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孔学走出国门到世界学孔的前奏
孔学一离开故土家园，走向邻国外域就带上了传奇的色彩。《史记·秦始皇本纪》《汉书·郊祀志第五（下）》皆有记载徐福泛海东渡的事情。相传秦代齐地琅琊有位方士名曰徐福，亦叫徐市，字君房。秦始皇喜神仙法术之说，梦想长生不老，特派徐福率童男童女各三千人，东渡蓬莱仙岛访求不死之药。徐福内心明白，世间仙药纯属子虚乌有，为避始皇暴政，逃之夭夭来到日本。在日籍《神皇正统志》《异称日本传》《同文通考》《和歌山县史迹名胜志》《日本名胜记》等书里都有记载。日本近畿、九州等地如今还存留许多追怀徐福的纪念地。日本学者研究徐福的不少专著，也认为这位方士曾两次漂洋过海，东到日本。很可惜这件推测发生于公元前219年或公元前210年的史事，染上了浓郁的神仙情调。据此断定孔子思想最先由徐福传入日本，也不宜视为信史。而有确凿不移的史料证明是汉武帝时代曾在朝鲜半岛设置郡县，自此汉人官吏赴任，商贾做生意和民间往来必定是寻常现象，孔学最迟是这时或更早一些，伴随邻域之间人民互相走动迁移，传入朝鲜的。公元前1世纪中叶，朝鲜半岛形成了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分立的局面，到4世纪末期三国鼎足之势进一步得到巩固，孔子及其学派的思想在朝鲜广为流传。公元285年百济国儒学博士王仁，由百济使者推荐，到日本献《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非梁周兴嗣所撰者）。王仁也博得了相当的敬重，被聘为太子的老师。
孔学在朝鲜的传播有一个较长的发展阶段，犹如一颗种子落到地上，需要萌生的过程。在唐代，孔子思想对朝鲜文化的影响日渐深广，7世纪后期新罗神文王统治初期，首仿唐制在首都设立国学，8世纪中叶景德王将其改为大学监，置博士、助教等教学人员，讲授课程有《尚书》《左传》《论语》《文选》和儒家经典，且规定《论语》《孝经》为各科学生的共同必修课。新罗几代国王先后亲临国学听课，以促进儒学教育的发展。除中央设国学外，地方学校也学习儒家经典，孔子思想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新罗地处朝鲜半岛南端，与中国往来晚于高句丽和百济，孔学在新罗的地位尚且如此，其余两国自不必赘述。同时三国弟子前来孔子思想故乡的求学者，也从没间断，有的参加中国科举考试，并中榜登第，成为有声望的儒者。明代初年，半岛上建立李氏朝鲜，朱熹之学被尊为正统思想，孔子被称为“素王”，儒教演为“国教”，孔学空前普及，儒家思想在朝鲜的发展达到了鼎盛期。
与我国隔海相望的近邻日本，从3世纪《论语》传入之日始，很快落脚生根，育为枝繁叶茂的常青树。继王仁之后的二百年间，孔学以百济为桥梁，向日本不断拓展传播的范围。《日本书纪》载，6世纪初，百济五经博土段杨尔首渡日本，传授《诗》《书》《礼》《易》《春秋》，接续40年又两派五经博士和《易经》博士赴日，五经之学便立足于日本之境。大化改新后，日本大力吸纳唐文化，推动儒学教育，传播孔子思想，7世纪中叶，始仿唐朝设立大学寮，以尊孔读经为立教之本，培养精通儒术的官吏。全国各地学校林立，讲授儒家经典。710年在大学寮里开始实行祀孔活动。《大宝律令》中“学令”规定：大学寮设有大学头，置博士、助教，讲授儒家经典，以《周易》《尚书》《周礼》《仪礼》《礼记》《毛诗》《左传》《孝经》《论语》为教材，分为选修、必修两类课程，其中前七经为选修，后两经为学者兼习的必修课。使用教材特定哪一家的注本，不准随意择用。大学生的考课、奖惩和出校做官全凭通经多少为尺度，分别对待。后来大学寮虽然代有扩充，而培养目标和尊孔读经的施教原则，始终没变。
7世纪初年，日本制定了官吏守则，即《十七条宪法》，其中一些条目运用儒家思想，宪法行文有的直接引用儒家经典的语句，如“以和为贵”（《礼记·儒行》）、“上和下睦”（《孝经》）、“使民以时”（《论语·学而》）等。从中看出儒家思想对日本飞鸟时代治国经邦的作用。奈良朝统治者为整顿封建秩序，改善世道人心，加大推崇孔子伦理道德的强度，特别用力宣传“三纲五常”、忠孝观念，乃至形成了普遍的社会心理，扎根于人的头脑之中。《大日本史·孝子列传》收记了一个感人的故事，说是美浓当耆郡有位打柴的樵夫，他扶养父亲十分孝顺，家贫如洗只靠卖柴糊口。可是他父亲嗜酒成癖，打柴为生的穷儿子只好到市面赊账购酒。万没料到，某日在山上砍柴，劳累紧张之中一脚误踩在滚动的石头上，立刻扑跌倒地，疼痛难忍之际，忽闻酒香四溢，沁人心脾。穷孩子愣住了，左顾右盼找到谜底；忽然，望见水涌出岩石缝中间，色泽似酒。于是不顾疼痛连爬带滚地扑过去，亲口一尝，甜美醇正不可比拟。穷孩子欢喜雀跃，汲装瓠内，天天如故送给父亲。事后元正帝视察美浓，车过当耆郡，观赏这名闻遐迩的“甜酒泉”，认为是孝情感天动地所致，赐泉名为“养老瀑”，因改元“养老”，授予打柴穷孩子官职，使其家丰衣足食。故事听起来颇觉荒诞不经，但它却是孔子思想为人信仰的心态写照。孔子学说在日本传播的全盛期是德川幕府时代，当时宣扬儒家思想，标宗立派，争奇斗艳。声势显赫、名振一时者是朱子学派，后分为京都、海西、海南、大阪、水户诸多朱子学派。还有朱子学的反对派，如阳明学派、古学派、考证学派等，亦能自立儒学之林。儒家思想在日本兴盛，孔子也愈受人尊奉，起始称之为“先圣文宣父”，继之奉为“文宣王”，特建孔庙，年年岁岁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
