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的坎坷人生评述（下）
8.外放上州刺史
当时苏州号称名郡，由郎官出任本州刺史，特别是在地方上连年遭受水灾之后去就职，下一步如能善政救灾，业绩突出，犹不失为提拔重用的阶梯。可是刘禹锡则不然，他是资历较深的正郎官职，于短期之内进身公卿之列，参与机要，为国家负起重担是顺理成章的事。白居易就说：“暂留春殿多称屈，合入纶闱即可知。”（《和集贤刘学士早朝》）这种情况下刘禹锡重赴外官，必定事出有因。在《苏州谢上表》里，他是这样说的：“臣本书生，素无党援”，“唯守职业，实无朋附”，“分忧诚重，恋阙滋深”。那么，朝廷为什么不对忠于职守、光明正大又深爱君国的能臣委以重任，却将他外放，弄得“本末可明，申雪无路”呢？谜底在表文里即可找到：“臣闻有味之物，蠹虫必生；有才之人，谗言必至。”“了然辨之，唯在明圣。”可惜这位“明圣”文宗“勤于听政，然浮于决断”（《旧唐书·韦处厚传》），因缺乏主见常常为流言蜚语所迷惑。权贵们这次仍是利用制造谗言击中了刘禹锡。他很清楚，当年贬刺连州尚有东山再起的可能，不足以决定他一生仕进的升沉、荣枯，而今年逾花甲出牧苏州，这意味着将来执掌政要的希望太渺茫了。
然而，刘禹锡不愧是一个由儒家进取思想培养起来的贤能才士，他要做国家的官，更想办天下的事，心里承受着委屈，却不忘黎民的痛痒。他上任碰到的最紧要也是最棘手的问题，即为如何改善连年水灾给苏州地区的经济与人民生活造成的严重后果。他高于一般封建官吏的一个重要方面，也体现在这种实绩上。苏州属江南吴地，是富庶之区。安史乱后唐王朝加剧了对江南的搜刮，到中唐时形成了“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韩愈语）的局面。地方经济与人民生活在困境中挣扎，一经水灾的危害，如雪上加霜，惨象环生。百业萧条，“物力索空”（《苏州谢上表》），“肌寒殒仆，相枕于野”（《苏州上后谢宰相状》），黎民生存的基本条件丧失殆尽。刘禹锡吸收了和州任上的赈灾经验，首先深入灾区，躬自“询访里闾，备知凋瘵”（《苏州谢振赐表）》）。掌握了详情，马上又“方具事实”上疏朝廷，争得了十二万石救济粮，“遂令管见，得及疾黎”（《苏州加章服谢宰相状》）。
为了防止贪官污吏在经办过程中捞取油水，他认真监督将抚恤粮落实到灾户。对事关社会安定、百姓生死的重任，他一丝不苟，“昼夜苦心，寝食忘味”。在救灾的各个环节上做到“每事防虑”，严谨而有条理，工作收效显著，百姓“幸免流离”，社会秩序“渐臻完复”，“使人心获安”（《苏州谢恩赐加章服表》）。经历了近两年的时间，他依靠本州吏民“忧劳并深”的苦战，并辅以“减其征徭，颁以赈赐”（《汝州谢上表》）和招抚流亡的应急措施，整个大局有了好转，生产与生活得到全面的恢复，户口亦渐有增加，灾后终于呈现出一点儿新气象。刘禹锡以“政最”获得朝廷“赐紫金鱼袋”的嘉勉，朋友们也以诗札相贺。他在《酬乐天见贻贺金紫之什》里激动地说：“欲因政事赐金鱼，郡人未识闻谣咏”，看来他在民间已是有口皆碑了。民心是摄像机，官吏的善政与劣迹无不在那里留下底片，或迟或速总要曝光于世的。后人就曾把有德于民的苏州刺史韦应物、白居易与刘禹锡誉称“三贤”，建造祠堂，岁时致祭。
