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整理“六经”臆说
多年教学中，每谈及孔子文化功业，必说他整理“六经”，为建设与发展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做出了不朽的贡献。然而，如进一步叩问，孔子是怎样整理“六经”的？他与“六经”究竟有何关系？则必定瞠目结舌，不知所云。近期讲授《中国文化概论》，翻阅资料，好似略微通了窍，能勉强地说出少许的体会，又远不敢断言是或非，只配称为臆说，深冀藉此引来方家赐教以释久惑悬猜的疑窦。
所谓“六经”，凡人皆知是儒家的六部经典，即《诗》《书》《礼》《乐》《易》《春秋》。不过“六经”之名却于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之前早已有之，今人普遍地接受了古代文献的有关记载，认为西周官府垄断教育，其学制分为小学、大学两级，大学的教学内容即是“六经”。将“六经”与儒家挂钩的肇始者是战国晚期庄子的后学，因为出自其手的《庄子·天运》说：“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很遗憾，这里的话委实经不起推敲。《史记·孔子世家》《礼记·曾子问》《家语·观周解》等古籍均有孔子至周问礼于老聃的记载，清代学者阎若璩考证，事当在鲁“昭公二十四年（前518）夏五月乙未朔”。（阎若璩《先圣生卒年月考》）这年孔子仅34岁，恭谨自重的孔子怎会在老聃面前标榜治“六经”，“自以为久矣”？更何况他明确表示过“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稍加体味，便不难想见，34岁前的孔子绝不能向人倾吐如此的看法。那么，连《易》还没学完，又谈何治“六经”呢？《庄子·天运》的话只能说明“六经”原本非专称儒家经典。
撇开这些不谈，“六经”也不是像汉代学者指出的那样，只属孔子所著的典籍。研究者已经查知，把著述称作“经”，并不起自孔子，而很可能来源于《墨经》。《庄子·天下》说墨学弟子徒孙皆读《墨经》，而且“经”非谓经典之意，似指提纲，与汉代之后赋予的内涵大相径庭。我们亦不能据此否认从孔子用“六经”做教材传授弟子以后，降至战国时期已有儒家“六经”的称谓，而到了汉武帝时，“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汉书·武帝纪赞》），从此封建时代官方公认“六经”为儒家经典。“六经”次序的排列，古籍里不尽相同，《庄子》的《天运》《天下》等篇章，《荀子·儒效》《商君书·农战》《淮南子·泰族训》，董仲舒《春秋繁露·玉杯》《礼记·经解》篇，司马迁《史记·儒林列传》，皆为《诗》《书》《礼》《乐》《易》《春秋》（《荀子》《商君书》没提及《易》）。但班固《汉书·艺文志》、许慎《说文解字序》和现在的《十三经》把《易》调放在首位，产生更动的因由似以经书编著的年代使然。这对我们思考孔子整理“六经”的问题无甚紧要。随后，分别讨论孔子与各种经书的关系，及其究竟做了哪些投入：
钟肇鹏《孔子系年》引《论语·子罕》：“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以之推断孔子69岁从事“正乐”工作，继而进行文献整理（《孔子研究》）。“正乐”指订正乐章。由于《乐经》亡佚，人们料想它是曲调乐谱性质的书籍，周公制礼作乐两者并举，以乐辅礼强化礼治效果。后来又将诗与乐结合，《诗经》三百篇每首皆配乐歌唱。古人惯言礼乐、诗乐，恰好印证《乐经》的功能用途。春秋时期周王室日趋衰微，社会关系发生了新变化，原来繁文缛节的周礼逐渐为社会生活所裁汰，而依附于礼的乐也与时代情绪和社会心理很不合拍，避免不了遭到冲击。诗乐的变化尤甚，新兴流行歌曲为人喜闻愿唱，非但在民间传播，上层贵族统治阶层亦不乏有爱好者。如《礼记·乐记》载魏文侯“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国语·晋语八》亦有“平公悦新声”之说，等等。此处提到的“郑卫之音”和“新声”就是与古典乐曲相对而言的新兴流行歌曲，孔子正乐便是纠正因流行乐曲的干扰，导致古典礼乐和诗乐出现的混乱现象，他强调“郑声淫”（《论语·卫灵公》），意指“烦乎淫声”（清·刘宝楠《论语正义》），把传统的高雅古典乐曲都给搞乱套了，所以要“放郑声”（《论语·卫灵公》）。经过正本清源，理顺“礼”“诗”与古典乐曲的关系，以正乐促礼教、完善诗教。关于正乐，毛奇龄《四书改错》曾说过这样的意见：
