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的坎坷人生评述（中）
5.贬官朗州
永贞元年（805）八月五日宪宗上台，第二天急忙下诏，首贬王伾为开州（四川开县）司马，王叔文为渝州（四川巴县）司户。九月，对革新派人物接连下手，贬刘禹锡为连州（广东连县）刺史，至十一月，他还在窜途中，又加贬为朗州（湖南常德）司马。当时除守母丧而居家的李景俭、出使吐蕃的吕温外，一概贬为远州司马：柳宗元为永州（湖南零陵）司马、韩泰为虔州（江西赣县）司马、陈谏为台州（浙江临海）司马、韩晔为饶州（江西鄱阳）司马、凌准为连州司马、程异为彬州（湖南郴县）司马、韦执谊为崖州（广东琼山）司马。王伾到开州不久病故，翌年正月王叔文赐死。史称这桩政治迫害案为“二王、八司马事件”。封建社会的官场，政海暗潮震荡不已是习见的事情，莫足为怪。然而永贞政变的前后，还有着不太为人注意的背景因素。《资治通鉴》载有德宗初年因人谗毁太子李诵，曾引起德宗对太子的不满而欲废黜，另立他认为“孝友温仁”的侄儿舒王李谊为储君。幸有李泌的强谏，易储之事才得以平息（卷二三三）。待到德宗临死之际，“仓猝召翰林学士郑絪、卫次公等至金銮殿，草遗诏，宦官或曰‘禁中议所立尚未定’，众莫敢对。次公遽言曰：‘太子（李诵）虽有疾，地居家嫡，中外属心，必不得已，犹应立广陵王（李纯），不然必大乱。’絪等从而和之，议始定”（卷二三六）。
《资治通鉴》里的这两个情节完全能够证明，宪宗李纯急于抢班夺权的缘起：一是其父顺宗之立，不是“禁中”（宦官俱文珍等）的主意，这在顺宗久染风疾、人心不安，宦官操纵皇室废立权柄的情势下，宪宗便可勾结宦官迫使顺宗逊位。二是舒王李谊对他威胁的影子还在，谁又能逆料宦官、朝臣会变幻出什么样的把戏。毋庸置疑，只要拥戴顺宗必然为李纯所切齿，更何况王叔文等人推行革新，又直接侵犯了宦官、军阀和官僚贵族们的利益呢。知此，便能清楚宪宗亟贬王叔文等人的内心隐秘。那么又为何在八、九月间已贬过了王叔文、刘禹锡等，到了十一月还要加贬呢？原来就在十月，有个叫罗令则的山人，自长安到秦州，向刺史刘澭游说，称他持有已被幽囚的太上皇（顺宗）的诰命，责令刘澭征兵，等在月内安葬德宗时伺机起事。刘澭将罗押送京师惩办（《新、旧唐书·刘澭传》）。此事肯定使宪宗震撼，觉察人心犹附顺宗，有死灰复燃之险。于是，接连出现了舒王李谊之死，加贬刘禹锡等八人，顺宗病殁，杀害王叔文，再下诏书云：刘禹锡等八人“纵逢恩赦，不在量移（酌量移近内地）之限”这一系列的骇人听闻的政变余波。
襟怀坦白的刘禹锡，遵循着“信道不从时”（《学阮公体》其一）的做人原则，在一帆风顺的仕进中高唱“感时江海思，报国松筠心”（《刘集笺注》第一二八三页），满以为凭借自己的才干与忠贞立功立德。但是弹指之间，卑鄙的阴谋，无情的打击，严酷的现实，一股脑儿地向他袭来，使他在万分忧愤与震惊中开始重新审视这世道人心，反思政局骤变自己所身历目见的往事。他的思想认识产生了一次飞跃，进入了开始彻悟的新境界。在朗州流放的十年里，他对贬谪生活采取了不同流俗的态度，不断地观察思索自然与社会现象，勤奋地从事创作，在文学与哲学的领域内摘取了丰硕果实。
