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诗歌题材内容的新开拓
杜甫作为我国诗史上承前启后的集大成者，他把自己全部心血都倾注到诗歌创作之中。他现存的一千四百多首诗，犹如巨大的历史画卷，广泛而深刻地描绘了诗人生活时代的社会面貌，形象地表达了诗人生活之旅的真情实感。一部杜诗，题材内容宏阔厚重，展示出非凡的开拓创新精神。这里举其要者，简述以下四点：
其一，感时念乱的忧患意识，心怀天下的爱国情结。杜甫的创作活动，主要在安史之乱前后。他与一般诗人的区别就在于能够正视现实，关注时局的动向，透过五光十色的生活表象，敏锐地觉察到社会潜伏的危机，预感可能降临的灾殃。天宝十一年（752）秋，诗人与高适、岑参、储光羲等人同登慈恩寺塔，每人以同题赋诗。杜甫《同诸公登慈恩寺塔》与诗友们的作品命意完全不同，他将深邃的思考与独自的感受一气贯融，发出了警世之语。如钱谦益所释：“高标烈风，登兹百忧，岌岌乎有飘摇崩析之恐，正起兴也。泾渭不可求，长安不可辨，所以回首而思叫虞舜”，“瑶池日晏，言天下将乱，而宴乐之不可以为常也。”[2]时隔三年，在著名的纪行抒情诗《咏怀五百字》里，杜甫再次表达了对时局的忧虑：“群冰从西下，极目高崒兀。疑是崆峒来，恐触天柱折。”联系全篇描写的途中见闻和感受，明显透露出“山雨欲来风满楼”，天下动乱的信息。诗人的描写直观形象，涵纳着深忧远虑的理性意念，而心怀天下的爱国之情是杜甫创作心理启动的契机。
天宝后期玄宗好大喜功，东征西讨，战事频繁。杜甫对此举引起的恶果，以诗歌形式向统治者敲了警钟：“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兵车行》）“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前出塞》其一）杜甫之前的诗人写边塞战争题材，要么抒发从戎尚武豪情、描绘风光景物；要么围绕参战将士的各种情况驰纵诗笔。而杜甫在他开拓的题材新疆域中，发表了忧国的意绪和政治预见。安史之乱中，诗人的许多作品生动地反映了爱国的赤诚、救国的识力。他的《悲陈陶》《悲青坂》《哀江头》等诗，直吐平叛势态恶化的怆痛，而《塞芦子》提出了捍卫复兴根据地灵武的军事部署：“芦关扼两寇，深意实在此。谁能叫帝阍，胡行速如鬼！”诗人为了防御贼将史思明、高秀岩乘灵武空虚合军进犯而未雨绸缪。前人评：“此篇直作筹时条议，剀切敷陈，灼见情势，真可运筹决胜，若徒以诗词目之，则犹文人之见也。”[3]
时局危殆，诗人心系国运，竭虑铲除祸根之策。形势大好，依然不忘国事，力求消弭隐患。在两京收复，朝野上下出现一派熙治气象之时，杜甫忧怀未释，警惕平叛举措失当可能酿成的弊端：“京师皆骑汗血马，回纥喂肉葡萄宫”，“攀龙附凤势莫当，天下尽化为侯王。汝等岂知蒙帝力，时来不得夸身强”（《洗兵马》）。杜甫的忧虑后来变成了事实，回纥劫长安是国家的阵痛，藩镇拥兵自重、割据地方却是唐王朝无法根治的毒瘤。总之，“有关国家兴亡的大事，在杜甫同时代的诗人中却绝少反映”[4]，而“杜甫之诗，随举其一篇，篇举其一句，无处不可见其忧国爱君，悯时伤乱”（叶燮《原诗》外篇上）。杜诗所以能有这种境界，关键是诗人不管自身境遇如何，志在兼济天下：“其穷也未尝无志于国与民，其达也未尝不抗其易退之节。早谋先定，出处一致矣！”（《杜诗详注》卷四引《庚溪诗话》）