“正乐，正乐章也。正雅颂之入乐部者也。部者，所也。如《鹿鸣》一雅诗，奏于乡饮酒礼，则乡饮酒礼，其所也。又用之乡射礼、燕礼，则乡射，燕礼，亦其所也。然此三所，不止《鹿鸣》，又有《四牡》、《皇皇者华》两诗，则以一雅分数所，与联数雅合一所，总谓之‘各得其所’。”（刘宝楠《论语正义》）
显然，孔子正乐是订正乐章，梳理乐曲、“诗”“礼”三者的关系，清除其乖乱之弊。具体地说，则是把西周以来保存于世的古典乐曲，遵照周公制作乐谱的旨意，结合时代的变迁适当加以“损益”，将它们整理成若干部曲调，每部曲调又包括若干支乐谱。一支乐谱与具体诗篇结合为固定的乐章，依据礼制的要求，来安排何种礼仪场合使用哪部曲调、演奏哪几个乐章。这可视为毛氏所说的“正雅颂之入乐部”的旨意，《子罕》中“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亦可做如是解。
任何有生命力的文化都将在自身的演进中经受连续选择而吐故纳新。战国时代“礼”“诗”的作用有了巨大变化，依附二者的曲调乐谱便丧失其原本的意义，遭致被废弃的命运，《乐经》早亡便不令人费解了。马克思主义认识事物的一个带有普遍性的方法论是，评价历史问题需要提到往昔的环境背景进行分析。孔子正乐不是孤立的文化选择，而是把诗、礼、乐三位一体地通盘考虑，捆在一起整理。《乐经》虽亡，存世的《诗》《礼》还在，孔子的文化精神积淀于其中，并未泯灭。《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晚年专心致志“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起唐虞之际，下至秦穆，编次其事，故书、传、礼、记自孔氏”。可见，孔子“删诗书，定礼乐”是一揽子工程，几乎同步推进。
那么孔子对定礼何功之有？简括地说，他修礼是为了维护宗法贵族等级制，但具体方法是顺应社会发展和文化进步，不保守法古，而进取师今，这是人生观与方法论的对立统一，似与黑格尔的庞大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里还有辩证法思想的合理内核，有点相通的意味。为了说明此处提法的道理所在，有必要先回顾一下上古时期礼文化演进的足迹：
上古时期的礼文化发展到孔子生活的年代，大致说来经历了三段行程。初始阶段是礼的形成期，原始氏族社会先民祭祀祖先，敬天事神，年复一年，相沿成习，逐步充实、规范，构建起具有全民意向的同一活动仪式，即为中华民族跨入文明门坎时的氏族社会的礼。奴隶制社会降临之后，礼文化也随着转型，奴隶主统治者将来自远古意识形态的礼，加工改造成神权与政权合一的统治工具，礼的原始本义嵌入了阶级观念。神主宰人间事务，而落实神的意旨，在人世中办事的则是政治上的统治者，他们于祀神的礼仪活动中担当祭司，成为与神的联络员和它的代理者，礼是地道的神化统治者的手段。殷商之后的周公非常精明，他巧妙地利用拖着氏族社会“脐带”的礼，铸造成“亲亲”“尊尊”的规则，把礼文化推进到新的里程。他在人神的关系上虽然没有彻底否认殷商神的观念，却演化为以德配天、敬天保民的新思想。他把政治视线由天国里的神转移到地上的人，在调整人的社会关系上大做文章。他主张的“亲亲”是指爱自己的亲属，以自身为起点，上溯父、祖，下延子、孙，绕着嫡长子为中心连为一脉，进而生发为宗法制、分封制。“尊尊”是指尊崇政治地位高的当权者，尊奉辈分高的长者。确立了按着尊卑贵贱分配物质权益和交往方式的基本框架，深入锤炼成系统完备的典章制度。这就是古籍中所说的“大礼三百”“小礼三千”，一部《周礼》类如周代社会的百科全书。
