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诗艺的创新之举高妙无匹
诗歌艺术的创新是推动诗歌持续发展的必备条件。李白以自己的审美个性对前人积累的创作经验进行超常的筛滤熔铸，在传承与创新过程中提升了古代诗歌的艺术品位，在塑造形象、抒情表意、驾驭诗体、驱遣语言和构建风格诸多方面声光大耀，开辟了诗歌创作的恢宏新境，有力地催发了诗苑盛唐气象的到来。
第一，李白的诗歌创作深受屈原、曹植、鲍照等人诗美的浸润，无论抒情还是叙事、写景之作，通常带有强烈的主体精神，生动地展示出个性鲜明的诗人自我形象。杜甫称赞他的诗篇有“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寄李十二白二十韵》）的艺术感染力。其中的一个奥秘是作品的艺术形象融贯着诗人的灵魂，使之产生宛如狂飙回旋、火山喷发震撼人心的强大力量。例如世人熟知的抒情名篇《陪侍御叔华登楼歌》，以起落无端、断续无迹的笔墨，勾勒了飞动矫健的形象，逼真地呈露出李白忧愤郁悒和豪情逸兴两相瞬变的复杂心境，以及他高洁的理想和豪放天真的性格。
在李白之前，将人的主体精神和心灵境界以诗歌为载体外化为艺术形象，有屈原的《离骚》和《九章》早已成为现实。三国时代的曹植感应屈赋中诸多符合“自我”的因素，继往开来，凭借诗歌创作，艺术地反映了他的复杂身世和内心世界。南朝刘宋时的鲍照，逢世不平，壮志成空，屈原、曹植的诗作，时或引起他的共鸣，促发了这位才士用笔写心，其诗章浸透着浓郁的主观感情色彩。
李白接武前人，嗣响而来，则能技法独出，塑造自我形象，展示个性品格，既不同于屈原《离骚》以综合性自述体和《九章》用片段的生活实录表现自我苦斗与求索的人生，也不像曹植对人物情态动作、内心世界进行细腻刻画，更有别于鲍照“字字炼，步步留，以涩为厚，无一步滑”（方东树《昭昧詹言》）的表现手法。李白诗歌重在突出自己的生活感受与波澜起伏的情绪，就是写景咏物也当作抒情的依托。他笔下的山：“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愿乘泠风去，直出浮云间。”（《登太白峰》）他眼中的水：“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泻入胸怀间。”（《赠裴十四》）他描绘的天马：“嘶青云，振绿发，兰筋权奇走灭没。腾昆仑，历西极，四足无一蹶。”（《天马歌》）在这些宏伟巨大、气势非凡的物象之中，始终跳跃着诗人鲜活的灵魂。
与诗人自由浪漫的精神气质及追求表现自我的意识相联系，李白诗歌的抒情方式也独具一格。他精于用诗表达豪迈气概和激昂情怀，常将彩笔纵横驰骋，取得了意气挥斥、矫健逼人的艺术效果。他的代表作《江上吟》，开端以遨游江上起兴，顺势推宕，“如骏马蓦坡，可以一往称快”（《古今词论》）。全诗读过只觉得一片神行，其旷达的胸襟、忘机的理趣，随自然声调表露无遗。煞尾情调激扬，酣畅恣肆，显出扛鼎之力。《将进酒》的诗情忽翕忽张，一气盘旋，雄放中有深远宕逸之神。清代徐增认为“太白此歌最为豪放，才气千古无双”（《而庵说唐诗》）。李白的诗是性格的诗，他洒脱不羁的秉性最易点燃似火的激情。有的诗篇开端起情，若雷鸣电闪：“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行路难》其二），“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蜀道难》）；有的结尾似重槌擂鼓，把感情抒发推向高潮：“苍梧山崩湘水绝，竹上之泪乃可灭”（《远别离》），“黄河捧土尚可塞，北风雨雪恨难裁”（《北风行》）；有的多种感情交织在一首诗中，如《行路难》（其一）、《梦游天姥吟留别》《赠从甥高五》等，通篇感情色彩不断变化，风神弥漫，使得诗人笔下的自我形象充满了生命的无限活力和光彩。
第二，李白传承庄子的美学精神，突破常人思维模式的束缚，展开丰富而奇幻的想象，打破物我界限，赋予天地万物以人的意志和情感，创造出云谲波诡的诗境。诗人寄情于自然万象，物我融洽，诡谲纵逸，以诙谐风趣的笔调抒发了豁达超脱的情怀，这就是李白对想象的妙用。自然界的山水、风月一经他的观照，铸为诗中意象便能生发出灵性：“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独坐敬亭山》），山成了审美的知己；“且就洞庭赊月色，将船买酒白云边”（《游洞庭五首》其二），湖水成了富翁；“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下独酌》），明月变为生活里的伙伴；“春风知别苦，不遣柳条青”（《劳劳亭》），风则是善解人意的好友。李白凭着想象对社会与自然现象进行艺术加工，使之产生诱人的魅力。
还应指出，李白神奇莫测、出人意表的想象，又常常是利用描述神话传说、历史故事、虚幻之境来实现的。在广阔的空间里捕捉超越现实的意象，构成了李白诗恣肆宏丽的艺术特征。他的《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梁甫吟》等都是很典型的例证。李白接受了庄子哲学思想和文学创作经验的熏陶，在盛唐精神的培育下形成了高昂豪迈、自由进取的个性。当黑暗腐朽的社会现实打击他时，他没有学庄子只追求逍遥自由、超脱于尘世之外的人生态度，而与屈原相似，不忘情世事，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冲突里奋斗。因而李白艺术想象的天地比庄子多了人世心态的亮色，龚自珍说：“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最录李白集》）可谓卓识。
