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语
14 试论陆游词
在我国悠久的词史上，崛起于南宋词坛的豪放派，声光大振，把词的发展推向了新的高峰。如果说这派词作好似一条奔腾浩荡的巨流，那么，陆游词就像春水荡漾的支脉，以其独特的丰姿，为南宋词增添了光彩。
陆游是一位以诗名家的、具有多方面才艺的爱国诗人。词也是他在文苑中栽培的一株悦人心目的鲜葩。现存陆词共百四十五首，绝大部分是他中年以后写的。尽管他自己在六十五岁时曾说过，对于词“予少时汩于世俗，颇有所为，晚而悔之。然渔歌菱唱，犹不能止，今绝笔已数年”[1]。但是，那些有年代可寻的词章，表明他晚岁蛰居山阴期间，仍然坚持词的创作，他一生中留下词篇的数量虽说不算宏富，却形象鲜明，个性突出。他的抗战爱国之作，纯然是从历经艰难曲折的志士心里呕出来的，意高语挚、感人至深，表达了恢复中原、振兴民族这个他终生为之奋斗不息的强烈愿望。他的恋歌情深意真，饱含热泪，控诉了不合理的婚姻制度，倾吐出自己的爱情理想，成为光耀文学史册的描写爱情题材的名篇。反映退隐生活的闲适词，充满了浓厚的泥土气息，表现了他对匡复志业欲干不能、欲罢不忍的尖锐矛盾，思想感情比较复杂。
陆游词兼有豪放、婉约两派的艺术特点，声韵精严，妙语雅洁、清新，抒情议论，因宜应变，于雄放中见曲折，寓婉转于倩丽，技法灵妙，形成了多样新颖的风格。在词家蜂起的南宋，他的豪放遒劲、清俊婉丽的词作，即便放到巨匠大师之间也独标风韵。刘克庄指出：“放翁长短句……其激昂感慨者，稼轩不能过；飘逸高妙者，与陈简斋、朱希真相颉颃；流丽绵密者，欲出晏叔原、贺方回之上。”（刘克庄《后村诗话》卷四）这就是说，陆词无论思想深度，还是艺术风格都达到了同类文体的时代高度。然而，前人研究陆游，一向重诗轻词，还没有人从他词的总体上系统分析，甚至在词话里仅有的只言片语，囿于时代的限制，各家意见也不够统一，很有必要作进一步的探讨。
一
作为倚声文学的词，在宋初是文人手中调笑遣兴的玩物，后经苏轼别开风气，将诗词等观，为词的成长展拓了新的领域。可是北宋末期，国运衰微、世风日颓，大晟词人醉心在征歌逐舞中增衍词调，追求字句的精工圆润，讲求音乐的美听，只是在提高词的形式美上大下功夫，在题材内容方面却仍在晏欧的范围里徘徊。女真军事贵族的铁蹄踏破了一般士大夫的迷梦，尖锐的民族矛盾使统治阶级内部分裂成势如水火的抗战与投降两大派。在复杂激烈的斗争中，铸就了李钢、胡铨、岳飞、张元干、张孝祥等一批爱国词人。陆游正是在这些先驱的熏陶下，继响而来，结合自己的生活道路，于错综交织的社会矛盾中广泛摄取创作素材，用自己的血泪谱写了不少抗战爱国之词。这些“铿然彻耳、焕然夺目”的作品，奠定了陆词的基调，与他忧国爱民的诗篇同为放翁创作的精华，“集中有此，如屋有柱，如人有骨”。（方回《瀛奎律髓》卷三十二附纪昀批）它们不仅具有南宋豪放派词作的共同思想特征，反映人民要求驱外寇、锄内奸，反对民族压迫的强烈愿望，而且其中的爱国主义是诗人从自己对时代生活的感受中提出来的，包括极其丰富的内容。
第一，鼓舞人们报仇雪耻，恢复国土，树立抗战救亡的胜利信心。梁启超读《放翁诗集》有感于“集中什九从军乐”，（梁启超《饮冰室文集》卷四十五下）高度赞扬了陆游屡屡吟咏壮岁鞍马的重大意义。放翁词里的爱国之作，也多通过歌唱军旅生活的威武、欢畅，激励人们习武图强，抖擞民族精神，动员大家奔赴杀敌疆场，建立千古不泯的功业。他在刚踏上仕途的时候，就以词鞭策僚友，要他成为一名“白羽腰间”的将军（《青玉案》）。隆兴二年（1164）陆游任通判镇江军府事。上年五月张浚领导的北伐之师兵溃符离，投降派乘机兴风作浪，不惜施展一切卑鄙下流的政治阴谋贬死张浚。同时，为媚悦女真军事贵族而屈膝求和，重新骗取宰相权柄的汤思退，“自撤边备，罢筑寿春城，散万弩营兵，辍修海船，毁拆水柜”，并“撤海、泗、唐、邓之戍”。（《宋史纪事本末》卷七十七）更有甚者，暗中与敌人勾结，邀其出动，胁迫议和。弹指之间，张浚在江淮地区招募抚辑和整军备战的巨大成果竟付之东流，而国家再遭濒危。当此之际，陆游写了一篇《水调歌头·多景楼》鼓舞抗战派重整旗鼓，再度相机北伐，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
江左占形胜，最数古徐州。连山如画佳处，缥缈着危楼。鼓角临风悲壮，烽火连空明灭，往事忆孙刘。千里曜戈甲，万灶宿貔貅。
露沾草，风落木，岁方秋。使君宏放，谈笑洗尽古今愁。不见襄阳登览，磨灭游人无数，遗恨黯难收。叔子独千载，名与汉江流。
张孝祥《题陆务观多景楼长句》：“甘露多景楼，天下胜处。废以为优婆塞之居，不知几年。桐庐方公尹京口。”“阅月楼成，陆务观赋《水调》歌之”。（张孝祥《于湖居士文集》卷二十八）卢宪《嘉定镇江志》卷十五载，隆兴二年八月，方滋再任镇江知府。诗人面对祖国分裂，政权偏安而不求进取的现实，登临高楼遥想俯察，触目成句。词由交代镇江的军事地位，到描写眼前干戈纷扰、兵连祸结的惨景，一步步托出忧念时局的痛苦心境。“使君”二句陡然扬起，颂扬方滋这位体国恤民的名臣贤士，在战事临头、时局紧张的情势下，从容潇洒，指挥若定，从他身上诗人看见了抗战救国的希望。陆游推崇方滋非同庸俗文人的吹捧逢迎，而是长抗战派的威风，灭卖国者的气焰，在两派斗争你死我活的时候，这词还是有现实意义的。不仅这样，诗人更进一步，深冀方滋和其他爱国的贤能要像西晋镇守襄阳的羊祜那样，为社稷整军经武、“绥怀远近”，得天下人心，为抗战复国流芳百世。在宋金两朝对抗的历史时期，陆游心目中的英雄就是驱虏杀敌，雪洗民族耻辱的仁人志士。他不止热烈地歌颂这种杰出人物，更多情况下是表明自己渴望为祖国冲锋陷阵，以扫平河洛自期的决心与勇气。乾道八年（1172）初，四川宣抚使王炎辟陆游为幕宾，从而，他有了身临前线，“灭贼报国仇”的机会了。当备战工作进展迅速，收复失地指日可待的时候，陆游把喜不可遏的心情熔铸在《秋波媚·七月十六日晚登高兴亭望长安南山》的词里：
秋到边城角声哀，烽火照高台。悲歌击筑，凭高酹酒，此兴悠哉。
多情谁似南山月，特地暮云开。灞桥烟柳，曲江池馆，应待人来。