其二，揭露统治者罪恶的批判精神，反映百姓苦难的爱民情怀。我国古代诗歌从《诗经》《楚辞》到唐前的文人作品里，揭露统治者罪恶、反映平民百姓疾苦的内容屡见不鲜。但像杜甫那样从维护国家利益出发，自觉地站在“邦以民为本”（《送顾八分文学适洪吉州》）的立场上，抨击上自皇帝、下到各级官吏种种罪行，表现同情百姓苦难的爱民情怀，还是找不到先例的。杜甫的创作扩展了这类重大社会题材的表现领域，深化了作品内容的意蕴，使人们从诗文中认识封建社会本质的视野更加开阔了。他的《咏怀五百字》大段描绘玄宗君臣在骊山行宫的荒淫生活，转而反振一笔，惊呼“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诗人写统治者穷奢极欲和人民饥寒交迫，深层的旨意是强调由此产生的社会政治危机严重威胁了国家的命运，以致引发了诗人“忧端齐终南，洞不可掇”的深广愁思。
杜甫晚年在夔州看到了元结《舂陵行》和《贼退示官吏》这两首顾恤百姓苦难，反对官吏横征暴敛、残民邀功的作品之后，激赏之余写了《同元使君舂陵行》，肯定了元结诗勇于批判官吏的罪责，称赞其为灿若秋月华星的不朽之作。杜甫在他的诗前小序里说：“今盗贼未息，知民疾苦，得结辈十数公，落落然参错天下为邦伯，万物吐气，天下小安可待矣。”这里把百姓、官吏、国家三者的关系讲得明明白白，诗人谴责统治者罪恶的批判精神，同情苍生苦难的爱民情怀，其思想基础正根系于此。“万姓疮痍合，群凶嗜欲肥”（《送卢十四侍御》），“必若救疮痍，先应去蝥贼”（《送韦讽上阆州录事参军》），诗人的爱与憎来自理性的自觉。他见到一棵病橘，就联想到玄宗荒淫生活给唐王朝造成的恶果：“忆昔南海使，奔腾献荔支。百马死山谷，到今耆旧悲。”（《病橘》）目睹肃宗、代宗纵令宦官执掌兵权，祸及国运，则怒斥：“关中小儿坏纪纲！”（《忆昔）》）诗人对宰割百姓的地方军阀、贪官污吏，同样恨之入骨，认为他们狠如狼、凶似虎：“群盗相随剧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三绝句》）“哀哀寡妇诛求尽，恸哭秋原何处村？”（《白帝》）诗人在《遣遇》《岁晏行》等作品里尖锐地控诉统治者腐化堕落、鱼肉百姓，最终把整个社会搞得千疮百孔。杜甫的脉搏是和国家、人民的安危苦乐一起跳动的。
杜甫之前，曹操的《苦寒行》《蒿里行》提到了百姓，曹植的《泰山梁甫行》笔涉边地海民，陶渊明的田园诗写了农民。但是还没有哪一位诗人像杜甫那样，把批判统治者罪恶的愤怒、同情人民疾苦的爱心、关心国家利益的精神打成一片，在更为广阔、真实的社会背景下描写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和精神面貌，揭示他们苦难的根源。
其三，反映战乱的社会悲剧，表达复杂的战争观点，是杜甫拓展诗歌题材内容的又一个重要方面。安史乱作，杜甫与盛唐其他的著名诗人不同，他很快沦为战火中的难民，饱尝逃亡的艰危。自身陷贼后，敌人暴戾恣睢的滔天罪行，百姓惨遭蹂躏与祸辱的情状，经过浩劫到处留下兵燹之灾的伤痕，所有这一切，杜甫都历历在目。往昔国家富强兴盛之时，“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廩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忆昔二首》其二）。今昔巨大的反差必然引起忧国忧民诗人的震撼和巨痛。与黎民百姓同呼吸、共患难，这就是杜甫在同时代的诗人中最早把目光投向战乱之灾，最全面而深刻地反映战乱造成社会大悲剧的原因。在《彭衙行》里能看到诗人举家逃难而牢记终生的感受，《悲陈陶》则是战乱屠杀生灵罪行的纪实。他的《述怀》暴露了安史叛军嗜杀成性的凶相：“比闻同罹祸，杀戮到鸡狗”，“几人全性命，尽室岂相偶？”五古长篇《北征》摄录了战乱后的悲惨景象，触物有感，缘感生情，其愤然震怒之气，令人同仇敌忾。
