔人才的考试，在唐代不同常科定期举行，每次入选的人数也不超三五名。制科出身的人在宦途上升迁尤易，美官可期。但刘禹锡荣登宏词科后没有立即求官，而是回到埇桥与父同去洛阳旧居，探望在那里生活的祖母（依瞿蜕园说，见《刘集笺证·附录一》）。临行前权德舆为他们父子写了赠序文，称颂刘禹锡的长进和前途，兼为其家喜庆祝贺。
贞元十年（794）权擢任起居舍人，刘禹锡有书相投，表达了希望其汲引之意，第二年他在吏部拔萃科考试中获选。至此，他连登三科，敲开仕宦之门，正以“丈夫无特达，虽贵犹碌碌”（《华山歌》）的豪言壮语鞭策自己。既而，授予他太子校书。这是一个正九品的东宫属官，负责校理崇文馆的图书，职位虽低，却有机会博览群书，接触一些朝臣官僚，开阔眼界。大约一年的时间，已罢埇桥巡院之职的父亲在扬州病故。于是他南下奔丧，葬父于荥阳，在洛阳附近陪同母亲，丁忧家居。刘禹锡从应进士举到丁父忧期间所创作的诗文，仍存于其集子里的只有高唱理想的《华山歌》，缘事而发、微带讽意且有辩证思想的一组小品文《因论》及二三首赠答诗。寥寥数篇展露了他的学力器识和风发的书生意气，自然会引得同辈的青睐。
3.从幕僚到监察御史
刘禹锡《自传》云：“既免丧，相国扬州节度使杜公领徐泗，素相知，遂请为掌书记”，这是贞元十六年（800）的事情。当年五月，徐泗濠节度使张封建病死，徐州军乱，不接受行军司马韦夏卿的节制，拥立张封建的儿子张揞为留后，朝廷没有答应。六月，诏淮南节度使杜佑兼任徐泗濠节度使，令其兴兵讨伐。杜佑与刘禹锡的父亲曾有同僚之谊，又很欣赏故人之子的文才，特征召他入幕，任徐泗濠节度掌书记。刘禹锡立刻投身于戎马征战的军旅生活，数月之中“恒磨墨于楯鼻上，或寝止群书中”（《刘氏集略说》），紧张辛劳的军务使他得到了锻炼，也耳闻目见藩镇之祸给国计民生带来的危害。不料，杜佑部将进讨接连失利，九月，朝廷被迫承认张揞为留后，罢去杜佑兼领徐泗濠三州之职，仍任淮南节度使，刘禹锡改任淮南藩幕的掌书记。
扬州是淮南节镇的治所，他在那里工作一年多，为杜佑撰写表、状甚多，现存者二十余件，很受府主杜佑的器重。从另一方面看，杜佑是位著名学者，有着长期宦游经历，他谙悉财赋与政务的管理，所撰《通典》，记载历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就在贞元十七年（801）十月，全书二百卷编成。可想而知，刘禹锡受其熏陶是深刻的，对促进他立志经邦、通晓吏事是大有裨补的。他确实也期待府主的栽培，使自己将来能有建树。他《上杜司徒书》里说：“小人自居门下，仅逾十年，未尝信宿而不侍坐，率性所履，固无遁逃，言行之间，足见真态。”这说明宾主相得，既专且久，而刘禹锡事功理想的深化过程亦可一目了然。在扬州藩幕他时有吟咏，在今存一篇作品的诗题中，记下了他与中唐著名诗人李益等春夜对酒联句的雅趣，可惜这一年多的诗歌存篇无几。