肥沃的泥土可以栽培出绚烂、芳香的花朵，诗人豪爽壮快、发扬踔厉的军旅生活使之创作出这样峥嵘飞动、热情奔放的词章。词里的“悲歌”应与王充《论衡·自纪》“悲音不共声而皆悦于耳”中的“悲”字同义，它描绘了军乐的激越、动听。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大反攻的前夕，将士们乘秋高气爽之夜，在烽火与朗月的交辉中，登高远眺，对着进军的目标引吭高歌，以酒遣兴，此情此景是何等的雄壮、何等的豪迈！收尾用“灞桥”“曲江”指代长安故地，以情人看待那里的同胞，生动表明了诗人的心早已飞向了祖国的北方。
几乎是在写这词的同时，诗人为宣抚使司新修建的静镇堂作了一篇记文，绘声绘色地描述了想象中的胜利前景：“虏暴中原久，腥闻于天，天且悔祸，尽以所覆畀上。而公方弼亮神武，绍开中兴，异时奉銮驾，奠京邑，屏符瑞之奏，抑封禅之请，却渭桥之朝，谢玉关之质。”从当时抗战救亡的大好形势看，诗人的想象是合理的。据陆游离开南郑十五年后所写的《昔日》诗自注云：“予在兴元日，长安将吏以申状至宣抚司，皆蜡弹，方四五寸绢，虏中动息必具报。”二十九年后又说：“忆昨王师戍陇回，遗民日夜望行台。不论夹道壶浆满，洛笋河鲂次第来。”其下自注“关中将吏有献此物者”。可知，诗人词中所表现的内容是当时救亡图强大好形势的真实写照。他离开南郑以后，从没间断歌唱戎马生活，他的《月上海棠·成都城南有蜀王旧苑，尤多梅皆二百余年古木》怀古幽情撩起了他对抗战前线的深切思念。“折幽香谁与寄千里，伫立江皋，杳难逢陇头归骑。音尘远，楚天危楼独倚。”前线的友人，前线的生活，他是永远也忘怀不了的。有时则饱墨淋漓，畅然满志地描写他的壮岁从军经历：
羽箭雕弓，忆呼鹰古垒，截虎平川。吹笳暮归野帐，雪压青毡。淋漓醉墨，看龙蛇，飞落蛮笺。人误许，诗情将略，一时才气超然。
——《汉宫春·初自南郑来成都作》前阕
壮岁从戎，曾是气吞残虏。阵云高，狼烽夜举。朱颜青鬓，拥雕戈西戍。笑儒冠自来多误。
——《谢池春》前阕
这些爱国词作塑造的英雄形象，其意义在于，它具有藐视敌人、压倒敌人的气概；具有感发士气、民心，从南宋统治者所散布的懦怯和失败的空气中振作起来，增强对敌战斗的勇气和力量。将爱国热情托于歌词，这是豪放派的优良传统，不过陆词却有自己的特色。例如东坡词中诸如《江城子·密州出猎》就已经反映了明确的爱国主题，但苏轼只以跃马飞鹰、打猎练武来抒写自己渴望捍卫国家、立功边廷的壮志。对于鼓舞民族斗志来说，陆游直接描写刀光剑影的战争年代生活的词，就更富有现实性。《贺新郎》“曳杖危楼去”“梦绕神州路”是张元干的两篇代表作。它们从民族斗争中主和与主战的路线斗争互相交错的关系上，热烈赞扬反降派淫威不屈，抗战到底的坚强意志。而陆词通过描述亲身经历的战斗生活，自写襟怀，以充满爱国激情的主人公形象打动读者。
假如把朱敦儒所谓“扰时念乱”“似陆务观”（王鹏运《樵歌跋》）的词作放在这里，人们立即就能发现与陆词的区别。朱的《水龙吟》：“回首妖氛未扫，问人间，英雄何处？”《相见欢》：“中原乱，簪缨散，几时收？”中原沦陷，民生涂炭，引起作者巨大悲痛，但是朱词仅仅表现为期待英雄人物出世来拯救危难的祖国，缺乏陆词那种以恢复事业为己任的主人翁态度，以及鼓励人民打击敌人，战而胜之的英雄主义精神。
第二，表现诗人政治抱负和黑暗现实的矛盾，倾吐救国理想遭受挫折后的悲愤和不平。宋金民族间的矛盾是陆游生活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残酷的女真军事贵族，在祖国的北方实行血腥民族统治，对南宋时而发动战争攻城略地、掳掠财富，时而用和谈麻痹南宋斗志，以赢得喘息的工夫。以汉族为主的劳动人民血汗化成的金帛，像流水一样淌进了女真贵族的无底欲壑。“九地黄流乱注，聚万落千村狐兔”（《全宋词》1073页），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的破坏，历史的脚步被拖向后退。出身于封建士大夫家庭的陆游，在“民族高潮面前，一切阶级差别都消失了”的特定时代环境里，[2]他的最高政治理想就是为光复“两河百郡宋山川”、促进祖国的中兴大业做出贡献，进而“封侯定远，图像麒麟”（《洞庭春色》）。
当国家利益和个人奋斗目标相统一的时候，个人志愿应该受到保护和支持，何况具有文韬武略的陆游，在入仕不久便显示出战略家的军事才能和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可是隆兴和议之后，南宋小朝廷苟且偷安的思想更为泛滥，“乾道淳熙间，三朝授受，两宫奉亲，古昔所无，一时声名文物之盛，号小元祜”。（《知不足斋丛书》中《〈武林旧事〉序》）奢靡的生活是腐败政治的反映。民族的生气、国家的前途就在这群庸碌无能的统治者的花天酒地中被断送了。“岁月惊心，功名看镜”（《赤壁问》），陆游深切体会到了“和戎壮士废”（377）的痛苦。因此，他在宣传抗战救国政治抱负的同时，不可避免地要发泄自己理想无由实现的愤懑与不平。如《真珠帘》中诗人发出情急势切的质问：“镜里新霜空自悯，问几时，鸾台鰲署。”在《双头莲》里大发感慨：“华鬓星星，惊壮志成虚，此身如寄。萧条病骥，向暗里，消尽当年豪气。”又如在《绣停针》《鹧鸪天·送叶梦锡》等词中，诗人接连不断地惊叹岁月蹉跎而功业未就，抒发惆怅侘傺的情怀。这是封建社会有为之士遭到迫害以后的共同感受，但陆游和别人表现不尽一样。
以张孝祥为例，张的一生也有志于恢复事业，前人称他“雄略远志，其欲扫平河洛之氛祲，盈洙泗之膻腥者，未尝一日而忘胸中”。（谢尧仁《于湖居士文集序》）然而，在仕途起落变化面前，他虽曾自惜怀志未遂，而词中那种清高旷达的态度却完全显露出另一种精神境界。乾道二年（1166）他从广南西路安抚使的任上被谗落职，由桂林北上过洞庭、泛潇湘都留下了词作，对政治打击他付之一笑。其中《念奴娇》“洞庭青草”更为突出，词中那种超脱世事的情趣完全掩埋了政治失意的苦恼。而在陆词里却展示出另一种精神面貌，不论酬答唱和、送友话别，还是登临抒怀，羁旅游览之作都在对丧权辱国统治者的愤怒不满中，表现出忧民族之所忧，想国家之所想的高尚思想境界。《蝶恋花》是他乾道八年（1172）十月间离南郑赴官成都路中写的一首行旅之词。