苏州任上繁重辛劳的政务没有使刘禹锡搁置诗笔，与诗朋歌侣的赠答之作，多写生活中的偶感即兴，有的篇章尚能迸发出思想的火花。如《乐天重寄和“晚达冬青”一篇因成再答》这首七律，以鹰击长空自期，表达老迈之年不堕的凌云之志，并能正视现实，“东隅有失谁能免？北叟之言岂便无”！岁月流逝，生命垂老是自然法则，不可避免，而九十岁的北山愚公不是还在带领他的子孙，去完成前人未曾有过的伟大事业吗？诗人矢志不移的奋斗精神委实可佩。诚然，他的好友相继谢世，也叫他觉得凄凉零落、叹逝伤怀，“世上空惊故人少，集中惟觉祭文多。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刘集笺证》第一一四八页），悲痛之中却映现出豪健豁达的襟抱。苏州秀丽的风光和闻名的古迹更是诗人观照的对象，如《题报恩寺》《姑苏台》等诗篇，因景而发怀古幽情，以之觉世警俗。其中“宫馆贮娇娃，当时意太夸。艳倾吴国尽，笑人楚王家”（（刘集笺证》第一四四九页）在追求个人安逸和世俗生活享乐既成风气的中唐后期，无疑是有讽意的。
刘禹锡的文学创作活动，在苏州期间出现了新的气象，他把唱和之诗的阶段性成果汇编成集。大和六年（832）底，将与李德裕从长庆四年（824）以来的赠答篇什，合为《吴蜀集》；事隔两个月后，又将与令狐楚酬唱的作品“辑缀凡百有余篇”，名曰《彭阳唱和集》。接着，从自己四十卷诗文作品中，选出十卷为《刘氏集略》。在这些集子前都撰有序文，如能以此与同期所写的《澈上人文集纪》《唐故相国李公集纪》两相参互阅读，则可了解刘禹锡文学创作发展的大体脉络及其文学主张的某些方面。
刘禹锡守苏州两度春秋稍后，于大和八年（834）七月中旬，接到了朝廷任命他为汝州刺史、兼领御史中丞、本道防御使的诏令。汝州在唐代是个望郡，地位高于苏州，辖区管有七个县，又近临东都洛阳。刘禹锡这次移迁不仅是提升，而且来到了故乡的身旁，“病辞江干，老见乡树。荣感之至，实倍常情”（《汝州上后谢宰相状》），心里自然会很高兴。但是潜在思想中还有另一种情绪，当他和曾经倾注过心血的苏州这块土地，以及共度时艰的广大吏民离别之际，情不能禁地吟唱道：“流水阊门外，秋风吹柳条。从来送客处，今日自魂销”（《别苏州》其二），临途依依之意油然而生。他离开苏州心绪难平，而不能内召入朝，只得前赴汝州上任更是令他遗憾，“临汝水之波，朝宗尚阻；望秦城之日，回照何时”。他明知那回朝之路阻隔重重，却从不放弃自己的努力、丢掉终生的理想。当时牛、李两党的势力迭为消长，互相排斥。刘禹锡心有是非，又十分谨慎，不去介入二者的争斗，也不能不与之委曲周旋。
他转往汝州的行踪和其表现则是有力的证明。过扬州与夙有微嫌的牛僧孺相会，在《酬准南牛相公述旧见贻》诗中，他以谦恭的面貌出现。经开封和没有陷入党争的老朋友李程见面，交杯倾谈非常惬意，觉得“一笑一言真可贵”（《刘集笺证》第九一五页）。刚到任，牛党的对头亦是刘禹锡的好友李德裕罢相赴任镇海军（江苏镇江）节度使，他礼节周到，亲自相送，两写赠别诗只歌其政声、风范，无一语涉及私交。别有味道的是刘禹锡在写给三人的诗中皆有欢声笑语，而赠牛之诗是看着主人赏脸的笑，会李程之作是两人欢快的笑，送德裕之章则是写别人的笑。由此观之，封建士子欲求功业，在仕途上跋涉如履薄冰、左顾右盼、战战兢兢实在是难啊！