伴随生产力的发展，西周社会的经济基础发生了巨大变化，形成于周初的意识形态面临着严重危机，周公所制定的礼乐陷于崩坏的阶段。孔子以深邃的思想家眼光，洞察礼对维系宗法制贵族等级统治的意义及其愈趋瓦解的演变征兆，主动自觉地担负起复兴周礼的使命，表现出社会政治家的极大气魄。孔子定礼与周公制礼的原则性差异在于，孔子竭力淡化周礼的人神与人际交往形态的内容，深化亲亲、尊尊的内涵，拉动礼治视野的再次转移，把周礼的血缘纽带化为爱人的情感灵魂。孔子思路的创新处在于，认为规定上下等级、尊卑长幼社会生活秩序的礼，其存在的理由是人性的内在欲求，是具备道德之人的一种天赋属性，而这种天赋属性透发出现实的效用，必须经过主观的修养和锻炼。所以只有加强伦理道德建设，提高精神境界，才会自觉地维护和执行礼的规定，而感到满足和快乐。由此可知，礼的生命线不是其外在形态，而是施礼者的道德觉悟，潜在的天赋属性的实现。基于此，他提出了仁的命题，仁是一个人最完美的伦理道德修养准则，礼乃是实现“仁”的标志，即“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孔子用仁释礼，勇敢地对周礼重新改造，为其注入新质，焕发礼的活力，使礼成了求仁、为仁、达仁的保障机制。礼也是人人须学、人人可学的行为道德规范，不论门第出身、职位高低，谁能克己求仁，谁就具有复礼的条件。
不言而喻，孔子认为礼的真正价值取向，不在于施礼的物质交易性，而是建设新的礼乐文明。在他的“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的慨叹中，我们能够体会到孔子呼唤人文精神的深情及其推动文明进步的强烈的历史责任感。经过孔子对周礼的改造，把原来礼治的施政途径，引导至诲人自省自砺、坚持道德修养的教化之路。后经荀子沟通礼与法，合铸成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总之，孔子改造后的礼在知识层面上，变重在礼仪形式规定和物质交易内容为旨在建设礼乐文明的社会精神。在价值层面上变学礼谋生求食为追求道德完善和治国安民之术，那种认为孔子定礼促进了儒家学派诞生的说法，是颇有道理的。
孔子与《诗经》的关系，凭借他的正乐活动便会看得明白。《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了吴公子季札在鲁观乐的史实，清楚地证明了《诗经》作品皆是可配乐舞的曲辞，整理乐章无法丢开诗作孤立进行。司马迁也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史记·孔子世家》）班固《汉书·艺文志》指出：“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但是吴公子季札观乐过程中，鲁乐工为之所奏十五国风及雅、颂的分类、次序，和今世《诗经》传本基本相同。这表明《诗经》早在春秋之际已经成型。况且季札观乐时孔子年方8岁，绝不可能品评久存于世的诗作，乃至大刀阔斧地去粗取精，一锤定音。难怪汉代孔安国、唐代孔颖达、宋代朱熹都曾对孔子删诗说提出异议。然而也不能因为孔子删诗说不可信，便一笔抹杀孔子整理《诗》的成绩。《论语》中关于诗教及引《诗经》的语句，多达20余处，稍事分析可知，孔子影响《诗经》最突出的地方是使其着上了伦理道德的色彩，提高了诗教的意义和地位。春秋时代人们常以典礼、讽谏、赋诗、言语与礼乐相关的形式，用《诗经》表达思想感情。孔子时或将诗礼并列，“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似可反映他定礼乐的过程始终伴随着整理《诗经》。“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这些评述完全证实了孔子在肯定《诗经》表情达意作用的同时，着力强化诗教的美善结合。后世儒家把《诗经》看作伦理、美育的教科书，是孔子首开先河。
汉代司马迁和班固都认为孔子还曾经删订编纂了《尚书》，他从虞、夏、商、周以来史官所藏的重要典诰中严择精选，上起《尧典》，下讫《秦誓》，相传共百篇，遭秦火后仅存28篇，用汉代通行的隶书抄写，称之为《今文尚书》。在汉武帝时鲁恭王刘馀从孔子故宅壁中发现《尚书》的先秦古文籀书写本共45篇，称《古文尚书》，但流传不久即亡逸。东晋出现的《古文尚书》，经考订是王肃或梅赜所伪造的。现在一般学者的看法是《尚书》为各代史家的著述，在流传过程中，经过一些修改与增益，孔子可能是参与其事的一位，却不一定是最终的定稿人。况且典册于先秦乃是单篇流行，此为通例，推测《尚书》是战国末期合编成定本的。《尚书》有“垂世立教”的性质，多讲为政得失和经验教训。特别是《周书》以殷鉴为戒，改变一味迷信神鬼，眼睛转向人世，重视保民，这对孔子民本思想意识的形成产生过积极影响。《论语》《礼记》均载孔子曾用“六经”施教，《尚书》可谓难得的“政治课本”。