桐叶晨飘蛩夜语。旅思秋光，黯黯长安路。忽记横戈盘马处，散关清渭应如故。
江海轻舟今已具。一卷兵书，叹息无人付。早信此生终不遇，当年悔草长杨赋。
陈廷焯曾评论说，放翁此阕收结二句“情见乎词，更无一毫含蓄处。稼轩《鹧鸪天》云‘欲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亦放翁意，而气格迥乎不同。彼浅而直，此郁而厚也”。（《白雨斋词话》卷八）陈氏的所谓“浅而直”的批评显然是错了。这首词的开头以侧笔取势，勾画出深秋衰飒的景象。羁旅辛苦，诗人却夜闻“蛩语”，不能成寐，这里诗人没有直接表露自己心事沉重，而此意确已含蓄其中了。接着，诗人回忆了南郑期间与敌人惊心动魄的遭遇战。“黯黯长安路”一句是上片的词眼，说明诗人虽然告别了前线，却仍然深挚地留恋戍边生活，并痛惋收复关中，动摇金人根基的作战计划没能见诸行动。下片紧紧扣住这份关系国家前途的作战方案大发议论。“一卷兵书，叹息无人付”，一直萦绕诗人心际的、重整河山的伟大理想无日实现了，诗人无限慨叹，对统治者无心抗战表示极大的悲愤。这里绝不是个人狭隘的情感，而是对民族兴衰存亡的关心，这难道是意“浅”吗？陆游在军中目睹了将士敌忾同仇，中原人民企盼恢复的实况，唯独统治者坐视国家衰微、民族屈辱，阻挠救亡图存的大策，使抗战志士“为国忧民空激烈”（404页）。如此，怎能要求陆游锋影不露，符合陈氏“发之又必若隐若见，欲露不露，反复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的“作词之法”呢？（《白雨斋词话》卷一）文学创作贵在真实，而愈是真实的东西，往往愈有独创性。我们从壮志难酬的怆痛中倒可以体会陆游坚定的爱国立场。诗人来成都后又写了一首登临感怀之作《感皇恩》：
小阁倚秋空，下临江渚。漠漠孤云未成雨。数声新雁，回首杜陵何处。壮心空万里，人谁许。
黄阁紫枢，筑坛开府。莫怕功名欠人做。如今熟计，只有故乡归路。石帆山脚下，菱三亩。
词中虽有理想受挫，欲去国还乡的愤怨，但怀念中原被金人蹂躏的国土和同胞，向往匡复志业仍是全词的主调。淳熙四年（1177），陆游在知嘉州的官职被黜的情况下写了《晚秋登城北门》的诗：“幅巾藜杖北城头，卷地西风满眼愁。一点烽传散关信，两行雁带杜陵秋。山河兴废供搔首。身世安危入倚楼。横槊赋诗非复昔，梦魂犹绕古梁州。”诗中“一点烽传散关信，两行雁带杜陵秋”与词中“数声新雁，回首杜陵何处”互为注脚，一意两出。陆游的政治理想和爱国热情，即使处逆境，遭贬斥也毫无减退，只是又增添了一层报国无门的怅恨，这正反映了诗人理想和现实的矛盾。
他在《沁园春》中直接喊出“许国虽坚，朝天无路！”《望梅》里进一步揭露了现实的丑恶：“长绳漫劳系日，看人间俯仰，俱是陈迹。纵自倚，英气凌云，奈回尽鹏程，铩残鸾翮。”若从这首词的表面看，好似摅写对官宦生活的厌倦，政治上无可奈何的哀怨。深究一层，便会发现流露在字里行间的是诗人的满腹牢骚及其对政治迫害的控诉！但用词的形式表达就显得委婉吞吐。同样的思想，在他的散文中就讲得更为直切：“某箪瓢穷巷，土木残骸。早已孤危，马一鸣而辄斥，晚尤颠沛，龟六铸而不成。羽翮摧伤，风波震荡。薄禄作无穷之崇，虚名结不解之仇。”这篇《谢周枢使启》是后于《望梅》作的，可见，陆游抗战爱国词中所反映的诗人内心痛苦和矛盾，是他一生都没有解决的问题。因为抗战与投降、正义与邪恶交织在一起，互相搏斗，伴随着南宋社会的始终。
第三，政治失意、壮心不已，屡遭打击，恢复中原理想却不可摇撼的顽强精神，是陆游爱国词作的又一特色。陆游一生对待来自投降派的迫害始终是挺身而对的。他的《卜算子·咏梅》就是表现这种高贵品质的代表作。这首词的创作年代已不可考，它却反映了陆游政治生活中每个阶段的态度。绍兴十一年（1141）之后，秦桧“两居相位，凡十九年”，组织卖国政府，包揽一切大权。陆游的父兄师长备受压抑和敌视，就连他自己也没有逃出奸相的魔掌。绍兴十二年（1142），秦桧“谕考试官以其子熺为状元”，时隔十二年，他又令考官“以其孙埙为状元”。然而这次主考官陈阜卿秉公持正，依考卷定陆游为第一。秦怒，竟以“其喜论恢复”为借口，于礼部复试时废黜陆游的考试资格。这在封建社会里，对士子的打击是极其残酷的。
杜甫、元结不是也有过类似的遭遇吗？天宝六载（747），他们参加特科举考试，李林甫嫉恨贤能，玩弄诡计使其全部落榜。愤怒之下，元结说：“正方终莫可，江海有沧州。”（《全唐诗》2697页）杜甫五年后遗恨未消，终于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里一吐块垒：“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陆游却振作自拔，“时情竟脂韦，家法独肮脏”，只是向权贵投以蔑视的一瞥，依然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张浚死后，主和分子说他：“交结台谏，鼓唱是非，力说张浚用兵。”（《宋史·本传》）在是非颠倒的社会里，陆游因爱国又丢掉了隆兴府通判。在这“电转雷惊”的打击面前，他绝不摇尾乞怜、出卖灵魂，反倒明白表示：“何人解，问无常火里，铁打身坚。”（《大圣乐》）险恶的政治风雨把他磨炼得越来越坚强了。他四十八岁那年，去南郑从军过葭萌时作了一首《鹧鸪天》，坦露自己真实胸怀。
看尽巴山看蜀山，子规江上过春残。惯眠古驿常安枕，熟听阳关不惨颜。
慵服气，懒烧丹。不妨青鬓戏人间。秘传一字神仙诀，说与君知只是顽。
这次诗人由夔州去南郑，取道万州、梁山军、岳池、利州等地，沿途崇山峻岭，湍江急流，陆游不以为艰难反而感到赏心悦目。独眠古驿，耳听如泣似诉的“阳关”离别曲，多情的诗人安之若素。高尚的理想，产生巨大的力量，陆游顽强精神来自他救国拯民的伟大抱负。“顽”字是他的精神支柱，鼓舞他面对任何艰难险阻都能不气馁、挺得住、干到底。这既不是“服气”“烧丹”的虚妄道术所能支持的，也不是放言高论、不务实际的理学家们所能比拟的。他表达心声之词，确如瑰宝，闪烁着坚毅不拔精神的光辉。如《夜游宫·记梦寄师伯浑》，陆游以矢志不移的复国初衷策励朋友。
