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七律入圣”说浅识
杜甫诗歌众体兼备，各体皆工。清人仇兆鳌《杜诗详注》“凡例”说：“昔人谓（杜诗）五古七律入圣，五律七古入神。”这里“入圣”与“入神”两个概念的含义，人们很难截然地将二者区分开来。南宋严羽在《沧浪诗话》里提出这样的看法：“诗之极致有一：曰入神”，“诗而入神，至矣，尽矣，蔑以加矣！惟李（白）、杜（甫）得之。”严羽把“入神”视为诗歌的最高境界和标准，恰好透露了诗家对“入神”如何理解的消息，即认为它是诗作兴象、造境、本色等艺术特色的表现。“入圣”的内涵则更为丰富，它应包括诗歌思想与艺术两方面的独具成就，也就是在诗人群体中超越他人，出类拔萃。我理解此为人们称誉杜甫“七律入圣”的依据。
就七律这种诗歌形式或所表现的思想内容而言，杜甫的创作有开疆拓土之功。有学者按《全唐诗》和《全唐诗外编》编排顺序做过统计，在杜甫之前的初、盛唐诗人，今存七律共计246首，仅有8首涉及边塞战事、百姓疾苦的社会政治内容，余者不外乎颂圣唱酬、流连光景、抒写闲情逸趣。而杜甫个人存世的151首七律中就有43首反映社会政治内容，其触及现实生活的深广度也是同时代的其他诗人不能与之相提并论的。[1]如他的较早体现政治内涵的作品《蜀相》，借讴歌诸葛亮为蜀汉开创大业，“鞠躬尽瘁”、忠贞不渝的崇高品质，呼唤有志之士，以天下为己任，挽救时局，安邦兴国。这种深沉的思想，有着历久不衰的感人力量，难怪永贞革新的核心人物王叔文，在革新事业受挫夭折之际，于中书堂痛吟“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宋代抗金名将宗泽正准备收复大河南北失地，不幸病危，临终前也口诵这两句诗，大呼“渡河”，三声气绝。由此证明，《蜀相》所蕴爱国之情是多么明显。
其实，我们在杜甫七律的很多篇章里，都可以看到这位现实主义诗人笔下摄录的国事民情、时代风云和社会积弊，充分彰显了他那忧国忧民的伟大情怀。在《恨别》《野老》《送韩十四江东觐省》等诗作中，杜甫因安史之乱平定无期而忧愁。当唐军收复洛阳、河阳，安史叛军滚出河北老巢的喜讯传来之时，漂泊他乡的诗人欢喜欲狂，“纵酒放歌”，庆贺国运出现了转机。于是，奔涌的激情驰逐笔端，写下了“平生第一首快诗”：《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杜甫不仅以七律抒怀吐情，并且用之评论时政，发表意见，直议国计民生的大事情，表现了对政治积极主动的参与精神。
他有感于代宗广德元年（763）10月吐蕃攻陷京城，立帝、改元，旋而破灭之事，以及年底吐蕃侵占四川西北松、维、保三州的边祸，便赋《登楼》一诗，意味深长地评说：“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杜臆》云：“曰‘终不改’，亦幸而不改也；曰‘莫相侵’，亦难保其不相侵也。‘终’‘莫’二字有微意在。”那时“代宗任用程元振、鱼朝恩，犹后主之信黄皓，故借词托讽”，“其词微婉而其意深切矣”。[2]诗人面对朝政日非，国势日蹙，社会动荡不安的现实，时而痛心疾首，悲愤交集，时而沉思凝想，苦寻王朝衰微、百姓罹难的根源。他的《九日》真实地反映了这种情状，“酒阑却忆十年事，肠断骊山清路尘”。如果说8年前杜甫在《咏怀五百字》里揭露统治集团荒淫奢靡给社稷苍生带来灾难的严重罪行，预感到山雨欲来、大厦将倾的时局，证明了他敏锐的政治头脑；那么，在这里他反思历史，把安史之乱后兵连祸结、生灵涂炭的社会现状与唐玄宗荒淫无度联系起来，“推原祸本”，警醒世人，以记取惨痛的历史教训，足见他深邃的思想和济世的怀抱。