贞元十八年（802）刘禹锡调补京兆府渭南县主簿，渭南属于畿县，凡畿县的主簿和县尉，那时唯有进士出身的人才能得以调任，这个位置是内迁升朝的捷径。上一年，他的好友柳宗元由集贤殿书院正字调任畿县兰田尉，两人自进士登第分手后，将近十年才有了重逢的机缘。从此常有往来，并会同韩泰等去听经学大师施士丐讲授《诗经》。第二年闰十月，刘禹锡升任监察御史，柳宗元也入朝任监察御史里行。他们的品级不高，却职掌着巡察监督、纠举官吏过失之权，有责任过问民政、财政、军事、刑狱等事情，还能与上层官僚相处交游，洞察吏道、朝政的黑暗和腐败。这职务成了他们要求改革现政的催化剂。正巧同一年，韩愈由四门博士迁为监察御史，三位锐意进取的才士同事察院。他们思想活跃，壮心高而学识深，议时政、论学术，互相辩难，求同存异，畅所欲言，成为我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这年冬末，韩愈因关中旱饥，京畿灾重，官吏急征暴敛，上疏朝廷请求“宽民徭而免田租”（洪兴祖《韩子年谱》）和极论罢宫市（《新、旧唐书·本传》），而被贬为阳山（广东阳山）县令。韩愈被迫离京远赴贬所，他与刘、柳一起共事的短暂光阴消失了，他们的友情却在动荡不已的政局中接受着检验。当不幸的迫害落到韩愈头上的时候，在风言风语里他对刘、柳的信任和友谊终未动摇。他表示：“同官尽才俊，偏善柳与刘。或虑语言泄，传之落冤仇。二子不宜尔，将疑断还不。”（《江陵途寄王李李三学士》）其实，韩愈奏疏的内容与随后出台的永贞新政是一致的。权贵打击韩愈必然强化了刘、柳对丑恶朝政的认识以及力求改革的决心。永贞政治风波出现后，韩愈同刘、柳唱了反调，取媚宦官与诋毁革新派的首领。但对刘、柳遭贬则说：“数君匪亲岂其朋，郎官清要为世称。荒郡迫野嗟可矜，湖波连天日相腾”，“吾曾同僚情可胜”（《永贞行》）。刘禹锡于贬窜途中见到了谪居江陵的韩愈，两人仍能珍重友情，诗酒酬唱。刘在和韩的《岳阳楼诗》里写道：“联袂登高楼，临轩笑相视”，“契阔话凉温，壶觞慰迁徙”（《刘集笺证》第一二九二页）。观刘、柳在谪籍中对韩愈皆无一句怨言，柳宗元病逝后，刘禹锡视韩为柳的至交，柳的碑文墓志皆出自韩愈之手，对柳的评价亦能说出自己的真实看法。像三位文学家这样，不因政见而影响友情，在事业的共同点上不断地合作，一如既往互尊互助，真可谓士林学人中的表率，其人品风致千百年后依然令人钦佩。
4.参与永贞革新
德宗晚年国家积弊深重，如果恪守陋政，不能因时鼎新，这本身就是致乱之源。然而要铲除弊端必须有一定的政治力量，基于这种认识，刘禹锡任监察御史期间与太子侍读王叔文建立了密切的关系。王叔文是越州山阴（浙江绍兴）人，出身寒微，早年曾做苏州司功小官，贞元间任翰林待诏、太子侍读，于太子李诵身边十八年。他来自下层，了解民情和社会矛盾，素有改革之志，“乘间常为太子言人间疾苦”[4]，深受太子的倚重。李诵对社会弊端丛生也很痛恶，常与王叔文等议论革新事宜。《旧唐书·王叔文传》载，太子曾跟王叔文等评议时政，“因言宫市之弊，太子曰：‘寡人见上当极言之。’诸生称赞其美，叔文独无言”。事后，他提醒太子言行须应持重，以防德宗怀疑收买人心，而误了未来的大事。王叔文的才干品德早为时人推许，柳宗元说他具有济世经邦之才，文韬武略之能，洞悉利弊之智，是辅佐帝王的庙堂栋梁（《王侍郎母刘氏志》）。太子侍书王伾与王叔文志同道合，他们很有凝聚力，刘禹锡等一批要求革新图强的朝中才士逐渐团结在他们周围，形成以王叔文、王伾、刘禹锡、柳宗元为核心的政治势力。