杜甫不仅通过揭露战争的残酷性和破坏性来声讨安史之乱，而且对地方大小军阀钩心斗角挑起的战祸，以及党项、羌、吐蕃、回纥的进犯侵扰，亦表示非常痛恨。如他的《草堂》《光禄坂行》《天边行》《阁夜》《三绝句》《逃难》等诗，从不同侧面对祸国害民的战乱进行控诉。另一方面，杜甫不是一概地反对战争，对讨伐叛离朝廷的战争，抗击外敌入侵、保卫国家安全的军事斗争均采取拥护和赞同的态度。他客居蜀地得知官军在河阳打了胜仗，于《恨别》中激动地说：“闻道河阳近乘胜，司徒急为破幽燕。”盼望李光弼一鼓作气，彻底摧毁敌人的巢穴。代宗广德元年（763）春，诗人听到史朝义兵败自杀，部将相继归降，河北州郡悉平的消息，惊喜若狂，写下了被赞为老杜“平生第一快诗”（浦起龙《读杜心解》）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杜甫对战争的态度是复杂的。他旗帜鲜明地反对玄宗末年穷兵黩武、开边扩土，反对安史叛乱、地方军阀混战，以及吐蕃、党项等统治集团挑起的侵扰唐王朝的战争。他是从国家、百姓的利益出发，认定战争的性质的。诗人曾说“蜀道兵戈有是非”（《草堂》），表明杜甫注意到各种战事的复杂性。虽然他受到历史和阶级的局限，对被压迫阶级反剥削、反暴政的武装斗争也是反对的，但能注意到战争具有不同性质，其中包含复杂的是非因素，已是难能可贵了。著名组诗“三吏”“三别”反映了杜甫战争观的复杂性。组诗创作背景是乾元二年（759）春，邺城一役官军大败，唐王朝为挽回败局，大肆抓丁拉夫补充兵源，广大人民承受着灾难的摧残，杜甫把这血泪现实化为不朽的诗篇，成为战乱造成的社会悲剧的剪影。“三吏”“三别”展示了战乱把人民推进苦难的深渊，毁掉了人民的生存家园，农村社会一片荒芜凋敝的景象。为了平叛、挽救危难的国家，天下百姓需要不惜一切代价消灭敌人，保卫王朝统一。然而官吏蛮横凶狠强行抓人拉夫，连孩子和老人都不放过，幕幕惨不忍睹的悲剧，又让诗人痛心不已。组诗深刻而真实地表现出矛盾纠缠的社会现实和诗人内心多种感情交织的精神世界。人们在《新安吏》中看到了“中男绝短小，何以守王城”与“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自相矛盾的诗句。类此，《石壕吏》的老妪，已是家破人亡，还要“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新婚别》的年轻夫妇，被逼“暮婚晨告别”，新娘倒劝勉丈夫，“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垂老别》中“子孙阵亡尽”的老人，还是抛下老妻，奔赴战场，表示“安敢尚盘桓”。足见“三吏”“三别”既有揭露兵役残酷、同情人民疾苦之意，又有歌颂人民爱国精神之旨，这是时代特征和诗人矛盾心理的投影。[5]
其四，咏物、题画、论诗，取材独辟新径；叙友情、谈亲情，内容别开生面。写景咏物是我国诗歌的传统题材，杜甫以灵动的诗笔，摄取新的诗料，给人触处生辉之感。例如，春雨是众多诗人笔涉的对象，杜甫写它则采用了略貌取神的处理手段，在心物相交时，抓住猝然迸发的审美感受，“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春夜喜雨》），突出其滋润万物毫不声张的高尚品质。《水槛遣心二首》（其一）是歌咏自然风光的短章名作，诗人审美视野中的物质世界由澄江、幽树、晚花、细雨、微风、游鱼、飞燕、房舍等构成。但诗人写物淡墨轻勾，只是作为遣心的触媒，旨趣所在是抒发优游闲适的心情。大自然的景物人人可见，杜甫以独特的视角熔裁铸合，丰富了传统题材的表现内容。他惯常运用的方法是将身世之感、仁民爱物的精神寓于笔下之景，极大地丰富了写景咏物诗的意蕴。诗人越到晚年，转化景语为情语的妙笔开发题材内涵的技巧越成熟。如《江汉》《客亭》《宿江边阁》《宿府》《登楼》《登高》等皆是情、景交融的精品，而七律杰作《秋兴八首》的开篇，把人生况味、国运之叹糅进自然之秋的描写中，联系密洽，浑然一体。后人评说“子美《秋兴》八篇，可抵庾子山一篇《哀江南赋》”（杨伦《杜诗镜铨》卷一三引王梦楼语），可知话出有据。
