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专权、朋党争斗并发是难治的两大绝症
宦官专权与朋党争斗是刘禹锡时代政治腐朽的产物，酷似植根在王朝机体上的两个无法剥离的毒瘤。宦官是古代贵族和君王蓄养的近侍随从。汉代以前，帝王们开始逐渐选用阉割过的人做宫内的家奴，自东汉起就全用施以宫刑的阉人负责侍奉皇帝和“三宫六院”的生活起居。因而，宦官被铸造成不男不女的特殊形象，到了明朝又把宦官称作太监。《西游记》中猪八戒将太监误认作老太婆，还矢口咬定是别人“反了阴阳”，看来并不是闭着眼睛说瞎话。然而，这身为奴隶的“刑余之人”，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央高度集权的朝代，扮演着重要角色，成为政治舞台上左右时局、动荡社会的很大力量，如秦、汉、唐、宋、明等莫不如此。
然而，唐代宦官专权独具特色，不但其权柄重、势焰凶、时间长、影响大为古史所罕见，而且握有军权，或统领神策军，或出任地方监军，在中晚唐的军事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是宦官势力颇为猖獗的东汉与明王朝亦未曾有过的。究其原因，问题又回到了藩镇身上。玄宗始置节度使于边塞，远离京都，控制重兵，专制的君王对此自然放心不下。认为自己眼皮底下的家奴，身份低贱，依靠他们难以构成严重威胁，因之首开了宦官到节镇监军的先例。肃宗在讨伐安史叛乱的严峻时刻，在朔方军的保护下慌乱中于灵武登基，新政权的产生底气不足，十分软弱，必然要采取制约以朔方军为首的各地作战部队的新举措。扶植宦官势力就是一项重要内容，于是由宦官专掌的神策军便应运而生。
神策军最初是陇右节度使管辖下的临洮之西的军镇名称，这里的部队在参加讨伐安史叛军和与吐蕃作战时，归高级监军大宦官鱼朝恩指挥，及本军旧将领调走后，鱼朝恩就成了这支神策军的统帅。当代宗避难陕州，鱼“举在陕兵与神策军迎扈，悉号神策军”。代宗返京，“朝恩遂以军归禁军，自将之”（《新唐书·兵志》）。从此神策军成为一支新的禁军，其职权除拱卫京师外，还驻防京西北的大片地方，可以说是直属皇帝的野战部队。德宗贞元十二年（796），以宦官窦文场和霍仙鸣为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自此出任中尉的宦官成了名正言顺的神策军长官。敬宗时又正式设立了两员由宦官充任的枢密使，掌管机密，宣传诏旨，乃至和宰相“共参国政”。中尉独掌兵权，枢密使分掌政权，气势咄咄逼人，时有“内大臣”之称。
诚然，由皇帝扶植起来的宦官势力在阻遏新兴军阀搞山头、闹地震的斗争中有过功绩。但是宦官与士大夫相比，其素质总差了一大截，他们得势便坑国害民，贪赃枉法，破坏社会安定，比士大夫更凶狂露骨。代宗时宦官李辅国竟提出让皇帝只“坐禁中，外事听老奴处分”。宦官鱼朝恩作势，得意夸口说“天下事有不由我乎”。德宗自贞元以后，“（宦官）威权日炽，兰锜将臣，率皆子蓄，藩方戎帅，必以贿成”，“万机之与夺任情，九重之废立由己”（《旧唐书·宦官传序》）。非但卖官鬻爵，公求贿赂下及商贾，有的商贩挂名神策军籍，身不宿卫，以钱代行，接受给赐，仍在市场上从事贩鬻。他们依仗宦官权势，广置资产，很少输税，并免除各种差役。德宗还用宦官为宫市使，掠夺市上货物。对宦官专横暴恣的种种行径，各级官吏只能徒唤奈何，就是皇帝自身也受到要挟。