刘禹锡居汝州一年多的刺史生活是比较平静的，他与诗友们的啸咏吟唱也不外乎官闲日永的优游乐趣，但他不甘心就这样画个句号，退出官场。大和九年（835）九月朝廷任白居易为同州（陕西大荔县）刺史，白谢病不就。翌月，刘禹锡移任同州，代白居易做刺史。大约这时老朋友以《闲卧寄刘同州》诗劝他相伴归隐，他表示“同年未同隐，缘欠买山钱”（《酬乐天闲卧见寄》）。刘禹锡固然不像白居易在两京都有园宅可供隐卧，更主要的是他认为自己的前面还有征程。他自汝州前往同州顺便到洛阳拜见了裴度，他面告这位已退居的元老，“终期大冶再熔炼，愿托扶摇翔碧虚”（《刘集笺证》第一二二〇页），这不只预祝裴度重新出山再创辉煌，也是他此行本身固有之义。谁曾料到，他还未抵任，朝中突发“甘露之变”，政局愈加紊乱不堪。
所谓“甘露之变”，可以说是一次反对宦官而未遂的政变。文宗称帝之后想铲除宦官集团为祖宗雪耻，经过与他宠信李训、郑注一番密谋，欲于十一月二十日在紫宸殿朝见百官。使左金吾大将军韩约入奏，诈称金吾左仗院后面的石榴树上夜降甘露，请文宗去看。以此引诱宦官跟随皇帝往观，待宦官进入金吾左仗院内，准备由事先埋伏的甲兵一举杀尽他们。但机泄事败，宦官仇士良调动禁军大肆屠杀朝官，李训、郑注及舒元舆、王涯、贾悚等及其亲族，一律被斩，受株连而丧生的多达六七百人。刘禹锡对于甘露之变毫无关涉，有关事情的始末只能得到为宦官控制的官报消息。在这非常时刻他十分审慎，对遭诛夷的僚友默无一言，虽心有隐痛、又愤恨宦官，但他的态度却与当局的政令保持着同步反应。朝廷下令斩郑注，七天后他一到任目见诏书，立刻奉上《贺枭斩郑注表》。跟着，朝廷为事变中受牵连的人颁发了特赦令，他又赶忙呈进了《贺德音表》，这种唯当局马首是瞻的表现，也是头戴乌纱帽者的稳妥选择。
不过甘露祸起的巨大冲击波使刘禹锡的宦情迅速地冷却了，他最后的等待不再是准备“抟扶摇”而振翅腾飞了。刘禹锡在同州未满一年，开成元年（836）秋，以患足疾去官，迁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他在退下来之前的几个月里，还在替国分忧，为本郡百姓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他针对同州“四年以来，连遭旱损。闾阎凋瘵”，“物力困涸”（《同州谢上表》），和民瘼深重、负债累累的实际状况，积极为民请命。先争得了放免开成元年夏季的青苗钱和六万石粟麦的救济粮，以解燃眉之急。随后又获准放免多年积欠的钱粮债务，收到了“去其旧弊，众已获安”（《谢恩放先贷斛斗表》）的良好效果。这是他在宦辙上留下的最后的惠民印记。
9.退居洛阳
刘禹锡六十五岁那年秋天，以正三品的虚职头衔退居洛阳，开始了他的晚年生活。我们在《谢分司东都表》里，可从一个侧面了解他当时的心态：“列名宾护之职，分司河洛之都。老马沾束帛之恩，枯株蒙雨露之泽。获居荣秩，以毕余年。”这个结果与他追求的志业尚有相当的距离，所以他表示“虽迫桑榆之景，犹倾葵藿之心”，如果朝廷用得着，情愿效力。但是他承认自己老了，现实的朝政和自己的努力也不合拍。自己能够满载殊荣、享受优厚的待遇，平稳离开充满风险的政坛，再想到与自己比肩的宦游者已是“零落将尽”，他感到幸运，越发觉得余生的珍贵。在这种态度的支配下，刘禹锡把晚年的时光装点得多姿多彩。“正像垂暮的斜阳，曲终的余奏和最后一口啜下的美酒给人们温馨的回忆一样”[6]，他的垂暮之年格外引人注目。