朗州在唐代归属荆南道统辖，是个有着浓郁的荆楚文化气息的地区。春秋战国时期乃为楚地，“汉兴，更名曰武陵”，“山川风物皆骚人所赋”（《刘集笺证》第六〇五页），历史岁月为这里留下了丰富的人文景观。依着唐制，州司马是个闲差，不得与闻公事，只是给贬谪的官员或“仕久资高耄昏的官员或软弱不任事而时不忍弃者”保留个领取俸禄的职位。上司对其态度是“进不课其能，退不殿其不能，才不才一也”（白居易《江州司马厅记》）。刘禹锡来到州府，照例没有官舍供他居住，他便选择了郡镇东南城楼下面对招屈亭附近的一块高地，筑楼而居。此地，又处于沅水之滨，四野平旷，可眺万景。每年端午节州民们“以角黍饲饭，扬桴中流，竞渡以济”（《舆地纪胜》），进行传统式的悼念屈原活动。与中原相比，州内是汉族和少数民族错居，民俗风情开化的程度较为落后。
刘禹锡承受着政治高压，久做投闲置散的迁客，在困厄中他却能探索新的人生价值，打开精神世界里的另一片天地。
首先表现为：遭逢政治失败，舆论的攻击，生活条件的改变，离别挚友的孤独，依然信念坚定，不改初衷。他明确表示，恶势力压迫革新人物，如同把千里马缠住头脚，不能跨越半步。这类反常的行径不会总能得逞，“于是蹈道之心一，而俟时之志坚”（《何卜赋》），郑重申明自己的作为是竭忠尽智、光明正大的，招致罪罚是由于不顾个人得失，热衷公事的结果。（《上杜司徒书》）失败没有使他一蹶不振，反倒认识了挫折对人生的意义，“百胜难虑敌，三折乃良医。人生不失意，焉能慕知己？”（《学阮公体》其一），这正是他的过人之处。
其次，从特定的心态出发，在新的层面上理解屈原精神的价值，利用才识的个体属性实现灵魂的自由，树立自尊自爱的人格。屈原是士人观念里忠贞的楷模，却因谗谄蔽贤不容于人主，无法实现报国的功业。但他对才华的张扬、词赋的创作，倒贏得了与日月同辉的士人的生命意义。刘禹锡在这被谗蒙冤之时，以屈原为榜样，在保持忠贞、高洁操守的同时，拿起笔来追索新的价值取向。他在《刘氏集略说》中指出：“及谪于沅、湘间，为江山风物之所荡，往往指事成歌诗，或读书有所感，辄立评议，穷愁著书，古儒者之大同，非高冠长剑之比耳。”这个阶段是他人生经历的转折期，更是诗文创作的丰收季节，数量大、名篇多。无论题材内容的开拓、艺术技巧的锤炼，还是对民间歌谣的重视、文学理论的形成都向前迈出了具有决定性的一步。
再次，刘禹锡是站在永贞革新激烈斗争前沿的士子。一般来讲，他的心理、行为乃至思想情绪最易受到政治现实的影响，随着政治情势的走向而变化。然而政治剧变的阴影笼罩了他的人生道路，他却没因仕途受挫、理想失落而感到空虚和幻灭。相反，他在学习和探索中把实践活动的政治，转化为精神活动的政治，于思想文化领域坚持斗争。他的《天论》三篇是在朗州所写的哲学力作，是他参加社会政治斗争实践的总结，是对政治改革的理论思考。他提出的“天人交相胜，还相用”的命题，把荀子的“人定胜天”的哲学思想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他谪居朗州期间进行着一定的人际交往，他与挚友柳宗元互通诗书，两相切磋与勉励，在思想文化方面二人同有建树。他向遭到宦官欺侮而被贬官的元稹馈物赠诗，颇有声应气求之感。又同白居易唱和，诗友之情至迟是从这时发展起来的。迁谪之中刘禹锡的用世之心仍然是强烈的，他幽愤怨怒的感情在诗文中多有流露，为了寻求心灵的慰藉，他和僧人常有接触。他对禅理佛性的兴趣正反映了思想深处的矛盾和痛苦。不过，他更多的还是运用与政界故交的联系，以等待新的机遇。从他写给杜佑、李吉甫、李绛等人的书信里，就会看出希望再次得到重用的迫切心情。