雪晓清笳乱起。梦游处不知何地。铁骑无声望似水。想关河，雁门西，青海际。
睡觉寒灯里，漏声断月斜窗纸。自许封侯在万里。有谁知，鬓虽残，心未死。
师伯浑名浑甫，是陆游在四川眉山相识的一位豪杰。王炎、范成大都很器重他，“方宣抚使临边，图复中原，制置使并护梁兵民，皆巨公大人，闻伯浑名，将闻于朝，而卒为忌者所沮”。他的“英发巨丽”的才气和遭到“排击沮挠”的命运，陆游深为“时惜”，愤然不平，二人志同道合，推为知音。这首词诗人把常绕于梦中的心事倾述给友人，互相砥砺，表达爱国衷肠至死不变。在陆游因宣传抗战，抨击恶势力的诗词招惹权贵忌恨，丢掉“礼部郎中兼实录院检讨官”职权，罢归乡里期间，他恢复中原的热望丝毫也未减退。
嘉泰元年（1201），南宋王朝伪学之禁十分森严，与陆游交情甚笃的朋友中周必大、朱燕、叶适等人都被列在“伪学逆党得罪著籍”的名单上。（《宋史纪事本末》卷八十）这场斗争危及陆游的政治处境，次年，他“奉祠岁满，不复敢请”，生活陷入了窘困的状态。可是，我们在陆游这个时期的诗文和长短句中，仍然能听到时代的呼声：“今天子神圣文武，承十二圣之传，方且拓定河洛，规恢燕赵，以卒高皇帝之武功。”看到以身许国志士的决心：“当年万里觅封候，匹马戍梁州。关河梦断何处？尘暗旧貂裘。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州。”（《诉衷情》）词气踔厉，好似从胸中喷出，“使人读之，发扬矜奋，起痿兴痹”[3]，表现了一位老当益壮的勇士奋勇求战，时不我待的心理。陆游抚时忧危，热爱祖国和人民的高贵品质令人起敬，他的摅写真性情、真抱负的爱国诗词，犹如高扬爱国精神的丰碑，使千秋万代的人民铭感不忘，成为振兴中华的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
当然，我们还必须看到，陆游爱国主义思想和今天相比，存在很大差别。他“一身报国”是与“杀身报主”联系在一起的，这样的爱国主义打上了封建士子忠君的印记。另外，在称赞陆游为抗战事业追求“青史功名”的时候，也要警惕反映在他词中的庸俗的名利思想。
二
陆游的爱国词作比较集中、强烈地反映南宋社会本质，首先肯定它的思想意义是必要的。但陆词从多方面描写千汇万状的社会生活，其文学价值也应给予足够的重视。例如兄弟情谊、游子思乡、农村风物、官宦生涯，甚至少女倩姿、飞燕、鸣蝉，日常生活中激起的一点儿浪花，头脑里闪过的一丝感想，诗人都无不捕捉，熔为辞章。而其中数量最多、影响较大的，还是他的爱情词和反映退隐生活的闲适词。
爱情像一株美丽鲜艳的花朵，以它独有的形态体现着人类一种健康纯洁的感情，展示着每个历史阶段的社会生活。古往今来，有多少艺术家用自己的才华为它歌唱，陆游就是一位以词描写爱情的能工巧匠。放翁词里，约有五分之一是写爱情的，章章寄恨、语语道情，真挚生动，是诗人爱情生活的投影，对于揭露封建婚姻给青年带来的不幸是有典型意义的。他的《钗头风》是一首人们熟知的爱情绝唱。南宋人陈鹄、刘克庄、周密都在词话里记载了它的本事。词中陆游根据自身婚姻悲剧的真实感受，揭露破坏他们美满爱情的恶势力：“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封建礼教戕害了多少热烈幸福的爱情？葬送了多少男女的青春？让沉忧积郁折磨他们终身。“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读起来令人肝肠寸断、心骨裂痛！难怪陆游六十八岁之后每隔六七年时间就来沈园故地写诗吊念情人。嘉定元年（1208）春，诗人留下了生前最后一首爱情诗：“沈家园里花如锦，半是当年识放翁。也信美人终作土，不堪幽梦太匆匆。”这是一首八十四岁老人用热泪谱写的恋歌。
沈家园是诗人六十年前与唐婉别离后又邂逅的地方，它距陆游居住的村庄有十多里路程，诗人生命快要结束的时候，还来到这里，追忆往事，缅怀故人。可见，纯真的爱情，在陆游看来，比似锦的花儿更美丽。它不会因为岁月的流逝而凋谢，也不会因为境遇的改变而冷落，诗人心中的唐婉是任何势力也分不开、夺不走的。《词林纪事·卷十一》引毛子晋语：“放翁咏钗头凤一事，孝义兼挚，更有一种啼笑不敢之情，于笔墨之外，令人不能读竟。”陆游生活的时代，是封建专制十分残酷，封建思想相当强大的历史阶段。陆游把对封建礼教的愤恨辗托于诗词，通过抒情主人公形象控诉封建社会吃人的本质，表现自己纯洁的精神境界，这种反封建婚姻的社会意义，恰是卫道者们不敢正视的。
中国妇女在封建社会里要受着宗法思想和制度的束缚，她们被压在社会的底层，婚姻的悲剧和不幸，大都由她们做出重大牺牲。所以，那些持有人道主义精神的词人总是在歌颂忠贞不渝爱情的同时，对妇女的遭遇表示深切的同情。陆游在《朝中措·代谭德称作》里，描述了一位珍视自己爱情的少女，她身为歌伎，却以“托春醒”的理由拒绝逢迎无聊的男人。相反，对自己的情人倒是怀着一团火似的感情。一夫多妻制的婚姻，恩格斯把它称作“历史的奢侈品”，是“富人和显贵人物的特权”[4]，他们常常讨新弃旧，玩弄女性，丧尽天良。陆游的《解连环》以描写女子失恋的痛苦，批判男子的忘情悖理。“漫细字，书满芳笺，恨钗燕争鸣，总难凭托。”薄情的男子狠心地将她遗弃，一场爱恋非但没有给她带来幸福，反而把她拖进了孤独、凄苦的深渊。
可是，丧失了政治、经济地位的女子，永远是弱者。她们在负心的男子面前，常常饮恨吞声，寄希望于重圆。“刘郎已忘故约。奈重门静院，光景如昨。尽做它，别有留心，便不念当时，两意初着。”这痛苦的回忆，哀怨中流露着愤恨。即使这样，恋女仍想“京兆眉残，怎忍为新人梳掠，尽今生弃了为伊，任人道错”。受情的初衷在少女的心中植根是多么坚实！男子背约没有动摇她的信念，她准备为专一的爱情“尽今生”了。背约与守信，在同一词里，就像渭水泾流一样的分明。诗人强调的是爱情的忠贞笃实，就在恋女的形象里蕴蓄着批判力量，这是陆游爱情词耐人寻味的原因之一。“在每一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可作为一般解放之自然尺度。”[5]陆游的《风流子》反映了妇女对自由婚姻的追求，以及她们在封建制度压迫下屈辱的遭遇：