刘禹锡回到洛阳，立刻找到了自己的生活位置，他兴高采烈地加入了裴度与白居易经常举行的“文酒之会”。三位志趣相投的老人，有了自己支配的时间，走到一起来，共同创造和品尝暮年生活的美，这该是何等的愉快！裴度拟了这样的诗题：《予自到洛中与乐天为文酒之会、时时构咏、乐不可支、则慨然共忆梦得、而梦得亦分司至此、欢惬可知、因为联句》，以之表达他们的情分及其生活的韵味。在这长篇的联句中，白居易逼真地叙述了乍见梦得的情境，“欲迎先倒屣，入座便倾杯。饮许伯伦右，诗推公干才”，诗篇特地自注“并以本事”。呼之欲出的场面多么动人，听到朋友来了，赶忙迎接竟把鞋穿倒了；见了面先碰杯，端起杯便诗兴大发；早就知道老朋友能像“竹林七贤”中的刘伶那样豪饮，更有“建安七子”中负有重名的刘桢那样的诗才。有了伙伴，他们驱散了老年人的孤独感，也不会产生被人遗忘的错觉和叹老嗟卑的哀怨。他们反倒认为自己是社会上不可缺少的角色，相互间有说不尽的共同语言，有浓得化不开的真情，“昼话墙阴转，宵欢斗柄回”。
他们的唱和鼓起了对人生未来的信心，正如刘禹锡在联句中唱道：“洪炉思哲匠，大厦要群材。他日登龙路，应知免曝鳃。”诗语里的“曝鳃”是指鱼跳不上龙门后的困顿处境，话外之音是国家需要时他们仍能发挥余热，把事情办好。可以说，吟诗唱和成为刘禹锡及其伙伴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他们又能以唱和之作照见自己的灵魂，看到自我的形象，进一步激发了对生活的热爱。第二年春三月三日，刘禹锡与裴度、白居易等十六人应河南尹李珏之邀，参加了在洛滨的修禊活动，大家欢宴舟中，“各赋十二韵”的诗章。刘禹锡的作品生动描绘了这个历史上少有的韵事，激动地把它比作东晋永和年间有谢安、王羲之、孙绰等四十一位名士参加的会稽（浙江绍兴）兰亭盛会。五月，裴度出任河东节度使，牛僧孺来洛阳做东都留守，他替代裴度成了梦得在洛唱和的新伙伴。十一月，与刘禹锡有三十多年文友之雅的令狐楚死于兴元（陕西汉中）任所，他接到讣书和其临终前写给他的书信及诗篇，“寝门长恸”，“收泪握管”写了悼亡诗（《刘集笺证》第一二一一页）。又将大和五年（831）以后，与令狐楚唱和篇什续编入《彭阳唱和集》中，还撰写了《后引》。开成三年（838）秋末牛僧孺离开洛阳，冬季裴度返回东都，不久病逝。此后只剩刘、白两人友善如故，“诗笔文章，时无出其右者”（《旧唐书·刘禹锡传》。
读刘禹锡在洛的唱和诗，很容易发现他的晚年一直保持着很高的创作激情，他几乎无时不在寻求蕴藏于生活中的可以入诗的材料。春天来了，他兴奋地告诉伙伴：“春来自何处，无迹日以深”，“花意已含蓄，鸟言尚沈吟。期君当此时，与我恣追寻”（《洛中早春赠乐天》）。夏天，他偏爱“新竹开粉奁，初莲爇香炷”（《牛相公林亭雨后偶成》）。诗人对秋的信息分外敏感，他在《酬乐天感秋凉见寄》里欣然描写了秋光的美好，“槿衰犹强笑，莲迥却多情。檐燕归心动，韝鹰俊气生”。冬天的雪在他眼里是那么的令人赏心悦目，“琼林映旗竿”“玉树满眼新”“风雪相和”则预示着新春的临近。