杜甫的咏物诗发扬了托物言志的传统，钟惺认为杜甫的咏物诗：
于诸物有赞羡者，有悲悯者，有痛惜者，有怀思者，有慰藉者，有嗔怪者，有嘲笑者，有劝诫者，有计议者……咏物至此，神佛圣贤帝王豪杰具此，难着手矣。（《杜诗详注》卷七引）
杜甫是唐代诗人中创作题画诗数量最多、成就最著、影响最深者。[6]因他的《杨监又出画鹰十二扇》《题壁上韦偃画马歌》表现了爱国思想；《天育骠骑歌》抨击黑暗势力，为忠良之士遭迫害而鸣不平；《丹青引赠曹将军霸》则是以题画诗评品人物、阐述艺术理论的先导。杜甫这类诗的内容远远突破了他之前题咏山水、翎毛、走兽等的局限，提升了题画诗的品位。
杜甫是以绝句论诗的开创者。谈艺论文引入诗中，李白《古风》（其一）“大雅久不作”，应比杜甫《戏为六绝句》要早许多。但杜甫能“别开异径”（李重华《贞一斋诗话》），用一首绝句谈一个诗论观点，把多首连缀成组诗，阐发完整的艺术见解。这种创体也是元好问《论诗绝句》的滥觞，成为我国古代诗歌理论的载体。另外杜甫《解闷十二首》《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偶题》等篇，亦是为人乐道的论诗作品。
古代文士用赠送酬答之诗表达情谊，是普遍的交往方式。杜甫与众不同的是把怀亲念友和忧国忧民之情结合起来，写得十分深挚，呈现出高尚的人性美。他一生酬赠和追怀李白的诗共有十一首，而《梦李白二首》怀人中深寓时代感愤，动人心弦。《奉送严公入朝十韵》对世交朋友表示“四海犹多难，中原忆旧臣”，“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别情厚望与匡时报国之心，水乳交融。《送郑十八虔贬台州》描写诗人心目中“才过屈宋”“道出羲皇”“德尊一代”的挚友郑虔的不幸遭际，实则为时代的悲剧。诗人作品里表现的骨肉亲情、伉俪之爱，也无不浸染着时代的特征。陷贼长安时的《月夜》在兵荒马乱、两地分离的境遇下，倾吐怀念爱妻、儿女的沉挚深厚的感情，格外催人泪下。在《彭衙行》《北征》《羌村三首》（其一）等诗里，父爱与亲情都展示得那样的纯真美好。他的《怀弟二首》《得舍弟消息》《月夜忆舍弟》等皆是写战乱中的兄弟之情：“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寄书长不达，况乃未休兵！”骨肉相思和感时伤乱的浩叹，一笔两出。杜甫为表现友情与亲情的人性美，又开了新生面。
一部杜诗所以能具有“浑涵汪洋，千汇万状”（《新唐书·本传》）的大气象，是和诗人在创作过程中不断开拓题材相联系的。那些反映当时社会重大问题和人民生活内容的作品，无疑是杜诗的精华。诗集中有此，如屋有柱，如人有骨。而日常生活存在的一思一事，哪怕是闪现的愿景与希望、过眼的云烟与浪花，只要诗人发现了美，一经点化，无不诗意盎然，成为杜甫诗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正因如此，杜诗才是血肉丰满的一代诗史，并因能与中华文化现时性建构生发出一种张力关系，必将成为具有永恒价值的民族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