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往开来不断创生学习《论语》新境界，提高人生的终极意义
众所周知，浩如烟海的儒家典籍承载着厚重如山的中华文化的累积。而孔子作为儒家文化的宗师，他所崇尚的“仁义”“忠恕”“中庸”“礼乐”，以及政治上的“仁政”“德治”“王道”等主张，在《论语》中都有经典式的阐述。这不仅成为儒者尊奉不移的圭臬，而且世代传习，风陶鼓铸，不断升华为传统文化的精魂，内化为人们心灵家园的财富，提高人生价值和终极关怀的意义。
如果从文化创造者的角度来审视，儒家学派在亟待完成自我，消融异端、争取信众的情势下，孔子卒后，其弟子们必然急切地要把各自记录师长生前的言行汇编成册。凭《汉书·艺文志》的说法，我们就能够想见，《论语》成书是一项艰难的文化建设工程，将弟子各有所记的内容汇总起来，锤炼成有条理，并能呈现出孔子“一以贯之”思想体系的语录体文集，非但不是一时所成，而且凝聚着孔子弟子与其门人的群体智慧。事实上，自汉以后，历代都把《论语》当作诠释儒经的活教材。按前文援引赵歧的观点，《论语》竟然达到确保“五经”运行的地步，这就是我国历史上不同时期都会出现学人为之作注，发表对《论语》诠释与解读研究成果的根本原因。
我们仅以继汉学、宋学之后的清代为例，注疏、解读《论语》的学人嗣响而来，或宗汉学如毛奇龄《论语稽求篇》，专为攻驳朱熹《章句》而作；或宗宋学以朱熹所注为指归，如李光地《读〈论语〉札记》；或不拘泥于前人见解而独辟蹊径，如宋在诗《论语赘言》，它在书中指出，凡是别人说过的，我不再说了，因为《论语》一书是“孔子传道之书”，是“教人为君子之书”，读《论语》不是为了科举弋取功名，而是触目有所感发，并融会贯通，务求其有益于自我的成长。坦率地说，我曾翻阅过清人研读《论语》而存世的读本，不下几十种，大都各有所宗，却能发挥己见又言之成理，读了颇获开卷有益之效。尤其刘宝楠与其子恭冕的《论语正义》，能于学术层面消融门户之见，打破汉学、宋学的樊篱，不为专己之学，不守一家之言，广泛征引，择善而从。在编写体例上敢于不恪守疏不破注的积习，对旧书注义略者，则依经以补疏，对注义有错误的，则先疏经义，然后重新注之。对注义有不同说法却言之成理者，悉为收录。终于，在花烂映发、各展风采的清人《论语》注本中成为最有创意、最为完备的读本，为后学者解读《论语》开拓了新境界。
如果从文化受众的角度看，《论语》作为诠释儒家经典的活教材，在百家争鸣的战国时代，儒学所以能赢得显学的地位，和《论语》对社会心理的穿透力、吸引力而形成庞大的受众群不无关系。因此《论语》虽遭秦火戕贼，却迎来了浴火重生的新气象。这里且不说在西汉《论语》三种传本，无论官学或私学各有传习；在东汉《论语》始被列为儒学“六经”之一，（后《孝经》也列为经，则是“七经”之一），成为士人必读之书。就是学童有阅读能力，不管家境富贵还是贫贱，《孝经》《论语》皆是首选的读本。
例如《汉书·疏广传》载，宣帝皇太子年十二，通《论语》《孝经》；《后汉书·马援列传》载，其侄孙马续七岁，通《论语》《孝经》；《后汉书·范生列传》说他九岁通《论语》《孝经》。王充《论衡·自纪篇》说他八岁进书馆学识字、写字，然后学《论语》《尚书》，每天能背诵千来字。因家贫无钱买书，就到市肆上卖书摊处阅读，并“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后汉书·本传》）。类此，史书记载汉代学童读《论语》、通《论语》的事例夥矣，不必一一列举。其实，民间不见史书记载的广大学童，他们不仅学习《论语》，而且所用的读本、资料也不限于官、私学校通用的教材。清代段玉裁把那些流传民间的孔子言论资料称为《逸论语》。
汉代以后，魏晋南北朝时期，学童识字之后，开始接受阅读教育，而《孝经》《论语》则是诵读学习环节的必读教材。为适应阅读教育发展的新形势，此际产生了新的注释形式，如集解、义疏、注音等，陶弘景《论语集注》、皇侃《论语义疏》则是代表。不难推知，这为自学《论语》更为普及创造了条件。《北史》卷八一记载，徐遵明曾居蚕舍，读《孝经》《论语》《毛诗》《尚书》《三礼》，不出门院，凡经六年。就是这位自学成才的遵明先生，后来成为海内“莫不宗仰”的著名学者。南北朝时期的大学者、文学家颜之推，身世际遇极为复杂，三为亡国之人，性命几乎不保，他在《颜氏家训·免学》中恳切告诫子孙学习《论语》的重要。
