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艺术特色浅析
刘禹锡的诗歌创作与中唐诸大家相较，艺术个性鲜明、自成家数，其创新之处，历代诗论家多有揄扬。明人杨慎曾通观刘的文集而后赞曰：“元和以后，诗人之全集可观者数家，当以刘禹锡为第一。其诗入选及人所脍炙，不下百首矣。”（《升庵诗话》卷十二）杨氏的结论就刘诗总体评价而言，算得上独具只眼，但失于笼统，没有分析，令人难以信服。如从文学史的角度加以叩问，则可看出刘诗在驾驭体裁、役景造境、铸象生神、驱遣语言、风格色调等艺术手腕上的精湛功力。完全可以断言，他不愧是屹立中唐诗坛的巨匠大师。
第一，刘禹锡对诗歌体裁的运用表现了可贵的创造性。他的诗“无体不备，蔚为大家”，其中近体胜于古体，尤以七律与七绝著称。中唐是七律的春天，风光旖旎，佳品荟萃。刘的七律计有一百八十余首，仅次于数冠中唐的白居易。而对艺术的探索，白居易的重大成就是增强了七律的叙事功能并使之通俗化，活泼澹荡，新貌悦人。刘禹锡自开门径，远学杜甫用七律抒发身世与思古之慨，借鉴其模铸意象的方法；近取大历诗人以活句入律和将主体心灵化的创作范式，兼熔合铸，独有建树。他的怀古咏史、记游酬赠之诗均有七律杰作，其艺术的精妙之处，则是把繁富的历史内容及其对人生哲理的深广体认凝聚在超越时空观念的意象上，或者机巧地借物指点，引发读者无穷的联想以及对意蕴的寻绎。姑且不谈《西塞山怀古》《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松滋渡望峡中》等人们熟悉的篇章，只要读读《汉寿城春望》就会领略其艺术的奥秘：
汉寿城边野草春，荒祠古墓对荆榛。
田中牧竖烧刍狗，陌上行人看石麟。
华表半空经霹雳，碑文才见满埃尘。
不知何日东瀛变，此地还成要路津。
汉寿城位于沅江下游，洞庭湖畔，唐代隶属朗州辖区，历史上曾是水陆要冲，名胜之地。诗人至此，触目所见，抚今追昔，感慨油然生发。首联起笔，以城外春天荒野之景切入，荒草野甸之上，遍地荆棘榛莽，期间隐现着废祠古墓，使临城春望颇感伤怀。继而，颌、颈两联，由四个特写镜头组接：牧童随意焚烧被遗弃的祭品，路上行人竟能见到抛在田间地头的灵物，昔时高大的装饰物、华表遭雷击损坏了半截，原本具有深远纪念功能的碑文，已为尘土所覆盖。这寂寞悲凉的画面，意在强调昔盛今衰，人文扫地。尾联诗意陡折，吐露诗人亟盼时来运转、国势复兴的夙愿。特别值得称道的是，诗篇巧思熔裁、识力精卓。如将数百年历史凝聚在一个空间里的几个意象上，同时又由超空间的意象把读者引出画面之外。这样，缅怀历史、感喟现实、期冀未来三者打成一片，使意象的喻理机能发挥到了极致。所以后人认为唐代歌手擅长七律的杜甫以外，“中唐作者刘梦得、刘文房（长卿）皆巨擘”（《诗法萃编》）。
中唐也是绝句创作的大丰收季节，以刘禹锡为代表的情韵派与以白居易为首的浅切派、韩愈为旗手的生奇派，构成鼎足之势。韩、白两派有意摆脱盛唐旧法，戛戛独造。刘禹锡共创绝句二百多首，虽少于白却是韩的两倍，其中七绝一百七十余篇。他在七绝的艺术上发扬盛唐的情韵和风调，又从巴楚民歌和新流行的乐歌曲调中汲取源头活水，合之冶炼，取得了“气该古今，词总华实”（《唐音癸签》卷七），不让开宝而独步元和的艺术造诣。其《望洞庭》《望夫石》《金陵五题》《秋词》《与歌者何戡》等七绝，无不用歌词悠扬婉转的风调表现深刻的思想，更不必说民歌体《竹枝词》等作品的情韵美了。王夫之称刘的七绝是“小诗之圣证”（《姜斋诗话》卷二）。沈德潜则说：七绝，中唐以李益、刘禹锡为最，音节神韵可追逐王昌龄和李白（《唐诗别裁》卷二十）。刘禹锡还能积极探索新的诗歌形式，他的《浪淘沙》《杨柳枝》《潇湘神》与张志和《渔歌子》等，被认为“诗与词之转变在此数调”（《四库总目提要·〈花间集〉提要》）。他晚年学习白居易，尝试填词，写了《和乐天春词，依〈忆江南〉曲拍为句》二首。这些都有力说明了他对词的形成是有功绩的。