从《九日》到《秋兴八首》，我们只看他流寓西南时期的七律创作，亦能够把握诗人晚年思想发展的轨迹。他身为野老，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炽热的爱国爱民之心却始终没有泯灭。在日常生活中，他遇到了阴暗的天气，耳听风雨之声，随即联想起倍受战乱摧残、赋役压榨的百姓的痛哭声，“哀哀寡妇诛求尽，恸哭秋原何处村”（《白帝》）。他对邻里“无食无儿”的孀居老妇关心备至，体贴入微，因她的不幸而念及社会积弊对百姓的毒害，“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又呈吴郎》）。像这样的诗篇，与其说是同情人民思想的自然流露，倒不如看作为民请命而发出的呼声。因此，杜甫能凭借在技巧上运用自如的七律这种艺术形式，写时事、议国政，说民瘼、刺百弊。为利民兴国立言，鞭挞各种丑恶。以至创作出《咏怀古迹五首》《诸将五首》《秋兴八首》等光耀诗坛的不朽名篇，使七律诗的思想成就远超前人及同辈歌手。这就是杜诗博得“七律入圣”之誉重要原因的一个方面。
当然，人们是根据杜甫七律的独创性而称引其“入圣”的，但是文学作品的独创性应包括思想与艺术两者的创新，舍诸其一，即非完璧。就杜诗七律在艺术方面来看，属于开拓的东西为数可观，择其要者，首推对沉郁浑厚、顿挫雄健诗风的熔铸。我们知道，诗歌作品风格是诗人创作个性的反映，是诗作表现出来的一种个人的情调与风貌，构成它的因素是复杂的。杜甫七律与他别的诗体一样，沉郁顿挫是其主要特征。如果没有诗人博大深广的忧国忧民思想，沉着蕴藉的表现手法和运用语言、格律、声韵等精湛技巧相配合，形成这种诗风是不可能的，一旦它展其丰采，对后世的影响也是深远的。盛唐之前的七律风格，多带有应制诗的特色，绚丽秀雅，富贵气十足，被视为七律“正鹄”的“王、岑、高、李”四家，他们的诗风虽自具面貌，如岑参的壮丽、高适的情致缠绵、李颀的风神清朗、王维的富丽秀赡，一变初唐气象，使七律“风格大备”（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五）。然而他们创作七律用力不及杜甫专注，存世数量，王维20余首，岑参11首，高适、李颀皆7首，较之杜甫相差甚远。至于风格的创新意义，前人亦有定评。明胡震亨《唐音癸签》一针见血地指出：“王风调正似云卿，岑茂采堪追廷硕，李存藻不多，既同考功，高裁体欲变，亦类左相。以盛配初，约略不远。”由此可见，他们七律的诗风只是在沈佺期、苏颋、宋之问、张说诸人应制之作的基础上，有所变化而略展自家风神罢了。
明代另位诗论家胡应麟在肯定他们特点的同时，也指出其风格未臻成熟的毛病。“嘉州词胜意，句格壮丽而神韵未扬；常侍意胜词，情致缠绵而筋骨不逮。王、李二家和平而不累气，深厚而不伤格，秾丽而不乏情，几于色相俱空，风雅备极，然制作不多，未足以尽其变。”（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五）王维是四子中的佼佼者，与李颀同被看作开创七言律体神韵派的先导，但是王维所开七律新风之功，也远逊于杜甫，清沈德潜说得很明确：“王摩诘七言律风格最高，复饶远韵，为唐代正宗。然遇杜《秋兴》《诸将》《咏怀古迹》等篇，恐瞠乎其后，以杜能包王，王不能包杜也。”（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卷十三）
杜甫七律诗艺的创造性是多维的，风格是其整体上的反映，却不是各方面的简单组合，这里有必要进一步加以说明。其一，在表情达意的手法上，杜甫七律加大了议论的成分，颇助于诗人感情的宣泄和艺术形象的塑造。例如《将赴成都草堂途中作先寄严郑公》就“新松”“恶竹”大发议论，抨击危害社会的恶势力，一吐忧时之叹。诗人议论不是直露浅说、以文布道，而是巧用物象和画面发表见解，意蕴深永。《咏怀古迹之五》是以赋法写七律的代表作，通首议论，诗笔灵活，“起手用突兀之笔，中段用翻腾之笔，收处用逸宕之笔”，写情生动，感人肺腑，如吴汝纶说：“每咏武侯辄怅触不能自已。”还有，他的《登楼》《望野》《又呈吴郎》等诗篇里的议论，都与描写形象水乳交融、浑然一体。而且于形象化的议论中跳动着时代的脉搏，诗味盎然，启人联想，历久不忘。