6.再贬后三任刺史
元和九年（814）冬，刘禹锡果真盼到了召他还京的圣旨。永贞年遭贬的“八司马”，除死于贬所的凌准、韦执谊与元和四年（809）已经起用的程异外，还有柳宗元等四人同期征还。饱尝远窜况味的刘禹锡，“十年憔悴”（《刘集笺证》第七〇一页），已添白发，承召此行恰是新春二月到京。当时他的心境，由短歌“雷雨江湖起卧龙，武陵樵客蹑仙踪。十年楚水枫林下，今夜初闻长乐钟”（《刘集笺证》第六九八页）里宣泄出来。刘禹锡以武陵樵客自喻，把相继来京的同君迁客比作卧龙，内心充满着对未来的憧憬。昔日生活在荒林野水之畔，备受冷遇，如今耳闻宫殿的夜钟，足将踏入“仙踪”（中央尚书省诸曹郎官进出的地方），真是悲喜交集，不胜感慨。刘禹锡正欲趁时再起，却没想到朝廷旨意翻云覆雨，变得这样突然。三月初又下诏书，再贬刘禹锡为播州（贵州遵义地区）刺史，柳宗元为柳州（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刺史，韩泰为漳州（福建龙溪）刺史，韩晔为汀州（福建长汀）刺史，陈谏为封州（广东封开）刺史。唐代播州为蛮荒僻远之地，赵璘《因话录》说它是“最为恶处”。而刘禹锡尚有八十多岁的老母需要随身奉养，诏命始下，他惊诧不已，“吞声咋舌”（《谢门下武相公启》），呼告无门。柳宗元出于义愤和同情，表示愿意与刘禹锡对换两人贬地，并拟奏疏将以力争。幸赖御史中丞裴度向宪宗苦谏，才得改命刘禹锡为连州（广东连县）刺史。
这次再贬永贞革新诸人，他特遭嫉恨，独被推到播州最恶处。孟棨《本事诗》说其中的原因是刘禹锡春游玄都观，写了《戏赠看花诸君子》一诗：“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势利小人们向执政的权贵告了刁状，诬蔑其诗语带讽刺，发泄不满朝廷的怨愤，因而触怒了当局。如果把这与他的《谢上连州刺史表》联系起来推究，就会发现以诗得罪是借口，问题的根子还是在于，上有皇帝和武元衡等权贵心怀遗恨，下有嫉贤妒能的投机钻营者争先谗毁，“广肆加诬”，所以狠加斥逐。那时遭贬官员不许逗留，他带着老母与柳宗元结伴，赶忙上路同行。遥途跋涉十分辛苦，到了郴州刘禹锡又害了疟疾，“扶策在道”，旅途艰难。行至衡阳必得和患难与共的挚友柳宗元分手，临别时刻，友情宦况千种滋味一齐涌来。我们在柳的《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和刘的《再授连州至衡阳酬柳柳州赠别》相互咏唱的诗歌里，可以深切地体会到两情依依的动人场景。他们更没有料想，这次分离竟成永诀！