第二，刘禹锡诗歌的艺术构思精密高奇，能够应不同作意之需，役景造境、铸象取神、独运匠心、因宜生变，酿就了大量丰神饱满、形象鲜活的艺术精品，表现出巨大的创造力。诗歌与其他艺术作品一样，无不是以个性化的形象表现丰富的生活内容和人生况味。诗人的生活体验、积学才情、美学理想、表现技能等因素又制约着作品构思的特点。刘禹锡诗歌构思之所以精到可佩，就在于他以洞察幽微的慧眼，及时精准地捕捉那些在个人生存体验中带有普遍意义的物象。如自然界里的蚊虫、飞鸢、百舌鸟等动物，经过诗人心灵的“营构”，便转化为寓有社会共识的艺术形象。他在构思过程中不但运用艺术辩证法，把丑恶东西转化为审美形象，而且面对政治迫害，选择了藏讥刺于戏谑、化冷峻为幽默的寓言形式，实现有效稳妥的讽刺目的。他的《墙阴歌》，瞿蜕园先生赞为“精思”之作，用日影变幻之速，讽喻权贵纵恣威福不要自谓长久，终究逃脱不了可悲的下场。（《刘集笺证》第八四四页）像这样摄录富有诗意的镜头，或以象征比兴、夸张变形，或用写实手法发表自己的生活与心理经验，来唤起读者心底共鸣的诗篇，俯拾即是。不过，诗人“营构”的艺术形象，有相当数量是寄寓了赞美之情，例如蜂、鹤、雕、骥、秋萤、华山等，经过艺术概括，要么染上了诗人的一缕情思，要么闪现着作者的思想火花。
刘禹锡早年曾师事皎然，这位诗僧对构思有过妙悟：“取境之时，须至难至险；始见奇句。”“有时意静神王，佳句纵横，若不可遏，宛如神助。不然，盖由先积精思，因神王而得乎？”（《诗式·取境篇》）师长的理论对他肯定有启迪，而他在以后困厄蹭蹬的生涯中始终与诗歌写作相伴，使他的构思技巧得以在理论和实践结合过程同步强化。命运之神冷落了他，艺术之神却给了他美的创造力和判断力来作补偿。他的短章简篇则以“红炉点雪之襟宇”（《姜斋诗话》卷二），一任才情“寄言无限，随物感兴，往往调笑而成”（《诗镜总论》）。其长篇巨制如《武陵观火》《韩十八侍御见示岳阳楼别窦司直诗，因令属和》《游桃源一百韵》《历阳书事七十韵》等，经过一番熔裁的功夫则展示出风雨争飞、鱼龙百变的意象世界。一言蔽之，在刘禹锡艺术观照的阃域里，不管是身临其境、耳闻目击的实地风光，还是纯系心中的虚境，都能在想象力的推动下，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按照诗作旨趣从中撷取意象材料。他的艺术构思既学得了盛唐诗人注重兴会、崇尚自然流泄的经验，又从自己的艺术哲学修养中萌生出思辨的筋骨，于是产生了千姿百态、情理兼胜的诗歌。
第三，刘禹锡诗歌语言精练含蓄，瑰绮秀朗，清新明丽，这是历来诗论家公认的事实，而且这一特征的三个方面又是互相联系、互相发明的。如此才显示出刘诗语言的生气和活力，产生迷人的艺术魅力与审美价值。当然，不同的篇章亦各有侧重。例如《金陵五题》组诗中的《石头城》：
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
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