刘禹锡晚年不仅陶醉于自然界的美，更不忘追求生活中的真与善。牛僧孺在洛阳大造园墅，夸富斗豪。苏州官吏为了讨好他，劳民役众给他备办珍木怪石，刘禹锡写了《和牛相公题姑苏所寄太湖石，兼寄李苏州》与《和牛相公南溪醉歌见寄》，予以委婉而严肃的讽刺。牛僧孺是文宗大和、开成年间搞朋党争斗的头面人物，刘禹锡借唱和机会写了《和牛相公雨后寓怀见示》，其中有“金火交争正抑扬”“晓看纨扇恩情薄”“庭中百草已无光”等语，以景喻理，表现了党争的洋相和深恶之意。刘禹锡晚年并非只跟老伙伴唱和，他亦用诗和在任的各级僚友保持着联系。如《寄和东川杨尚书慕巢、兼寄西川继之二公近从弟兄、情分偏睦、早忝游旧、因成是诗》是酬答东、西川节度使杨汝士和杨嗣复的，作品的思想意义尽管不大，但是以诗对话，“各抛笔砚夸旄钺，莫遣文星让将星”，也能互相慰勉，提高精神生活的格调。他在《述旧贺迁、寄陕虢孙常侍》中鼓励这位接替他任过同州刺史，又得到升迁为陕虢观察使的孙简，要轻徭薄赋，为百姓排忧解难。雪莱曾说过，诗歌是美好的灵魂对美妙时刻的记载[7]。
诗歌也像精神世界的灯，在照亮自己的同时亦能照亮别人。白居易的一个朋友叫皇甫曙，曾把自己写的一首《暮秋久雨喜晴有怀》赠给六十九岁的老人刘禹锡，老诗人答道：“雨余独坐卷帘帷，便得诗人喜霁诗。摇落从来长年感，惨舒偏是病身知。扫开云雾呈光景，流尽潢污见路歧。何况菊香新酒熟，神州司马好狂时。”（《刘集笺证》第一三八八页）诗人这是在激励朋友，更是在鞭策自己，亦可知诗人创作的过程就是自我鼓舞斗志、不断深化对宇宙人生思考的过程。他的《酬乐天咏老见示》和《始闻秋风》等诗篇，与曹操《步出夏门行·神龟虽寿》相较，确系豪气不减而理趣过之，堪称垂世不朽的佳作。
当然，刘禹锡晚年内心的用世情结还在，思想中的矛盾也没有消逝，由此引发的哀怨与痛苦在他的诗文里时有流露。像“弥年不得意，新岁又如何？”“以闲为自在，将寿补蹉跎”（《岁夜咏怀》），“至闲似隐逸，过老不悲伤”（《刘集笺证》第一二三五页）等诗语皆为见证。但是他处于衰病日增的老迈之年，对功名的态度要冷淡得多了。文宗开成末年改任他为秘书监、分司东都，武宗会昌元年（841）春，又加检校礼部尚书。他明白这只是一种安慰，他已断无复起出任的可能。诗文成为他精神的主要寄托，他将自大和八年（834）以来与白居易唱和诗篇，编为《汝洛集》并撰《集引》，直至他七十岁，还与老伙伴联句。
次年，他身体骤衰，自己预感到生命的终点不会很远了。他抱病挥动着一生未曾离开过的笔，为后世留下了《子刘子自传》这篇短隽谨严、事切情深、声如金石的传记文，把久埋胸中的话语公诸于世，千古寸心，让后人去评说！这篇《自传》是刘禹锡的绝笔，是了解他的生平和永贞革新史实的最可珍贵的资料。特别引人思索的是不足千字的自传，却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字斟句酌地叙写王叔文的身世和美德。着重点明他出身寒微而才华出众，深得时贤推许：“实工言治道，能以口辨移人。既得用，自春至秋，其所施为，人不以为当非。”显然，刘禹锡的用心是为王叙文辩诬雪冤，为永贞革新的八司马恢复名誉。
人生是短暂的，而刘禹锡的人生选择却是面对世道艰难的中唐，志在完成不平凡的革新事业。他备遭挫折而不断挣扎，奋斗了一生也无力解决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因此他不可能没有遗憾：“重屯累厄，数之奇兮。天与所长，不使施兮。人或加讪，心无疵兮。”人格的高尚并非在于一个人幸运地成就了什么，而是体现在他对真善美的至死不渝的追求，对人类进步事业无所保留的奉献！初秋，刘禹锡离开了使他留恋和叹惋不已的人间，享年七十一岁，死后赠户部尚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