孔子对“六经”中的《易》教，亦有明确的态度，《礼记·经解》说：“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意指《易》的教育目的是使受教育者能掌握事物变化规律，以趋吉避凶，决定行止。《史记·孔子世家》也称：“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这里的“韦编”指用皮带串起的书简，“三绝”是说贯串书简的皮带断了多次，生动地反映了孔子晚年喜欢读《易》的程度。司马迁认为《易》最早的注释是孔子作的，而后人却指出非为一人所作，最终完成于战国晚期。然而人们用《易》占卜论事是孔子生活年代习见的现象，凭着他的学识和阅历，学《易》、阐发《易》的意蕴则在情理之内。他自己还说过：“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孔子又把《易》传授给弟子（《史记·仲尼弟子列传》），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周易》残卷附录，记有孔子师徒研讨《易》理的问答。孔子与《易》的密切关系也毋庸置疑了。
孔子晚年整理文献直到年逾古稀，笔耕不辍，《孟子》《史记》等书都提到他于鲁哀公十四年（前481）仍作《春秋》之事。“春秋”原是孔子时代史书的通称，墨子曾指出：有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墨子·明鬼》）又说：“吾见《百国春秋》。”[1]孔子依据鲁国史官所修的《春秋》，参考其他诸侯国的史籍编撰而成《春秋》一书，我国古代私人修史肇始于此。孔子写作《春秋》的目的，司马迁讲得清楚：“据鲁亲周。”（《史记·孔子世家》）展开一点说，则是通过编著鲁史来尊崇周王室的地位，并贯串夏、商、周的史事，以强调王道的一贯性。全书以简省的文辞、严格的标准，正名分、寓褒贬，劝善惩恶，为天下推行礼义制造舆论。孔子编写体例是逐年纪事，并标明事情发生的日期。孔子所著《春秋》即成为流传至今的我国古代第一部编年体史书。
孔子以前，修史由官府专人负责，史书则是收藏在政府内的典册。春秋后期许多诸侯与周室同步衰落，列国史籍材料日益散佚。孔子敢为人先，破天荒地私人撰史，遭逢动荡时局主动把历史文献存亡继绝的责任承担在身。他本人庄重声明：“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史记·太史公自序》）今日观之，孔子保全上古史料建功于史学事业，有利于民族文化的发展。近人章太炎说得好：“令仲尼不次《春秋》，今虽欲观定、哀之世，求五伯之迹，尚荒忽如草昧。夫发金匮之藏，被之萌庶，令人不忘前王，自仲尼、左丘明始。”（章太炎《国故论衡·原经》）连同孔子整理过的《诗》《书》《礼》《易》等典籍，其不可磨灭的伟绩，不只被后代儒家世代相传，奉为经典，更重要的是率先垂范以保存民族文化遗产为己任，引发了后来者从事民族文化建设，发扬民族文化精神的自觉性和使命感。“追惟仲尼闻望之隆，则在六籍。”“令人人知前世废兴，中夏所以创业垂统者，孔氏也。”“微孔子则学皆在官，民不知古。”（章太炎《检讨·订孔上》）踵武孔氏，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才有刘向父子的《别录》《七略》，班固的《汉书·艺文志》，直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这些前后相映生辉的古籍整理的文化学术硕果，历史做出了公正的裁判。孔子是我们民族文化的骄傲，是人类文明的光荣。
【注释】
[1]《墨子全译·墨子佚文》，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