诗人以“山围故国”“潮打空城”的简净语句，即刻引出了感受苍莽凄寂的环境气氛和联想豪奢一时的六朝悲剧。“旧时月”是具有高度表现力的词组，把古与今、自然与社会融为一片，构成鸟瞰故都金陵的全景图。末句一个“还”字力重千钧，意味着夜月是当年王公贵族醉生梦死的见证，也为眼前的画面着上了一层厚厚的冷色凉意，也给人们留下深沉的思索。时空是一种客观存在，它把人间善恶、美丑、功德与罪孽统统封存起来，等待文明为它们打扮。组诗第二首《乌衣巷》同样是人们久咏不迭的诗篇：“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诗句精简，两联四个处所，花草冠以“野”字，夕阳点以“斜”字，荒凉破败可见。“旧时燕”与“旧时月”皆可引发沧桑浩叹，都有劲远、蕴藉之美。白居易见到这组诗摇头长吟，叹赏良久，且曰：“《石头》诗云：‘潮打空城寂寞回’，吾知后之诗人不复措词矣。”（《金陵五题》并引）类似例证在刘诗中可以信手拈来。陈寅恪先生曾指出，白居易“欲改进其诗之辞繁言激之病者，并世诗人，莫如从梦得求之”（《元白诗笺证稿·乐天与梦得之诗》）。
形成刘诗语言精练含蓄的原因很多，但有一点需要强调，则是他善于用典，能在经史子集、古歌民谣等书林里穿梭自如、采光剖璞，提高了语言的品位。如《重游玄都观》诗前小序从古歌里取来“菟葵燕麦”讽喻权贵徒有虚名。《平蔡州》（其二）首联“汝南晨鸡喔喔鸣，城头鼓角音和平”，第一句来自乐府《鸡鸣歌》“汝南晨鸡登坛唤”。汝南即蔡州，鸡鸣喻天亮，一语双关，即景录事运化无迹。尤其妙用经书训诂自铸新语，“深曲精切，亦禹锡诗之所独长”（《刘集笺证》第六二九页）。他积极调遣故实来丰富自己的语言，却态度严肃、一丝不苟。《刘宾客嘉话录》说他注意“为诗用僻字，须有来处”，告诫“后辈业诗，若非有据，不可率尔造也”。他甚至作诗想用“糕”字，“寻思‘六经’，竟未见有糕字，不敢为之”。后代宋祁叹曰：“刘郎不肯题糕字，虚负人生一世豪。”（《野客丛书》卷六）还是宋人胡仔评语颇得其肯綮：“刘梦得诗典则既高，滋味亦厚”，“正若巧匠矜能，不见少拙”（《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三）。
刘禹锡的语言特色取决于他的创作个性，是在其精神生产运作中自然形成的。对此，他深有体会地说：“因定而得境，故翛然以清。由慧而遣词，故粹然以丽。”（《刘集笺证》第九五七页）很清楚，高明的审美选择使他的诗歌语言精粹凝练、藻思瑰绮、新妍流丽三者兼得。所以唐末张为撰《诗人主客图》把武元衡称为“瑰奇美丽主”，在其名下刘禹锡是“上入室一人”。这种看法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如吴幵《优古堂诗话》把李贺“桃花乱落如红雨”这为世人称道的名句，与刘《百舌吟》中“花枝满空迷处所，摇落繁英坠红雨”相提并论。而他的“沙村好处多逢寺，山叶红时觉胜春”，倩丽古雅的诗句，催发了杜牧“霜叶红于二月花”的俊语问世（《刘集笺证》第一四五六页）。较有说服力的是王维“辋川”开了唐人以组诗写景的风气，其作素被称为诗中有画。刘的《海阳十咏》可看成“辋川”嗣响之作，将两家诗放在一起，刘诗文采、辞藻的特色在比照中自现：
飒飒秋雨中，浅浅石溜泻。
跳波自相溅，白鹭惊复下。
——王维《栾家濑》
飞流透嵌隙，喷洒如丝棼。
含晕迎初旭，翻光破夕曛。
余波绕石去，碎响隔溪闻。
却望琼沙际，逶迤见脉分。
——刘禹锡《棼丝瀑》
两诗均调动视听感官审美功能，描绘水态，前者侧重以声形容，后者声、色互渲，造语流丽，词采葱倩。“色彩感情是一般审美感情中最大众化的形式。”（斯托洛维奇《审美价值的本质》）语言的色彩调配得恰当，能够强化美感弹性，使诗歌透发出一种生香真色之美，这就是刘禹锡运用语言的精妙处。他的《浪淘沙》《踏歌词》《杨柳枝词》等似连珠缀玉，流丽妍捷，清新秀朗。元代方回推崇刘诗“句句分晓，不吃气力，别无暗昧关锁”（《瀛奎律髓》卷四十七）；又说“似乎百十选一，以传诸世者，言言精确”（同上）。清人纪昀亦表示认同。