佳人多命薄，初心慕德耀嫁梁鸿。记绿窗睡起，静吟闲咏，句翻离合，格变玲珑。更乘兴，素纨留戏墨，纤玉抚孤桐。蟾滴夜寒，水浮微冻，凤笺春丽，花砑轻红。
人生谁能料，堪悲处身落柳陌花丛。空羡画堂鹦鹉，深闭金笼。向宝镜鸾钗，临妆常晚，绣茵牙版，催舞还慵。肠断市桥月笛，灯院霜钟。
词中的少女希望做东汉孟光那样具有高尚道德和人格的妻子。于是，她不辞艰辛、夜以继日、寒暑不辍，终于练就了一身出色的技艺。然而，冷酷的封建社会把她推进了火坑。少女的梦想化为云烟，伉俪深情的爱情生活，只能“空羡”而已。“临妆常晚”“催舞还慵”，旧社会秦楼楚馆、歌台舞榭的背后，掩藏着广大妇女的恨海愁山，她们美妙的青春、贞洁的感情统统被封建制度这条毒蛇吞噬了，剩下的只有空虚和惆怅来摧残她们可怜的生命。《白雨斋词话·卷七》评论这词是“放翁伤其妻作也。词不必高，而情极哀怨”。陆词的作意还有待考辨，但有一点倒值得人们深思，陆游的恋歌所以写得情真意切，为苦难的妇女宣泄不平，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熟悉歌伎舞女的生活，尤其自己政治失意，对于她们的悲惨遭遇更有同病相怜之感。这样就能理解充溢在词中的哀怨之情，是诗人真实生活感受的自然流露。这比起婉约派某些词人同类题材的作品要深沉、真挚得多了。不妨以“花间集之冠”温庭筠的词为例来作比较。
金雀钗、红粉面，花里暂时相见。知我意、感君怜，此情须问天。
香作穗、蜡成泪，还似两人心意。山枕腻、锦衾寒，觉来更漏残。
——《更漏子》
在温词中类似这样堆砌华艳辞藻来形容妇女容颜体态、服饰闺房的作品比比皆是，读者嗅到的只是粉馥脂芳，看见的唯有鬓光钗影，灵魂空虚的娇贵妇女形象，其主题意义根本无法跟陆游的爱情词相提并论。时代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泉头，它一经流入有成就的作家手笔，便会结出丰硕的果实。“士行尘杂”的温庭筠一辈子沉沦下僚，民生国事，他并不热心。爱情词出自他的手里，往往是像一堆徒有艳色的纸花，时代越向前迈进，它的面孔也就越可憎。陆游曾尖锐地批评道：“《花间集》皆唐末五代时人作。方斯时，天下岌岌，生民救死不暇，士大夫乃流宕如此，可叹也哉！”正是这种对社会对文学的基本态度才使陆游的爱情词，具有自己的特色和不同流俗的社会意义。
陆游曾离家从军戍边，也作过客居异乡的游子。他有过爱情的甜蜜生活，也经受了爱情悲痛的折磨。因之，从游子役夫角度来写的爱情词，意境也颇为真切。《临江仙·离果州作》《蝶恋花·离小益作》都是乾道八年（1172）春，陆游赴官南郑途中的有怀之作，“思致精妙，超出近世乐府”。（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二十一引《中兴词话》）前首上片，先从暮春景色起笔，“鸠雨做成新绿，燕泥收尽残红”。接句“春光还与美人同”，一箭双雕。春光与美人互喻，词意过渡自然，不着痕迹。跟着“论心空眷眷，分袂却匆匆”二句，看似指诗人对春归的感想，实如写眷念亲人的情怀。下片：“只道真情易写，那知怨句难工。水流云散各西东，半廊花院月，一帽柳桥风。”换头二句以诗人创作上的感受比喻当时的心境，反透出一个“眷”字。“水流”句总叙心生怨恨的理由，尾二句分说，一收一放，思牵情绕，充分表达了诗人在羁旅中眷怀妻子亲人的心情。
后首写作时间稍晚，小益（四川广元县）在果州北，诗人路上只身匹马，赶到这里已近寒食节，碰上“雨过园林，花气浮芳润”的景致，精神上平添些新鲜的感觉。但是，傍晚暮钟沉沉，“凭高望断”家中的信息，离愁别绪油然而生，“三十年间，无处无遗恨。天若有情终欲问，忍教霜点相思鬓”。逼真地刻画了游子怀人的精神状态。这时，陆游渐临前线，正如列夫·托尔斯泰说过：“走前半段路程的人，通常想的是他所留下的东西；而走后半段路程的人，想的则是在前面等着他的东西。”[6]此刻，占据诗人心头的是“杀身有地初非惜，报国无时未免愁”（71页），他劳神焦虑的是未来如何建立功业。至于个人感伤情绪仅仅是淡淡的哀愁，好似一团轻雾转眼即逝。在陆游离开前线，匡复理想无由实现的情况下，其爱情词随之也变得凄切、悲伤了。往昔怀亲念远的轻哀淡愁被一把鼻涕、一捧泪的失恋揪痛所代替。如：
一身萍寄，酒徒云散，佳人天远。那更今年，瘴烟蛮雨，夜郎江畔。漫倚楼横笛，临窗看镜，时挥涕，惊流转。
——《水龙吟·荣南作》
忆盈盈倩笑，纤纤柔握，玉香花语，雪暖酥凝。念远愁肠，伤春病思，自怪平生殊未曾。君知否？渐香消蜀锦，泪渍吴绫。
——《沁园春》
同是一个人的恋歌，其情调差异如此。这就生动地告诉我们，恋爱观大抵受世界观的制约，情歌恋曲也是社会思潮的反映。陆游爱情词打上强烈身世之感，展现了人物性格和心灵的洁美，这是非常值得我们称道的。别林斯基说：“任何伟大诗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的痛苦和幸福的根子，生长自社会和历史的深处，因为他是社会、时代、人类的器官的代表。”（别林斯基《杰尔查文的作品·第一篇》）陆游的痛苦和幸福的根子生长在南宋社会和历史的深处，这是事实。说他是时代、人类的器官的代表，亦是当之无愧的。他的抗战词忧国伤时，与民族斗争风云相联系，气象彪炳；他的爱情词深扎在生活的沃土中，情意真挚，曲折传出人们的爱情理想和对封建制度的诅咒。无可讳言，封建时代的病菌也必然会侵袭陆游的思想，他的《乌夜啼》《真珠帘》《夜游宫》等词有些明显色情描写，宣扬了剥削阶级寻欢作乐的低级的生活趣味。尽管这种风气普遍存在于封建士大夫阶层里，婉约派的词人比他走得更远、更偏，我们也同样地要予以应有的批判。
三