元和十年（815）夏天，刘禹锡来到了连州，担任了十年前他首次遭贬所授予的本州刺史官，他说这是“重领连山郡印绶”（《问大均赋》），可知话语中包孕着多少仕途蹭蹬的苦味。但是身为一州的行政长官，毕竟不同于谪居朗州时的员外司马，能够在有限的职权范围内，做出一些有益于地方和百姓的事情。在任一年后，他写了《连州刺史厅壁记》，备述了郡域沿革、山川地貌、物产职贡和气候特征，字里行间流露了喜爱之情。对于“或久于其治，功利存乎人民；或不之厥官，翘颙载于歌谣”的前贤深表景仰。以此证明刘禹锡治理州郡，心目中有追随的样板，行动上有注重调查、把握全局的表现。他的《插田歌》写农民劳动的生活情趣和计吏吹嘘行贿买官的无耻嘴脸，两两对照，反映了刘禹锡作为刺史对世风民情十分清楚，这是为官一方、政通人和的必备条件。连州也是多民族错居之地，在少数民族中莫徭即今瑶族占多数，刘禹锡与他们保持着联系，关心他们的生活状况和生产劳动。他的《莫徭歌》和《连州腊日观莫徭猎西山》诗，是对瑶族人民友好感情的真实记录。
刘禹锡谪守连州，远离乡园和京师，却能承受着委屈，获罪亦不忘忧国，把自己的忧喜与黎民社稷的命运紧紧地挂靠在一起。当平定淮西叛乱的消息传来时，他写了《贺收蔡州表》倾吐了不胜“踊跃庆快之至”的激情，称颂这次胜利的重大意义是“重见天宝承平时”（《平蔡州》其二）。未及两年，唐王朝消灭了平卢淄青节度使李师道，两河地区军阀分裂割据的反动势力受到致命的一击。他欢欣鼓舞，赞美唐军“兵威神速，旬月之内，鲸鲵就诛”（《贺平淄青表》），高唱《平齐行》两首颂歌。刘禹锡是一位清正的官吏、爱国的士子，更是精于审美的诗人。连州地区的青山秀水、海风鲜云等优美景色和海阳湖畔赏心悦目的胜迹，使刘禹锡心旷神怡。他增设景点，美化环境，以彩笔绘景记事，为我们留下了《海阳十咏》和《吏隐亭述》这样的佳诗美文。他仍然和柳宗元密切地联系，探讨文学、书法、医道、禅理等问题。与薛景晦论证医药处方，薛将所著《古今集验方》赠给了刘禹锡，他以自己编的《传信方》回报了对方。他又同广州刺史马总、衡州刺史吕温等互有诗札往还，以相互交流拓宽知识视野，提高艺术与学术的水平。
然而，不管何时何地刘禹锡是不会忘怀功业的社会价值的。以儒业治国、平天下的追求，永远是他精神家园里无法消失的情结。他左迁连州、时过三年，依旧未获量移，光阴不驻，“常惧废死荒服，永辜愿言”（《上门下裴相公启》）。他这时写的《问大钧赋》充分表露了满腔的抑塞幽怨之情。在他对功业等待无期、悲伤不遇之际，元和十四年（819）冬，将近九旬的老母去世了。按照当时的礼俗法规，官吏丁忧须卸任辞职居家守丧。在护送母柩前往洛阳原籍的途中，十一月经衡阳，突然传来了柳宗元病故的噩耗。刘禹锡既丧慈母，又失良朋挚友，悲痛交加，不可名状。他在《祭柳员外文》中说：“忽承讣书，惊号大叫，如得狂病。”“百哀攻中”，“凄怆彻骨”。柳宗元临终有写给刘禹锡的遗书，希望帮助他抚养子女和编纂遗稿。刘禹锡按照嘱托，妥善地处理了后事，而且三写祭文、两度吟歌，抒发对知己凋落的“千哀万恨”。
刘禹锡在家居丧两年多，其间政局又发生了变动。元和十五年（820）正月，宦官杀害宪宗，拥立太子李恒，即为穆宗。八月，宰相令狐楚复贬衡州刺史，赴任南行，途经洛阳，始得与有十几年文字交往的朋友刘禹锡会面，此后近二十年两人交契益深。令狐楚是朋党斗争中的牛党要员，而刘禹锡终生把他视为亲密的文友，自已却能远离朋党间的争斗，并为时人所认同，可见刘禹锡风操品格的高尚。穆宗长庆元年（821）三月，永贞左迁的韩泰、韩晔、陈谏均获量移，稍得近郡，刘禹锡因守丧直到冬天才授夔州刺史。