第四，白居易在《刘白唱和集解》中说：“彭城刘梦得诗豪者也，其锋森然，少敢当者。予不量力，往往犯之。”这是他与诗友唱和至少近二十年后发表的见解，很有权威性。其后《新唐书·本传》《唐才子传》《唐音癸签》都接受了称刘为“诗豪”的观点。布丰有句名言，风格即人。刘禹锡诗歌风格的主要特点集中在一个“豪”字上，可诠释为豪迈雄健，遒劲宏放，是诗人高度政治热情和社会责任感、深沉忧患意识与强烈爱憎感情的真实反映，表现出一种森然的锋芒，震撼人、感染人的力量。他早年写的《华山歌》，借咏山中豪俊来自托怀抱，大气磅礴，雄伟奔放。再如晚年创作的《始闻秋风》：
昔看黄菊与君别，今听玄蝉我却回。
五夜飕飗枕前觉，一年颜状镜中来。
马思边草拳毛动，雕盼青云睡眼开。
天地肃清堪四望，为君扶病上高台。
诗篇首句中的“君”字谓秋风也，永贞元年秋诗人遭斥远窜南荒，已历二十三年重返北方复得始闻秋风，奋飞之情不禁萦怀。诗人以此表达老当益壮，屡受挫而不改素志的气概。《唐诗别裁》评曰：“下半首英气勃发，少陵操管不过如是。”从《华山歌》到《始闻秋风》，恰好证实了豪健雄放的诗风犹如一条彩带，贯穿在刘禹锡一生的创作中，如果能深究一层还会发现刘诗风格的个性特征。具体反映在他身为迁客，不仅写出像《学阮公体》《咏史》（其一）、《秋萤引》等洗尽凡俗、雄劲激切而风华掩映、情韵不匮的杰作。而且以凌厉的笔姿描绘生活中逸趣横生的场面，《竞渡曲》就是一例：
扬枹击节雷阗阗，乱流齐进声轰然。
蛟龙得雨鬐鬣动，螮蝀饮河形影联。
刺史临流褰翠帏，揭竿命爵兮雄雌。
先鸣余勇争鼓舞，未至衔枚颜色沮。
激烈竞争、生气奋出的情境，到今想来仍会产生强烈的共鸣。《连州腊日观莫徭猎西山》《插田歌》等作品，其风格情调也与此相仿。他的《天坛遇雨》写作年代未能确定，施补华评云：“变化奇幻，已开东坡之先声。”（《岘佣说诗》）诗人的雄风豪气、胸襟魄力并没被厄运所销蚀。相反，激励着他的壮心，至老弥坚。把白居易《代梦得吟》《咏老赠梦得》与刘禹锡的《乐天重寄和晚达冬青一篇，因成再答》《酬乐天咏老见示》两相比较，明哲保身、伤年叹老的吟唱与烈士暮年、慷慨激越的高歌，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胡震享《唐音癸签》说：“刘禹锡播迁一生，晚年洛下闲废，与绿野、香山诸老，优游诗酒间，而精华不衰，一时以诗豪见推。”任何一种诗风都是在特定时代里作者的才思、品格的写照，刘诗与盛唐浪漫主义诗人的创作风格既有联系又存在区别，他的豪劲遒健取代了前人的飘逸洒脱。他的精华突出表现在辩证的卓识，坚定的信念，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豪犷刚强的秉性气质，等等。这些为他的诗歌创作增添了风骨的内在力度和沉雄健壮的气势。
刘禹锡的诗歌创作，在百家争胜、竞尚新创的中唐时期，虽然不能说自领风骚、压倒群雄，却能有别于乐天、韩愈诸大家，在诗史上拔戟自成一队，对晚唐及宋代江西诗派有着很多影响。刘诗成就如此卓卓的原因固然复杂，而对后人有着较大的借鉴意义、不容置疑的是：