在陆词中，论质量当首推爱国之作，论数量应属退隐期间的闲适词。所谓闲适词，在内容上已非白居易指的“独善之义”而情调上更是“思澹而词迂”（白居易《与元九书》）所不能概括的，我们姑且借“闲适”二字称呼一下这些思想比较复杂的辞章罢了。自淳熙十六年（1189）冬陆游被黜回乡，直到嘉定二年（1209）病逝为止，其间除了嘉泰二年（1202）奉诏入都参加修撰孝宗、光宗两朝《实录》和《三朝史》的工作，离家将近一年，余者都消磨在山阴的农村。他晚年生活到底是简单、清闲的。经历简单，并不等于说他的思想也变简单了。在封建社会里，做官是贤能志士实现经世济民理想的通途，投闲置散就意味着政治上失掉了生命。胸怀伟大抱负的陆游，主观愿望和客观现实尖锐地对立着，这种矛盾造成的痛苦蟠结在他的心中，于是借词宣泄自己沉郁的感情，表达不甘闲适又不得不闲适的复杂心情。如《一落索》：“识破浮生虚妄，从人讥谤。此身恰似弄潮儿，曾过千重浪。且喜归来无恙，一壶春酿。雨蓑烟笠傍渔矶，应不是封侯相。”
三十来年的宦海波涛逐渐洗亮了陆游的眼睛，使他在主和派的讥诮、诽谤中，看清了官场的险恶、无聊。认为避开政治斗争的旋涡，泛舟江湖，过着醉翁渔隐的生活，倒也消遥自在。然而，这并不是他心甘情愿的，词的结句透露出他心底的激愤。“不是封侯相”，寓意深远，绝非诗人认定命运，自甘暴弃。他跟亲密朋友周必大讲“志士弗忘在沟壑，固当坚马革裹尸之心；薄福难与成功名，第恐有猨臂不侯之相”。《史记·李将军列传》：“广为人长，猨臂，甚善射亦天性也”，与匈奴作战屡立军功，终不得封赏，因而曾发出“岂吾相不当侯邪”的感叹。陆游以李广自况，旁敲侧击权贵们嫉贤妒能的卑鄙嘴脸。辛弃疾也愤愤不平地说过：“千古李将军，夺得胡儿马。李蔡为人在下中，却是封侯者。”（《全宋词》1946页）无论志士还是英雄，在南宋社会中怀才不遇的命运总是相同的，他们被视为和议的绊脚石而遭到排挤。在《沁园春》中陆游明确指出了官场恶势力的猖獗：“交亲散落如云，又岂料，如今余此身。幸眼明身健，茶甘饭软，非惟我老，更有人贫。躲尽危机，消残壮志，短艇湖中闲采莼。吾何恨，有渔翁共醉，溪友为邻。”
政治迫害虽然可怖，使诗人深感自己在官场里的孤危处境。但是，一位爱国志士要想忘却民族的奇耻大辱，抛开民情国运不闻不问，那将是不可思议的。在陆游的闲适词中，有相当数量的作品，貌似放达悠闲，实则包含着不为世用的积郁不平。他的《醉落魄》在狂歌醉舞中抒发悲愤难抑的心情。《诉衷情》表现了诗人对壮岁抗战事业的怀念，对退出疆场的激怨。“时易失，志难成，鬓丝生。平章风月，弹压江山，别是功名。”遁世隐身，啸咏山水，是在无可奈何的境遇中寻求精神上的出路，可是这终究不能成就民族解放的大事业。他在《鹊桥仙》中写道：
华灯纵博，雕鞍驰射，谁记当年豪举？酒徒一一取封侯，独去作、江边渔父。
轻舟八尺，低篷三扇，占断蘋洲烟雨。镜湖元自属闲人，又何必、君恩赐与。
诗人回顾平生最感快意的从戎南郑的豪放生活，旨在宣泄仕途不遇的感慨。“酒徒封侯”，而唯独具有“诗情将略”的人，沉沦埋没在荒山野水之滨，这是多么不合理的现实！诗人将浓缩在胸中的一腔愤怒，直接冲着皇帝泼去。杨慎读这词时叹道：“英气可掬，流落亦可惜矣！”（杨慎《词品》卷五）还是颇有见地的，杨氏一语道破了表现在陆游思想里英雄志业与黑暗现实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由于生活环境的改变，诗人从“处处是危机”的污浊官场中游离出来，扑进了大自然的怀抱，家乡镜湖的烟雨，禹庙兰亭的古路，秀丽的山阴风光和许多名胜古迹给诗人的创作带来了新的活力，使他写出许多充满泥土气息和有美感教育作用的闲适词。这些词细致地描绘了田园渔村的优美景色，明净悦目。如《鹧鸪天》：
懒向青门学种瓜，只将渔钓送年华。双双新燕飞春岸，片片轻鸥落晚沙。
歌缥渺，橹呕哑。酒如清露鲊如花。逢人问道归何处，笑指船儿此是家。
读这样的小词，仿佛置身于渔村水乡之中，春燕展翅劈风，互相追逐，银鸥沐浴着晚照的余晖显得分外的洁白、轻盈。柔和的凉风时断时续传送着渔歌，咿咿呀呀的摇橹声吞没了细浪吻岸的低语，这是多迷人的景色啊！“半世向丹青看，喜如今身在画中”（《恋绣衾》）。诗人以船为家，泛舟渔钓，感到生活中充满了无限的欢乐。又如《乌夜啼》：“素意幽栖物外，尘缘浪走天涯。归来犹幸身强健，随分作山家。已趁余寒泥酒，还乘小雨移花。柴门尽日无人到，一径傍溪斜。”恬静的山村，溪水曲流，年迈的老人冒着蒙蒙细雨移栽花木。寥寥数笔绘制了一幅生意盎然的农村生活小景，意境清新，情味深浓。这些词表现了诗人对乡土，对渔夫农家生活的爱恋感情。用词写农村景物，在宋代的文人中不但婉约派罕见，即使豪放派也仅是苏轼和辛弃疾成就较大，前者别开新风，后者踵事增华，而陆游贵有自家气象。
宋代文职官员的奉禄是优厚的，甚至在离职归乡期间还能以宫观使领取半薪。陆游晚年生活比普通农民要优裕得多，但和当时士大夫相较，便显得困窘了。他的闲适词和他的诗文一样，记载了自己亦农亦渔、采药植花等劳动情形：“还山荷主恩，聊试扶犁手。新结小茅茨，恰占清江口。”（《生查子》）“潮生理棹，潮平系缆，潮落浩歌归去。”（《鹊桥仙》）这里没有辛弃疾“带湖新居”的大庄园，也没有范成大石湖别墅的“东南绝境”，可是诗人安于简朴生活的愉快心情却跃然纸上，表现了老人以俭为乐的美德。嘉泰三年（1203）辛弃疾知绍兴府，见到自己倾心相慕的朋友住在破旧不堪的草房中，觉得很不过意，主动提出为陆游“筑舍”，经婉言“辞之遂止”。显然，陆词真实地反映了这种退居林下的生活和思想。老人晚年还脚踏实地做些好事，与劳动人民保持深厚的情谊。“采药归来，独寻茅店沽新酿。暮烟千嶂，处处闻渔唱。醉弄扁舟，不怕粘天浪。江湖上，遮回疏放，作个闲人样。”这首《点绛唇》不知写于何年，但他八十多岁作过采药、行医的诗歌，叙述了走街窜户、医病施药的动人情景。对于社会，陆游一生时时刻刻都不肯“作闲人”。他的闲适词散发的浓厚泥土气味和乐观健康的情调，是与他深爱祖国的山山水水，热爱生活、关心人民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部分作品的积极思想意义是不应忽视的。