次年正月初二到任，按唐制，照例要向朝廷谢上一表。由于宪宗已死，永贞政治风波在最高统治集团内部有所淡化，而朋党争斗日渐抬头。刘禹锡被派往夔州，虽说那里不是上郡名区，但已经比永贞同贬诸人所获量移的程度要好些，他那久被压抑和摧残的心绪开始有所缓解。在《夔州谢上表》里就透露了他心情变化的消息。如果将他到连州的谢上表拿来比较，很容易发现，两篇表文都有对获罪因由的辩白，而夔州的表文多了几句特别值得玩味的话。他说德宗擢他为御史是“知无党援”，颂赞穆宗“大明御宇，照烛无私”，自己到任后颇觉“峡水千里，巴山万重。空怀向日之心，未有朝天之路”的感慨。这几句话真是动了感情，非同官样文章。言外之意，表白自己无辜受贬，希望新君不要像宪宗那样以私怨而斥贤才，更何况自己报国忠君之心是多么的情真意切呵。只要看看刘禹锡在夔州为官论奏的内容，就会知晓他勤政务实的作风与深虑卓识的政见及其坚持革新的精神。
他的第一篇《夔州论利害表》明确说出愿效马周等人，勇于进谏，陈述“当州公务”的利病得失，不甘因循旧章，以尽刺史之责。此表所指利害的具体对象，即是《奏记丞相府论学事》的内容，其中严谨周密地论证了振兴教育的出路。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国家人才短缺是教育荒废所致，而教育不振之病在于资金匮乏，使学校“不闻弦歌，室庐圮废，生徒衰少”。强调应革除州县每年祀孔的陋习，节约资金，增加办学投入。经过调查研究，他确切说明：“谨按本州四县，一岁释奠物之值缗钱十六万有奇。举天下之郡县，当千七百不啻，羁縻者不在数中。凡岁中所出于经费过四千万。”他大胆揭露这巨额资金均被经办祀孔的官吏所捞取，对兴办教育毫无意义。他建议如能把这些资金一分为二，用作州郡与国家两级办学的经费，那么教育的兴旺景象将会与“贞观之风粲然不殊”。然而朝中当权者庸暗无能，把这振兴教育的改革措施束之高阁。刘禹锡《夔州论利害表二》所表示的“详求利病，谨具奏闻”，究竟针对什么事情，因陈奏的文章不传，已不得而知。但他在第二表里引玄宗朝裴耀卿论江淮漕运诸弊一事为证，表明自己进谏的必要性，可以推知所陈奏的事情绝非一般问题。
刘禹锡在夔州时期，他的故友韦执谊的儿子韦绚“自襄阳负书芨”、跋山涉水来到郡府所在地白帝城，投谒刘禹锡，生活在他身边，从师求学。刘禹锡时常把所闻旧事讲给他听，后来经韦绚整理，编写成《刘宾客嘉话录》一书。刘禹锡的诗歌创作在朗州出现新貌的基础上，到了夔州又有了重大的突破。这主要表现在他那富有鲜明艺术个性的《竹枝词》《杨柳枝词》《浪淘沙》等作品，成为唐诗百花园中令人瞩目的鲜葩，散发着沁人心脾的芳香，是卓然不朽的文学精品，也是诗人经受了生活与艺术实践的“千淘万漉”之后，始能产生出的珍贵的精神成果。