其二，抑扬并用、虚实对照，静动互衬、疏密相间的艺术辩证法，于杜甫七律中得以充分体现。王安石的《遁斋闲览》谈到了他读杜诗的体会：“悲欢穷态，发敛抑扬，疾徐纵横，无施不可。故其诗有平淡简易者，有绵丽精确者，有严重威武若三军之帅者，有奋迅驰骤若泛驾之马者，有淡泊闲静若山谷隐士者，有风流蕴藉若贵介公子者。盖其诗绪密而思深，观者苟不能臻其阃奥，未易识其妙处。”这“阃奥”的秘密就是艺术的辩证法，也可以说是杜诗七律表现技巧的基础。像《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首句实写大好消息，诗人非但不乐，反而次句以涕泪沾衣继之。接下来不说妻子何等高兴，偏偏故设疑词，追问往昔愁容，一来吸引读者思索回味，另则为下文蓄势，可获一箭双雕的艺术效果。全诗虚实两全，抑扬兼备。实，使得诗歌形象鲜明、逼真；虚，造成诗歌感情含蓄蕴藉。抑扬交并可使作品具有“玩之者无穷，味之者不厌”的艺术魅力。又如《昼梦》用梦的形式表达当时人民深切而遥远的希望。前两联细针密线，紧凑绵密，不露痕迹地映射黑暗现实。后两联疏放挥洒、纵笔自如，让梦境天地广阔，由家至国，包举现实。这样，煞尾处提出天下人民的心愿，就觉得顺理成章，十分熨帖。杜甫晚年的七律作品多能成功地运用艺术的辩证法，所以不论写景写物，还是叙事说理，皆在严格规法之中穷极笔力，创造出五光十色的艺术珍品。
其三，自创七言拗律。所谓拗律，即在句中出现不合乎平仄格式的字，或应仄而平，或当平而仄，有的以拗救拗，成为一种特殊的声律。这不仅是音节问题，而且与锤炼语言、摄象造境密切关涉。如《白帝城最高楼》：
城尖径仄旌旆愁，独立缥缈之飞楼。峡坼云霾龙虎卧，江清日抱鼋鼍游。扶桑西枝对断石，弱水东影随长流。杖藜叹世者谁子？泣血迸空回白头。
严格说来，这首诗除颔联出句外，余者都可看作拗句。不过，首、项、尾三联或本句自救，或本句自救而对句又相救。拗而得救，并不为病。这个平起首句入韵的格式，经过如此变动形成自己声律上的特点，加之用语惊人，感情激越，使全篇充满郁勃不平之气。前人看到了这种声、情、辞的相互关系，因评说：“城尖径仄，以泣血而微见其辞。”“微见其辞，翻成激楚悲壮之响”。[3]据元方回统计，杜甫七律称拗体者计有19首。（《瀛奎律髓》）杜甫精熟音律，驾驭各类诗体得心应手。而他为了以独特的方式传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故此不肯苛守绳墨，俯仰随人，于正格之外别创一体，以峻峭奇崛之姿为七律增添异彩。
胡应麟感叹：“古诗之难，莫难于五言古。近体之难，莫难于七言律。（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五）然而杜甫笔下的七律竟达到了无言不可入，无事不可写的“抟捖自如”的程度。尤其是把重要的政治内容引进七律中来，扩大其表意功能，赋予七律以“诗史”的含义。诗歌艺术又表现出“雄深浩荡，超忽纵横”的才能，开新风、创拗体、写组诗。如《诸将》《秋兴》那样的联章诗，概括繁复的客观景物和现实的军国大事，首首脉络相通，连篇迭唱，博大精深，力能扛鼎。可见，杜甫在七律创作上的独具成就，即使古今名家也是罕有与之比肩的，他的七律就“圣”在这里。杜甫为七律创作树立了不可磨灭的丰碑，其碑文当然须镌“入圣”二字。
【注释】
[1]程千帆、张宏生：《七言律诗中的政治内涵》，《文艺理论研究》1988年，第五期。
[2]［清］仇兆鳌：《杜诗详注》卷13，中华书局，1979年，第1131页。
[3]仇兆鳌：《杜诗详注》卷十五，中华书局，1979年，第12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