“世路方未夷，机穽宁有极”，南宋统治集团的政海暗潮，庆元党禁的冷风阴雨，在诗人平静的退隐生活中搅起了阵阵黑浪，政治迫害对他几乎从来没有停止过。在黑暗势力的重压下，无穷的忧患使他变得狂放不羁了。因而在他的闲适词里渗透出消极遁世的没落情绪，以及顺时任天、人生虚幻的思想。“插脚红尘已是颠，更求平地上青天……三山老子真堪笑，见事迟来四十年。”（《鹧鸪天》）“仕至千钟良易，年过七十常稀。眼底荣华元是梦，身后声名不自知。”（《破阵子》）产生陆游这种消极思想的因素是比较复杂的，理想受挫，力图依靠佛老思想摆脱现实的痛苦，是社会根源。封建士子脱离人民群众，在政治斗争失利的情势下，又不能从人民群众中汲取勇气和力量来战胜个人的痛苦，则是阶级原因。从他的高祖陆轸起，几辈人都奉行道家服食、求仙等一套法术，家庭影响在陆游身上亦有表现。他有八首词宣扬了道家有关金丹、长生，遇举飞升的唯心论谬说，是他麻醉自己精神的产品。刘师培的“剑南之词”是“道家之词”的说法是对陆游词的歪曲（刘师培《论文杂记》），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才是构成陆游词的思想基础。论道求仙只是诗人道家思想在少数词中的反映，绝非主流。我们应采取科学分析批判的态度，不能以偏概全，否定陆游词重大思想成就。
四
从现存资料看，陆游词不仅在南宋雅俗共赏，有大家之誉，而且明清两代词学研究者也大都发表过意见，给予过不同程度的肯定。然而，清末常州词派的某些人，一反前人的定评，极力贬低陆词。此派开山祖张惠言兄弟编辑的《词选》，号称“今古善本”（《白雨斋词话》卷八），却将陆词摈弃在外，一首不录。阐发此派理论的《白雨斋词话》断然否定陆词的艺术成果：“放翁词，亦为当时所推重，几欲与稼轩颉颃。然粗而不精，枝而不理，去稼轩甚远。大抵稼轩一体，后人不易学步，无稼轩才力，无稼轩胸襟，又不处稼轩境地，欲于粗莽中见沈郁，其可得乎！”（《白雨斋词话》卷一）陈廷焯用辛词为准绳衡量陆游的作品，而辛词在他的眼里也不过是“才气虽雄，不免粗鲁”，可见在陈氏心目中陆词地位该低到何等程度。原来，常州词派检验词的优劣，崇尚比兴寄托，表情蕴藉，有时竟无视作品思想内容的实际，附会说词。从他们的艺术观点出发，似乎陆词的艺术性就没有可取之处。现在，我们从具体作品分析，寻求一下陆词的艺术表现手段是否像陈氏批评的那样，模仿他人、又粗又散，而没有在自己的作品上烙下独创性的印记呢。
继承与创新，在文学史上是一个带有普遍规律性的问题，就是巨擘泰斗也不能一脚踢开前人的东西，而戛戛独造。那么，陆词艺术技巧的继承与革新究竟表现在哪里？
（一）保持婉约派抒情手法，于雄放中见曲折
词坛分婉约、豪放两派由来已久。就词的表情而言，前者绸缪婉转、蕴藉缠绵，后者奔腾驰骛、豪宕雄快。陆游却是豪放派队伍中善于运用婉约派抒情方法的高手，在他的词里，我们会明显地感到，无论是爱国激情，还是生活中的忧乐，以至在困境面前的思想起伏、感情的沸腾，都能委婉吐出、曲折尽致，形成饱满多姿的抒情主人公的形象，它如磁铁般吸引着、感染着欣赏者。如《鹊桥仙·夜闻杜鹃》：
茅檐人静，蓬窗灯暗，春晚连江风雨。林莺巢燕总无声，但月夜常啼杜宇。
催成清泪，惊残孤梦，又拣深枝飞去。故山犹自不堪听，况半世飘然羁旅。
“艺术就是感情。”（《罗丹艺术论》）这首词蕴含的深挚悲郁之情，使它成为脍炙人口的名篇。全词经过三次迂回转折，由景及事，由事而情，让诗人的身世之感一宕一折地从胸臆中流出。开头，一幅阴郁的画面：暮春暗夜，风雨如磐，一幢草房孤守江边，阒无声息的小屋里透出了一丝昏黄的灯光。这是诗人现实生活感受的折射，它揭示了抒情主人公悲凉的感情色彩，构成了词的第一层意思。雨过天晴，云破月来，夜空中传来杜宇声声凄厉的鸣叫，惊破了诗人的孤梦，无限的悲苦向心头袭来，清泪夺眶而出，诗人完全陷入忧戚之中，这是第二层意思。词的抒情至此深化了，由前面用景语托情，发展为抒情主人公直接叙事吐情了，这里的情不再是一般的愁绪，而是政治上孤独和寂寞造成的怆痛。最后，诗人把政治的冷落感和去国离乡的慨叹紧密结合在一起，借鹃啼而发，寓悲愤于缠绵，寄托遥深，使人倍觉词的感情沉郁，形象生动饱满。
依照常州词派的主张：“词贵寄托，所谓贵者流露于不自知，触发于弗克自己。身世之感通于性灵，即性灵，即寄托，非二物相比附也。”（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五）陆游这首词抒写由杜宇叫声触动的身世之感，徘徊婉转、自然成文，这种寄托之词不正是常派所赞誉的吗？然而陈廷焯固守“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把感情热烈、充满怨愤的陆词视为粗鄙，从而也就武断地否定了陆词抒情手法的真实特点。《汉宫春·初自南郑来成都作》在抒情上亦有其代表性。上片纵笔直书、骏快奔放，极写南郑雄伟豪迈的戎马生活，在恢宏广阔的背景上塑造一位丰彩动人的儒雅将领的形象。下片突然转折，详写来成都以后的生活和精神状态：“何事又作南来？看重阳药市，元夕灯山。花时万人乐处，欹帽垂鞭。闻歌感旧，尚时时流涕樽前。”这里振奋的情绪一落千丈，大有英雄失路，悲慨凄凉之感，恰与上片形成抑扬分明的层次。词的煞尾处另作推宕，诗人情绪再次激扬，提出了本词的主旨：“君记取，封侯事在，功名不信由天。”经过几次层折顿挫便将诗人政治上遭到打击之后，产生的复杂思想感情无遗地表露出来。像这样雄放中见曲折，挥洒淋漓而又婉转致情的词篇，还有《夜游官·记梦寄师伯浑》《绣停针》《鹊桥仙·华灯纵博》《谢池春·壮岁从戎》等不少的篇目，它们表现了陆词的抒情特色，这在陆游之前的豪放派词人作品里是难以找到的。
雄文大手的苏轼，关于他的词风素有关西大汉操铜琵铁板唱“大江东去”之喻。《念奴娇·赤壁怀古》是他的一篇迥乎前人又见颂于来者的代表作，诗人先用同样的色调绘景写人，构成一幅雄浑壮丽的画面，流露出热爱生活、向往功名的心情。然后轻轻一折，针对自己沦落失意的遭际，发出了“人间如梦”的感喟。诗人入世与出世两种矛盾思想，只经过一次转折便清楚地交代出来了。而且词中的消极悲观情绪已被追求理想的澎湃热情和达观的人生态度所掩盖，通首诗人的感情仍如东流的大江，一泻千里。而陆词的那种回环曲进的抒情方式与此大不相同。
再拿张孝祥和韩元吉两家词来比较对照。张比陆小七岁，但蜚声词坛的年代当略早于陆。[7]他的十来首表达爱国激情的词章几乎都是用长调写成的，景物描绘在每一篇中占有很大的比重，旁衬侧烘，驰骋慷慨激壮之情。《水调歌头·闻采石战胜》是诗人在绍兴三十一年（1161）冬听到宋军大破金兵于采石矶的捷讯，喜不能禁，于是，把当时兴奋的心情和乘胜杀敌报国的愿望，一气贯注在词中。这里的抒情和他的《六州歌头》“长淮望断”、《水调歌头·凯歌上刘恭父》一样，“寓以诗人句法”（毛晋《于湖词跋》），“如骏马蓦坡，可以一往称快”，[8]不似陆词长篇曲折三致意的写法，倒很像苏轼词横放杰出的作风。