刘禹锡的逐臣生活为他提供了接近劳动人民、了解民间淳美厚朴生活习俗的机会，以及对“甿谣俚音”这种随处可闻的民歌发生兴趣的可能。《旧唐书·本传》记载朗州“蛮俗好巫，每淫祠鼓舞，必歌俚辞。禹锡或从事于其间，乃依骚人之作，为新词以教巫祝。故武陵谿洞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辞也”。这是他继承骚人传统，学习民歌，从事创作的佐证。他为巫祝写的新词可惜都已亡佚，而他在朗州写的《采菱行》《竞渡曲》亦能显示汲取民歌营养的成效。还应提及的是他的《阳山庙观赛神》等篇已有了描写“竹枝”的诗句，它表明了诗人谪居朗州就把竹枝歌当作审美的对象。在连州，刘禹锡学习民歌的热情有增无减，他称自己的《插田歌》为“俚歌”，意在点破以民歌的形式真实地再现农家生活与个人的真切感受，所以作品有供给采风者保留的价值。篇中“齐唱田中歌，嘤咛如竹枝”的诗句，说明他早已熟谙竹歌曲调。
巴、渝一带是竹枝调的故乡，刘禹锡称夔州或叫巴子国与巴城，这里“民俗聚会则击鼓、踏木牙，唱竹枝歌为乐”（《太平寰宇记》卷一三七）。明代正德年间《夔州府志》也记有此处“渔樵耕牧，好唱竹枝歌”。由刘禹锡写于夔州的《畲田行》可以看出，他在僻州远郡不断深入山庄农村，熟悉百姓生产劳动和乡土民情。他本人历经的磨炼、得到的民歌艺术的滋养，以及现实的政治处境都与往日有所不同了。因而夔州地区欢快悦耳的竹枝歌，会触发诗人依声制词、用其语写其事的创作激情。这样，刘禹锡代巴人而歌的《竹枝词》，和在他之前的顾况、元稹、白居易诸人效仿竹枝歌而自咏的诗篇，则判然有别了。诗人其他的民歌体作品《浪淘沙》九首、《杨柳枝词二首》《纥那曲二首》等，也都是这一时期写作的。他与友朋间的唱和，至此更为活跃，同元稹、李德裕、白居易等人诗札往还尤多。
长庆四年（824）秋，刘禹锡离夔州转任和州（安徽和县）刺史。《旧唐书·职官志》指出，凡州郡户满四万者为上州，户不满二万者为下州。元和六年（811）九月和州始自下郡升为上郡（《唐会要》七十），其地望财赋皆优于夔州。刘禹锡这次被迁调是免除谪籍的标志，露出了渐获重用的苗头。他告别夔州之际游览了神女庙，巫山峡水寄寓了诗人无限的情思。使他不能忘怀的还有为官的责任，他谦言自愧地说：“唯有九歌词数首，里中留与赛蛮神”，虽然他“白头俯伛”（《别夔州官吏》），看上去是衰老了，但他不满足诗人的美誉，更要在德政上做出后人铭念的业绩。他沿江东下，在赴任和州的途中遍览山川胜色，俯仰生情，吟咏成篇。他的七律名作《自江陵沿流道中》《西塞山怀古》和古体诗《武昌老人说笛歌》《九华山》《秋江旱发》等，真实反映了其一路上的思想活动和精神面貌。
刘禹锡来到和州，正逢旱灾之后，出于对黎民百姓的关心，他把赈灾济贫当作头等大事来抓。接受了前任刺史的交代，他随即巡视境内，安顿灾民。他在《历阳书事七十韵》里叙述了有关情况：“分庭展宾主，望阙拜恩荣。比屋茕嫠辈，连年水旱并。遐思常后已，下令必先庚。”灾情是严重的，受害时间长、地域广，到处是凄苦无依的孤儿寡母。百姓嗷嗷待哺，燃眉之急是下令开仓放粮赈济难民。他一面办好实事，一面向朝廷奏明灾害实情，“灾旱之后，绥抚诚难”，请求救援，“慰彼黎庶”（《和州谢上表》）。刘禹锡这种忧时爱民、公而后己、务本求实的品质，在封建士大夫中是难能可贵的。因系自然灾害的教训，主持州郡政务的长官必须考虑百姓吃饭穿衣的大问题。于是他在《和州刺史厅壁记》中写下一段发人深思的话。他以连州、夔州与和州比较，指出：“考前二邦之籍与版图，才什五六，而地征三之。究其所从来，生植有本。女工尚完坚，一经一纬，无文章交错之奇。男夫尚垦辟，功苦恋本，无即山近盬之逸。市无嗤眩，工无雕彤。无游人异物以迁其志。副征令者率非外求。凡百为一出于农桑故也。由是而言，瘠天下者其在多巧乎！”这些话不能简单地看作重农轻商封闭意识的流露，而是提醒当政者发展多种副业，不要冲击关系人们生存的耕织生产，否则国家经济就会伤元气。