与我国南疆山水毗连的友邻越南，远在秦汉时期孔学就无胫而入其域。秦始皇统一中国，在越南北、中两部设置象郡。秦末汉初，南海地方的朝廷命官赵佗，拥兵自重割据南海、桂林、象三郡，建立南越国。越南史家称赵佗“武功慑乎蚕丛，文教振乎象郡，以诗书而化训国俗，以仁义而固结人心”（黎嵩《越鉴通考总论》），足以印证孔学和儒家经典流传于越南的事实。两汉之交，孔学在越南早期驰名的传播者有任延、锡光及士燮等人。任氏自幼钻研儒学，造诣极深，《玉海》说是汉哀帝时京都太学里出类拔萃的生员，尤精《诗》《易》《春秋》。东汉刘秀建国初期，授他九真太守之职（辖区为今越南河内以南、顺化以北地区），他在任期间大力兴学倡儒，以儒家思想开展社会性的文教德化活动，感召民心，增强远人的凝聚力，提高边陲地区的文明程度。锡光是今陕西南郑县人，东汉初年任交趾（今越南北部地区）太守，《三国志·吴志·薛综传》云，他于太守任上“教其耕犁，使之冠履，为设媒官，始知聘娶。建立学校，导之礼义”。这些举措体现了儒家倡导的王道仁政，使民治田产、改变陋俗旧习，推行学校教育，引导百姓懂得儒家的礼义规范。通过生产实践和移风易俗、普及教育等活动传播儒家文化，效果要比单纯舆论说教扎实得多。士燮是兼通今、古文《尚书》和精研《左传》的学者，为避王莽之乱，客居越南，后任交州（辖区今越南一部分及我国广西钦州地区、广东雷州半岛）太守长达40余年，坚持推行儒家的为政原则，以仁德礼义教化民心，整肃社会风气，使孔子思想和儒家学说在越南的影响收到了不小的成效。
不过，上述三人仅仅是在越南传播孔学做了些先行者事业，儒家思想传播的长足发展期大体是在北宋真宗到明宣宗朝这个历史的段限内。其间越南李朝圣宗皇帝首次于京都“修建文庙，塑造孔子、周公及四配像。画七十二贤像，四时享祀”（《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全书》卷之三），此为越南修庙祀孔的最早记录，也是越南儒教化、孔子偶像化的发端。李朝仁宗首次以科举取士，推行以儒学成绩来选拔人才。接替李朝的陈朝继续贯彻儒学教育，完善以儒学为内容的科考制度，修庙祀孔、增其旧制，积极输入儒家经典，创造中越两国交流儒家文化的条件，为其后儒学在后黎跃居统治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儒家思想在越南传播的鼎盛时代，直到14世纪才成为现实，持续400余年。中法战争的刀光剑影加速了孔子学说在越南的衰落。
孔学远渡重洋，踏上欧洲大陆的时间，由于史料匮乏，不能主观臆断。如从东西文化交流的历史来推测，有些线索启人联想。公元前200年，相当于我国古代战国末秦代初年，希腊人斯托拉坡，他第一个记载中国事[1]。古罗马史学家佛罗鲁斯的《史记》，梅拉、白里内的《博物志》都记有中国人、中国的事[2]，从这以后介绍中国未曾中断过。如魏晋时希腊人马赛里奴斯的《史记》，隋唐时东罗马席摩喀塔的《陶格斯国记》、宋代西班牙人班哲明的《游记》，直到元代《马可·波罗游记》等，均就中国的地理、文字、习俗、风情和寓言故事作了大量的介绍。特别是《马可·波罗游记》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几乎成为认识东方的唯一材料，甚至有人称它是与但丁《神曲》、托马斯·阿奎那《神学大全》齐名的中世纪文化的三大“总结”之一。
但很遗憾，上面介绍古代中国的诸作，都没有谈及孔子学说和儒家文化的内容。现只能依据刘曼仙的《欧美搜集汉籍记略》中的看法，推断汉籍输入欧洲，当在13世纪。而孔学正式被翻译介绍到西方的（《东方杂志》1936年33卷24期），则是从来华的传教士起步的。1594年（明代万历中期）利玛窦出版了“四书”的拉丁文译本，此为有据可考的儒家经典用西方文字翻译的本子。1622年耶稣会士郭司达用拉丁文译的《大学》出版。其后四载，利玛窦弟子法国传教士金尼阁把“五经”译成拉丁文。1673年耶稣会士殷铎泽以拉丁文译的《中庸》问世。1687年耶稣会士柏应理用拉丁文译的《论语》面世。其间利玛窦所著《基督教传入中国》《利玛窦日记》先后以拉丁文、意文、法文、德文和西班牙文出版。于是孔子及儒家学说对西方人来说作为一种全新的思想体系出现在他们面前，东方的意识形态好像新鲜血液注入了西方异质文化的有机体内，在欧洲社会和思想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