其一，他能积极学习民歌，以增广创作的养料与活力。这点不必援引更多的例证来论述，他能够唱竹枝歌（白居易《忆梦得》诗自注）并写有《竹枝词》等许多民歌体诗篇的事实，就已经说明了问题。在《竹枝词》并引里他讲得透彻：“四方之歌，异音而同乐。岁正月，余来建平，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以曲多为贤。聆其音，中黄钟之羽。卒章激讦如吴声，虽伧佇不可分，而含思婉转，有《淇澳》之艳。昔屈原居沅湘间，其民迎神词多鄙陋，乃为作《九歌》，到于今荆楚鼓舞之。故余亦作《竹枝词》九篇，俾善歌者扬之，附于末，后之聆巴歈，知变风之自焉。”这里确切地表明他对民歌有浓厚的欣赏兴趣，他效法先贤学习民歌的动机和目的，是为了深入生活，开拓创作更为广阔的天地。其结果使他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以《竹枝》歌谣之调，而造老杜诗史之地位”（《石洲诗话》卷二）。
其二，互相交流、共同提高。中唐诗人彼此尊重、相互学习之风十分流行，唱和大盛。今《全唐诗》及《外编》共存和诗二千六百多首，其中有刘诗一百四十七首，仅次白居易与陆龟蒙，居第三位。《新唐书·艺文志》所录唱和诗集二十多种，而刘与乐天、令狐楚、李德裕唱和的诗集几近四分之一。在唱和中切磋诗艺，取长补短，促进发展。刘禹锡很有感触地说：“松间风未起，万叶不自吟。池上月未来，清辉同夕阴。宫徵不独运，埙篪自相寻。一从别乐天，诗思日已沈。吟君洛中作，精绝百炼金。乃知孤鹤情，月露为知音。微之从东来，威凤鸣归林。羡君先相见，一豁平生心。”（《刘集笺证》第一一一页）唱和成了创作激情与灵感的催化剂，使双方从中受益。刘的《秋中暑退赠乐天》等诗很像白体，而其讽刺诗的写作也与元、白乐府诗有些关系。白居易也承认他诗里的“得隽之句，警策之篇，多因彼唱此和中得之，他人未曾能发也”（《与刘苏州书》）。
其三，刘的诗歌理论对其创作实践有着不可忽视的指导意义。首先他主张诗歌要反映现实社会的生活内容，发挥刺美的作用，所谓“风雅体变而兴同”（《董氏武陵集纪》），“寓言本多兴”（《题淳于髡墓》），“兴”则是诗人对生活的感兴和反响。“八音与政通，而文章与时高下”（《刘集笺证》第五一三页），“指事成歌诗”（《刘氏集略说》），可见他所创作那些与政治、时世关系密切的诗歌是十分自觉的。其次是艺术构思问题，他注重诗的意境，强调围绕立意取境铸象，“锻炼元本，雕砻群形。纠纷舛错，逐意奔走”。经精心融会和剪裁，不但刻画出多姿多彩的形象，而且要做到韵味深永，“境生于象外”（《董氏武陵集纪》）。
其四，他强调诗歌语言须含蓄凝练、精微要妙，“片言可以明百意”，即辞约意丰，诗语必含有无穷的意味，启人思索。“非有的然之姿，可使户晓。必俟知者，然后鼓行于时”（同上），他怀古咏史的名篇得到识者的赞赏，确是千锤百炼的成果。他还讲究辞采，提出“以才丽为主”（《刘集笺证》第四八七页），此指“丽”须和才识结合，做到秀妍在骨，风致天然。所以他时或将清与丽并提，避免雕绘满眼、浮华俗艳。他的《竹枝词》《浪淘沙》等，便是明洁鲜耀、清新瑰丽的佳制。
其五，他提倡创新，认为诗人应具备才、学、识修养深厚的素质。用他的话讲，“工”和“达”是胜任创作的条件，但“工生于才，达生于明，二者还相为用，而后诗道备矣”（《董氏武陵集纪》）。工和达，指的是诗艺工巧、识见通达。有了这两条，诗人就能得心应手遣词取境、妙择体制声调，表现丰富的意蕴与旨趣。刘禹锡的创作实践就是他诗论的最好体现。他力倡“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杨柳枝词》其一），这种创新精神，也可视为对中唐诗家气象的高度概括。他诗论中的高见，“足以启蒙砭俗，异于诸家悠悠之论，而合于诗人之旨”（《叶燮《原诗》外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