在政务之暇，刘禹锡不忘以诗遣怀写志。他的《金陵五题》这组不朽的怀古诗写于和州，显示了日趋老辣遒劲的诗笔。同期七绝《望夫石》：“终日望夫夫不归，化为孤石苦相思。望来已是几千载，只似当时初望时。”言浅味永，道出了“素蓄所长，效用无日”（《和州谢上表》），报国无门的怆痛。诗人这时唱出的“望夫人化石，梦帝日环营”（《历阳书事七十韵》）和“恋阙心同在羁旅”（《刘集笺证》第一三九页），可作此诗注脚。然而新机遇的到来，或许比诗人预料的更快些，宝历二年（826）时贤裴度再次执掌朝政，冬天召刘禹锡回洛阳，准备授他要职。
7.再回京师
刘禹锡少年生活在江南，却因没能往游六朝旧都建康（江苏南京）而曾怀遗憾。这次征还卸职，得以“官闲不计程，遍上南朝寺”（《罢和州游建康》），访古览胜，饱赏山水风光，以偿夙愿。并写有《经檀道济故垒》《金陵怀古》等诗，表达了深沉的忧患意识。北上归途，经过扬州恰逢因病罢苏州刺史而返往洛阳的白居易。刘、白两人年齿相同，宦途踪迹相近，交谊之情又不限于诗朋文友。白居易早年曾撰《论太原事状》，揭露拥立宪宗的宦官头目俱文珍的劣迹，义愤之态见于言词。据此可证，他对永贞政变遭受迫害的八司马是深感同情的，而他中年也因权贵嫉恨备尝了沦落失意的苦味。所以，老朋友见面，在诗酒道情之外，更多了一层世路艰难之慨。谈心宴饮席间，白居易悲歌淋漓，唱叹：
为我引杯添酒饮，与君把箸击盘歌。诗称国手徒为尔，命压人头不奈何。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醉赠刘二十八使君》）
为慰藉多才而遭不幸的朋僚，刘禹锡走笔成章，写了七律《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的应答诗，其中力重千钧、境界深邃、久咏不衰的警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展露了哲人坦荡的胸怀和志士俊伟的气度。从此两人情谊之笃、过从之密罕与伦比，相互唱和几无虚日。刘、白二人还在北归路上，年末敬宗为宦官所害，其弟李昂即位，是为文宗。大和元年（827）春两人一起抵达洛阳。时当文宗初立，重用了一些名臣，稍露出一点儿渴望励精图治的志向。三月授白居易为秘书监，刘禹锡闲居待命，故地重游自然有流年空逝、万事蹉跎之叹。但他不是回头只看过去，而是抬头多往前看，心里期待未来的事业。“闻说功名事，依前惜寸阴”是《罢郡归洛阳闲居》诗中的话，是他思想情绪主导方面的反映。
六月，朝廷任命他为东都尚书省主客郎中，这是对他用世的热情又泼了瓢冷水。只要读读他的《洛下初冬拜表有怀上京故人》《为郎分司寄上都同舍》便一目了然，东都分司官更别无职事，只是参加诸如拜表一类走过场、搞形式的无聊活动。刘禹锡对这种消磨意志的闲差大为不满，连白居易诗里亦说：“谢守归为秘监，冯公老作郎官。”（《临都驿答梦得》其二）把自己的朋友比作老不得志的汉代冯唐，为他发抒不平之鸣。秋天，“永贞八司马”中的韩泰由长安赴任湖州（浙江湖州），路过洛阳，刘禹锡以《洛中逢韩七中丞之吴兴口号五首》相赠，把多年积郁心底的愤懑与悲伤，直率坦白地倾诉出来，在昔盛今衰的感慨中深含着对永贞革新志士的赞美，及宦官乱政、国事日非的殷忧。刘禹锡屡挫不馁的斗志和为国分忧的衷情，从顺宗到文宗，时历五朝而始终不渝，老来弥笃。