第三，李白注重从前辈诗人的创作及绚丽多姿的民歌作品中汲取丰富的艺术滋养，坚持因革出新，表现了自如驾驭多种诗体的娴熟技巧。尤其对乐府、歌行和五、七言绝句用力最专，颇有独创性。据统计，在李白诗集中，被普遍认同的乐府诗和歌行体诗，约占全集的四分之一，仅乐府诗就有一百四十九首，约占全部作品的六分之一。李白继承了乐府民歌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传统，学习其比兴的表现方法，深受其纯真质朴的情感陶冶，他的创作实践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李白不少乐府诗的声情神貌，与汉乐府多有相通之处，如《荆州歌》以盎然真趣再现了民间古风。李白拟六朝或沿用六朝旧题的乐府达五十余篇，大都继承了民歌清新健康、明朗婉媚的情韵，又融合了唐音的风味。总体上说，乐府诗在李白手中或被赋予时代精神，如《丁都护歌》《出自蓟北门行》《侠客行》等，或用以抒写自我情怀，如《将进酒》《梁甫吟》《行路难》等。李白对文人乐府诗亦能博采综取其特长，拓宽创作门径。他曾表示服膺南朝宋之鲍照、齐之谢眺，其《行路难》颇受鲍照同题之诗的启发，而乐府小诗《玉阶怨》又从谢眺同题之作脱化而来，皆嵌入太白诗的个性特征。清代李慈铭提出“乐府自太白创新意，以变古调”（《越缦堂读书记·白氏长庆集》）的看法是有道理的。
李白歌行的长短，素无定体，句式以七言为主，或间以杂言，乐府诗也有属于此体者。李白诗集内以歌、行、吟为题的七古长篇，均可视作歌行体的代表篇章。这类体裁篇幅较长，容量也大，句式因情而定，长句畅达奔放，短句简洁急促，特别适于表达矛盾冲突的思绪和狂放不羁的豪情。如《襄阳歌》《陪侍御叔华登楼歌》《少年行》《猛虎行》《江上吟》《梁园吟》《梦游天姥吟留别》等，都表现出李白的诗才富赡，把歌行创作推向了新高峰。
李白五、七言绝句共一百五十九首，写得语浅情深，意味隽永。脍炙人口的佳作俯拾即是、超群逸伦，为后人奉为唐代绝句的典范。胡应麟说：“太白五、七言绝，字字神境，篇篇神物。”（《诗薮·内编》卷六）沈德潜认为：“五言绝右丞、供奉；七言绝龙标、供奉，妙绝古今，别有天地。”（《唐诗别裁》卷二十）五绝如《静夜思》《独坐敬亭山》《劳劳亭》等被誉为“妙绝古今”“奇警无伦”的佳作。七绝如《望庐山瀑布》《早发白帝城》《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赠汪伦》等，这类兴会神到、自然天成的名篇，不胜枚举。
第四，李白诗歌的语言风格呈现出多样化的特色。其中雄奇飘逸、豪迈奔放者有之，清新俊爽、明丽精美者亦有之。前者主要体现在乐府、歌行体诗中，后者与五、七言绝句相吻合。然而不同风格却出于相同的美学原则，这就是庄子独标的自然朴素之美在我国古代形成的艺术精神。“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赠江夏韦太守良宰》），李白的诗句形象地表达了对先哲美学思想的传承，以及对自己的语言风格的概括。进一步说，李白驱遣语言创造诗美，不雕琢、不拘泥，用笔写人生、写性格，一任天真本色。杜甫评价其诗的风格魅力时说：“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春日忆李白》），“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寄李十二白》），以及李白自我描述进入创作境界的豪兴：“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州”（《江上吟》），都含有这层意思。
李白在诗歌语言风格上所取得的创新硕果，是靠他认真学习汉魏六朝乐府民歌，有选择地吸纳前代优秀诗人的语言技巧，采来百花酿成了蜜。他的《长干行》《子夜吴歌》《乌栖曲》《襄阳曲》《大堤曲》等都不同程度接受了吴声歌曲和西洲曲的营养。即使他自己立题创作的许多诗，如《越女词五首》等，天真活泼、清新自然的语言风格也酷似来自民间的歌声。李白在批判错彩镂金、华靡文风的同时，继承和发扬了从屈原到庾信等人的语言艺术成就。他的《远别离》是学习楚辞的见证，《古风》组诗中的“美人出南国”“燕赵有秀色”和《东海有勇妇》与曹植的《杂诗·南国有佳人》《美女篇·媒氏何所营》《精卫篇》的风格、韵调接近。清代牟愿相说：“曹子建气骨奇高，词采华茂，左思得其气骨，陆机摹其词采。左思传而为鲍照，再传而为李白。”（《小獬草堂杂论诗》）话虽武断却有根据，李白对谢朓的倾慕屡见于诗作，而其语言风格的形成也受庾信的影响。“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杜南《春日忆李白》）的品评，是最好的注脚。李白传承前人遗产，不是一味学古、泥古、失却本真，而是淘漉出符合“自我”的因素，熔铸成具有个性的语言风格。在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中提升诗歌艺术，登上了一般诗人难以企及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