他说当下士大夫子弟“数岁已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礼》《传》（指《春秋三传》），少者不失《诗》《论》（指《论语》）”。因为即在兵荒马乱之时，就是平民百姓如果“知读《论语》《孝经》者，尚为人师”，不至于给他人耕田养马，甚者抛尸于荒沟野壑。由此可知，南北朝之时普通民众已经把学习《论语》和生活实用挂钩，视为全身免祸的求生本事。颜氏进一步强调学童精神专注敏锐，及早学习务失良机。然而，早年即使失去求学机会，亦不可自弃。他列举汉代朱云“四十始学《易》《论语》”，“晋代皇甫谧二十始受《孝经》《论语》，皆成大儒”。
还应看到，南北朝时期，北朝政权掌握在鲜卑贵族手里。学徒广泛接受“双语”教育。鲜卑人和其他民族人既要学本民族母语，还要学习汉语；汉人除学母语外，还要学习鲜卑语。为满足鲜卑和其他族人学习《论语》的需要，于是《论语》出现了其他族语的译本。《论语》的受众超越了汉族范围，就像滚雪球似的，接受《论语》教育和影响的人越来越多且广。时至隋唐，科举制度逐渐完备，唐朝设有常科和制科考试外。还有童子科，十岁以下儿童应试，要求通一经及《孝经》《论语》，成绩卓异也可得官。唐代学校教育特别重视学生对《论语》的学习。如归属国子监的国子学设有“三礼”、《毛诗》《左传》五个专业，每个专业的学生除学本专业的经书外，《孝经》《论语》则是共同必修的课程，并限一年业成。因此，曾在官学任过教的韩愈，就有《注论语》十卷，柳宗元虽没有从教官学的经历，却公开教授私学门人，在《报袁君陈书》中告诫青年读书取经，“当先读《六经》，次《论语》、孟轲书，皆经言”。
综观唐代受众治《论语》、学《论语》的价值观与成就，已与南北朝时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超越了以往多为修身养性，乃至安身立命之目的，而是在与佛老思想意识的碰撞交流中，注重对其义理的开掘，并在改善思维逻辑、认知创新上颇见兴趣，士子们更期待在科考中收获功效。
于是，到了儒家理学期的宋代，便创生了学习《论语》的新境界、哲学阐释的新内容、终极关怀的新高度。如程颐说读《论语》后，“直有不知手之舞足之蹈之者”。如此兴奋、激动的原因，用他自己的话说：“颐自十七八读《论语》，当时已晓文义。读之愈久，但觉意味深长。”（《儒家经典·〈论语〉集注》）他的四传弟子朱熹的《四书集注》是集历代受众学《论语》、治《论语》的大成，而以义理解经，并重训诂考据，提炼微言大义，登上了《论语》学发展进程的新高度。元明清三代定其为科考必读书，不是一点儿道理没有的。
明清之际，封建统治面临日薄西山，统治者把程朱理学作为强化专制集权的官方哲学思想，并在各个领域贯彻执行。士子们读《论语》为的是科考，考试内容主要是“四书”“五经”。看似尊经崇儒，结果社会风气败坏，变得腐朽、空疏。此外，还应看到社会文化教育普及的程度前所未有，私学、义学、社学使城乡贫寒子弟获得启蒙教育，书院、讲会日益昌盛，往往集中名师讲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研究风气打破墨守成规的陋习。加之西学东渐，多民族的文化交流又给汉族本体文化注入新活力。《论语》受众的精神家园大为改观，冲决封建传统的愿望，渐成山雨欲来之势。终于，《论语》学经受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巨大的锻炼与洗礼，旧貌换新颜。
今天，我们能够清楚地感受到，由历代儒学受众参与建构的中国文化史、教育史、思想史都打上了《论语》的烙印。而《论语》“圆转无穷”的义理，涵容着今人称谓的思想内容、思维方式、人文关怀和价值取向，仍在影响着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甚至《论语》文句结构和表达方法也将关涉中国语言和文学的发展。不妨信手拈来一件事实来做上述看法的注脚：
1995年8月，《光明日报》与高等教育出版社举行了这样的问卷：“在下列四部古代经典中，你最爱读哪一部？《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光明日报》9月7日第七版刊登了《当代读者在古代经典中最爱读〈论语〉》的报道：“由此可见，古今一脉，人同此心，儒家思想在中国深入人心，优秀传统文化魅力不减。”
不消说，《论语》是中华民族先哲、以孔子为代表的原始儒家所创生的精神文化的积淀，历代的儒学受众在学习、研究《论语》的文化实践中，完全能够、也一定能够继往开来，提升灵魂境界，铸就新的精神财富，增益人生的终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