因宰相裴度汲引，刘禹锡于次年春被调往长安，任主客郎中。此官为礼部属官，负责接待宾客等项事务。封建官场的险风恶浪使他做了二十三年的逐臣之后，又回到了朝廷郎官的位置上，政治生命的圆圈运动不知需要刘禹锡付出多少代价。他在《初至长安》中叹道：“老大归朝客”，“重见帝城春”，只有终南山的景色依旧，其余的事情都今非昔比了。阳春三月，京都花木争芳斗艳，诗人乘游春赏花的兴会又写了《再游玄都观绝句并引》：“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诗歌语带讽意是客观存在的，而备受打击的才士缘景抒发感慨也是情理之常，况且不肯折节献媚的诗人呢。但在朝廷这是非之地就不免要有麻烦。《旧唐书·本传》曰：“太和中，（裴）度在中书，欲令知制诰，执政又闻诗序，兹不悦，累转礼部郎中、集贤院学士。”裴度想重用刘禹锡的打算又告吹了，不得已，退而求其次，授他为集贤殿学士。其官职为掌管校理经籍，考辨邦国大典，征求逸书，承旨撰集文章。颇具才识的刘禹锡很胜任这些工作，又非常勤于职事，“在集贤院四换星霜，供进新书二千余卷”（《苏州谢上表》）。
起初他还是等待着大展宏图的机遇，“早岁忝华省，再来成白头。幸依群玉府，有路向瀛洲”（《早秋集贤院即事》）。唐人用群玉府喻书殿，把登瀛洲比作儒臣受到推崇和重用。但是大和三年（829）刘禹锡改任礼部郎中，兼做集贤殿学士以来，朝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惯于和宦官勾结的李宗闵当了宰相，接过其父李逢吉的衣钵大搞朋党，排斥裴度与李德裕等人。次年秋天裴度离朝外任，刘禹锡借《与歌者米嘉荣》一诗说出了“近来时世轻先辈，好染髭须事后生”这种意在言外的话，表达了对朝中新贵专横乱政的愤激之情。黑暗的政治环境让刘禹锡很不自安，加上白居易已在大和三年春称疾罢刑部侍郎，去洛阳做太子宾客分司的闲官；而裴度自李宗闵、牛僧孺入相，痛恶其奸谋秽行，为避祸求安，以年高体弱为由，连上三章用刘禹锡代撰的让官疏表，坚辞机务，请求退休。这些来自刘禹锡身边的变动，对他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他主动要求分司东都，朝廷未准，却久处书殿，无缘晋升。“除书每下皆先看，唯有刘郎无姓名”（令狐楚《寄礼部刘郎中》），就连朋友也在为他叹惋。不过刘禹锡仍然没有绝望，他回答说：“群玉山头住四年，每闻笙鹤看诸仙。何时得把浮丘袂，白日将升第九天。”（《酬令狐相公见寄》）诗里语涉神仙皆是指代仕宦，视其诗意则知诗人仍没有放弃知己者提挈的一丝希望。大和五年（831）十月，他等来了除为苏州刺史的诏书，从此他又经历了四年半的外官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