贞元二十一年（805）正月德宗死去，做了二十多年太子的李诵抱病即位，是为顺宗。他决心依赖进步力量重振朝纲，二月以韦执谊为相，王叔文为起居舍人、翰林学士，稍后又任度支盐铁副使、户部侍郎。柳宗元被任命为礼部员外郎，负责礼部起草政令文件，掌管尚书笺表。刘禹锡被提升为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二者皆为事权重要的官职，可以充分发挥他的作用。因为他久在宰相兼度支盐铁使杜佑的身边，其家世又长期接触盐铁事务，所以既可协调杜佑与王叔文之间的工作，又能成为加强中央管理财政、控制盐铁的得力助手。刘禹锡的好友吕温、李景俭、韩泰、韩晔、陈谏、凌准、程异等人也积极支持和参与除旧布新的活动。顿时朝政一新，在政治舞台上革新派与宦官、军阀、豪族大官僚形成了对立的局面，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刘禹锡凌厉直前，勇于任事，“尤为叔文知奖，以宰相器待之”。遇有重大决策，“引禹锡及柳宗元入禁中，与之图议，言无不从”，时号“二王、刘、柳”（《旧唐书·本传》）。可见，刘禹锡和他的好友柳宗元均成为永贞革新的骨干。
王叔文等人推行新政的内容，主要有：一、禁宫市和五坊小儿（为皇宫饲养鹰犬的人）张捕鸟雀横暴闾里；二、罢选乳母，出宫女及教坊女妓；三、罢羡余（地方以赋税盈余名义进贡皇室）、月进，停贡珍玩和时新物；四、禁绝各种杂税，免除德宗贞元二十一年（805）前“百姓所欠诸色课利租赋、钱帛”；五、贬斥出身皇族宗室的贪暴京兆尹李实，起用忠耿正直而遭迫害的官吏陆贽、阳城等人；六、整顿财政，把管理盐铁的职权归属中央。这些见诸实施、明载史册的新政，即便《顺宗实录》也不得不承认使“人情大悦”，“欢呼大喜”。
然而，在落实裁抑地方军阀和削夺宦官兵权这两项变革力度很大的措施时，一下子触动了腐朽势力的要害，他们立刻顽固地抵制与反扑。先是西川节度使韦皋派其副使刘辟来京，以总领三川（东、西川及山南西道）之地为条件，要挟王叔文。王怒斥刘辟，欲斩之以打击割据势力的反动气焰。随后，以神策军老将范希朝任京西诸城镇行营兵马节度使，用最富干才的韩泰为神策行营行军司马，欲在不动声色中接管中央禁军。大宦官俱文珍等长期怙势擅权，闻风自危，急忙“密令其使归告诸将曰‘无以兵属人’”[5]，革新派夺宦官兵权之谋遂告流产。而西川韦皋、荆南裴均、河东严绶三个藩镇节帅，以顺宗患病为借口请求太子李纯监国。不多日，宦官、藩镇与朝中反对派串通一气，趁王叔文居家守母丧之际，演出一幕顺宗“内禅”的政治丑剧。李纯登基是为宪宗，政变既成，立刻反攻倒算，对王叔文等革新派人物进行残酷打击，一百八十余天的永贞新政便告失败。
“二王、刘、柳”的革新活动，是出现在封建制社会还有发展余地的中唐，是为扭转日渐严重的社会危机而兴利除弊，以加强中央集权，维护国家统一，减轻对劳动人民的剥夺。应当说他们的革新适应生产力进一步提高的要求，符合社会进步的趋势，其意义是不能抹杀的。清人王鸣盛认为这次革新“本欲内抑宦官，外制方镇，摄天下之财赋兵力而尽归之朝廷”。从而，“上利于国，下利于民，独不利于弄权之阉官，跋扈之强藩”（《十七史商榷》卷七十四），王氏的观点颇有见地。值得玩味的是，扼杀革新的原因固然是腐朽势力的联盟所致，但宪宗急于嗣位，与父争权亦是不可忽视的症结。他凭着伎俩得到了皇权，连顺宗之死也给人留下了重重疑窦。他要维持自己的统治，又不能不接受革新派的某些举措，以至使王朝有了一度的中兴。他最终被宦官杀害，也是作茧自缚者的可悲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