刘禹锡参与的永贞革新失败后，宦官擅权变本加厉。文宗大和九年（835）的“甘露之变”，宦官仇士良指挥神策军大杀宰相朝臣，“诸司从吏死者六七百人”（《旧唐书·李训传》）。帝王的鹰犬反倒掌握了主子的废立权柄，从穆宗到昭宗相继七帝皆是宦官所立，而宪、敬二帝竟被宦官杀害。列宁说：“历史喜欢作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2]专制君主在各种势力面前搞平衡，不惜违背王朝的吏治法规，让宦官干政，破坏封建政治正常的结构和秩序，最终引发官僚与宦官的对立，直接动摇了皇权。丢掉法制求稳定，结果得到的是永不休止的动乱。
在刘禹锡生活的时代里，朋党争斗是统治集团内部错综复杂矛盾的又一表现形式。身陷争斗旋涡的李德裕是这样勾勒它的脸谱的：今天的朋党，在位当权者就诬善害能，欺上瞒下；下野丢官的则四处串联钻营，惟务权势，朝夜密谋于私室，以致“清美之官，尽须其党，华要之选，不在他人”（《会昌一品集》卷十）。朋党为祸严重地腐蚀了统治集团，瓦解了中央集权，邦国黎民深受其害。流毒所致，宦官权幸、聚货富豪、机要朝臣、贾人污吏，形成了一个牢固的关系网，受贿复行贿，上引及下攀，互相利用，沆瀣一气。谋高官、渔厚利、拉大帮、结死党，使财归其室，权操其手，酿就了“国用日蹙，生人日困”（李德裕《食货论》）的深重灾难。概言之，这些都是封建社会朋党争斗的共性问题。而刘禹锡在仕途中遇到的所谓“牛李（德裕）党争”，与藩镇、宦官势力有着掰不开、扯不断的牵连，伴随着更多的曲折与是非，笼罩着更多的迷雾和阴谋。剥掉其表面的假象，才能窥见历史党争的真相。
事情的缘起是元和年间朝臣对如何处理藩镇叛离的政见之争。其时身居相位的李吉甫在削藩的事业上建树颇著，对于讨平剑南西川节度使刘辟与镇海节度使李镐的谋反，他出谋划策，非常得力。淮西节度使吴少阳卒，其子元济请袭父位。李认为淮西不同河朔，处内地而无党援，国家有重兵守御，应该因时而取之，帮助宪宗下定了讨贼的决心。吉甫死于元和九年（814），次年裴度拜相，继续致力削藩。在用兵淮西的重大国事上，另位宰相李逢吉妒贤伤善，暗中阻挠而被罢相，从此深恨裴度并追怨吉甫。李逢吉不顾大局，不恤国事，首结朋党，历宪、穆、敬三朝，排陷裴度不遗余力。穆宗长庆二年（822）三月，裴自太原入朝拜相，逢吉密结宦官，引为内援，挑拨裴度与元稹的矛盾，令裴、元两人落职，逢吉代度为相。李逢吉排斥裴度的同时，又拉牛僧孺入相，把很有声望的吉甫之子李德裕挤出朝廷。“逢吉以恩惠结交朝臣奸佞之徒”，勾结宦官贬逐名士，朝臣张又新等八人“代逢吉鸣吠”，“时号‘八关十六子’”（《旧唐书·李逢吉传》）。
敬宗末年，逢吉诬陷裴度的丑迹大白于天下，旋被罢黜，其子李宗闵和牛僧孺接过逢吉衣钵遂成党魁。文宗器重德裕，“召为兵部侍郎，裴度荐以为相”，而宗闵有宦官支持当了宰相，又汲引僧孺同知政事，“二憾相结，凡德裕之善者皆斥之于外”（《旧唐书·李德裕》），此际牛李（宗闵）权势显赫于朝野。可见逢吉结党在先，肇始裴度入相，僧孺、宗闵入伙于后，直至宣宗初年德裕死，这就是“牛李党争”的基本面貌。朋党倾轧是封建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但如中晚唐时期这样尖锐激烈是不多见的。刘禹锡后半生和“牛李两党”的官僚有过广泛的交往，他却幸免了非牛即李的归属，然而唐王朝倒是无法避免党争惹来的祸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