韩元吉也是一位在当时享有声誉的词人，黄升说他“文献、政事、文学，为一代冠冕”。（《花庵词选》）在爱国主义思想基础上他与陆游、辛弃疾结成了深厚的情谊，互有酬答之词，共勉志业。韩词健美丰腴，言情比较明快。乾道六年（1170），韩、陆同游镇江金山，均有词相赠，从中可以大体上看出各自抒怀的手法。陆作《赤壁词·招韩无咎游金山》：“禁门钟晓，忆君来朝路，初翔鸾鹄。两府中台推独步，行对金莲宫烛。蹙绣华鞯，仙葩宝带，看即飞腾速。人生难料，一樽此地相属。回首紫陌青门，西湖闲院，锁千梢修竹。素壁栖鸦应好在，残梦不堪重续。岁月惊心，功名看镜，短鬓无多绿。一欢休惜，与君同醉浮玉。”开始直写友人精明强干、声动宫禁，暗寓自己初任朝官便露头角的事实。歇拍处突然一折，发出仕路坎坷之叹。换头跃起，逆接词首，继续追怀往事，直至“残梦”句戛然而止。以下再折，上承前阕结句，志士不平的愤怨由肺腑中自然流出，感情沉着，实为一篇之主脑。末尾愁云逸去，作达观语以自解。这就是陆词婉转吐真情的说明。韩的答词是《念奴娇·次陆务观见贻念奴娇韵》：“湖山泥影，弄晴丝、目送天涯鸿鹄。春水移船花似雾，醉里题诗刻烛。离别经年，相逢犹健，底恨光阴速。壮怀浑在，浩然起舞相属。长记入洛声名，风流觞泳，有兰亭修竹。绝唱人间知不知，零落金貂谁续。北固烟钟，西州雪岸，且共杯中绿。紫台青琐，看君归上群玉。”从时间脉络单纯分析两词的结构，都起笔于回忆，收结于现实，最末提出自己的愿望，如出一辙。但韩词中诗人的情绪一直被两人的友谊所激动，不论追记以往的关系，还是倾述眼前的嘱托和鼓励，始终是兴奋的。显然，韩词的抒情方法也不同陆词那样起伏变化、流转回环。
总之，在豪放派歌手中陆游保持婉约词人的传统抒情手段是突出的。魏庆之在评陆的《月照梨花》“霁景风软”一词时指出：“此篇杂之唐人《花间集》中，虽具眼未知乌之雌雄也。”（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二十一）谭献认为放翁词“秾纤得中，精粹不少，南宋善学少游者惟陆”。[9]前人的这些看法，透露了陆游继承婉约派抒情技巧的信息。不过，他们只是从陆的爱情、咏物词的方面立论的，而忽视了抗战爱国词与闲适词也具有这种特点。它们所不同的是，前者寓婉转于倩丽，后者在豪放中见曲折。
对于韵文的抒情来说，词优越于诗，它的参差灵活的句式、独特的平仄韵律，使它有着丰富的节奏感和音乐美，宜于表达比较深长细腻的感情，所谓“诗情不似曲情多”。（杨慎《词品》卷二）形成陆词抒情特点的原因除了发挥词的这种抒情功能而外，还和作者充分地调动艺术手腕有着直接关系。首先看一看陆词表现的丰富想象力，如《蝶恋花》：
水漾萍根风卷絮。倩笑娇颦，忍记逢迎处。只有梦魂能再遇，堪嗟梦不由人做。
梦若由人何处去。短帽轻衫，夜夜眉州路。不忘银缸深绣户，只愁风断青衣渡。
这是一首写男女恋情的词。以倒叙开端，工笔刻画当年两人情相依恋的场景。在这细节描写中，表现了抒情主人公的眷念之情。接着一转，嗟叹时过境迁、好景不长，似乎对过去的一切都绝望了，从怅恨中衬出恋情的浓挚。下片围绕着诗人的想象，以灵活的笔墨，绝处逢生，逐步把抒情主人公形象丰满起来。诗人懂得，现实生活中不可挽回的失恋，只能在梦境中得到补偿。所以，这梦就特别值得珍视、追求。出人意料的是，在描述恋人的梦想之后，又生出新的枝节，连同美梦一道都被打破了。词收笔掀起的波澜，造成通首一意三折的变幻，婉转相生，饶有情味。“真正的创造就是艺术想象的活动”（别林斯基语），陆游以丰富的想象力开拓了词的意境，旁见侧出，“一步一态，一态一变”，（王又华《古今词论》）展现出一幅幅图画，有助于婉妙抒情。
例如他的一首咏梅抒怀词《朝中措·梅》，一开始就大胆地把梅比作一位俏丽、幽独的少女，在描写她悲惨命运的笔墨中揭示了她的孤傲不群、芳洁自爱的性格。接着诗人加进自身的经历，创造出以梅喻人、喻己的浑含意境：“幽姿不入少年场，无语只凄凉。一个飘零身世，十分冷淡心肠。江头月底，新诗旧梦，孤恨清香。任是春风不管，也曾先识东皇。”诗人词笔巧在没有停留于一般的比附上面，去感叹自己“孤恨清香”的操守，而是匠心独运，收尾一语双关，既写人、又指花，蕴藉隽永、余味无穷。在《南乡子》中，诗人描写了淳熙五年（1178），在成都奉诏还临安前的矛盾心情：“归梦寄吴樯，水驿江程去路长。想见芳洲初系缆，斜阳。烟树参差认武昌。愁鬓点新霜，曾是朝衣染御香。重到故乡交旧少，凄凉。却恐他乡胜故乡。”上片诗人全凭想象，以虚笔记梦，设计进京的航程，流露出发前急不可待的思想情绪。下片翻转新意，实写临行怅惘的愁苦。这时诗人入川宦游已经八年了，事业上仍然没有多大的建树，自己在朝中的老朋友，大都地位发生了变化。因而一方面盼望返回久离的乡国，另一方面由于自己的功名事业无成而无限感慨。诗人借助想象，严谨而曲折地把他的复杂感情倾吐出来。
梦境是陆游驰骋艺术想象的“用武之地”，这已成文学史上众所周知的佳话。但梦却概括不了陆游在词中表现的丰富想象。他一会儿骑鲸遨游，腾云跃渊，一会儿走进民族的历史，吊古伤怀，诗人的心灵几乎一直在飞翔。眼前的景物最易引动他的遐想，山顶的松柏能留他做客，扇面的小景会“自生风凉”，双燕逗他想到情侣，征鸿又刺激游子的乡国之思。那足以引起抗战救国联想的事物，更是一触即发，浮想连翩。如此奇思联想，真到了“精骛八极，心游万仞”（陆机《文赋》）的地步。在词中诗人的感情也随着纷至沓来的艺术想象境界，尽情披露，从而呈现出了曲折多变、摇曳多姿的面貌。
其次，比兴手法的运用，也是形成陆词抒情特点的一个重要原因。按宋人的说法。“索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者也；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者也。”（《斐然集》卷十八）比兴离不开情，情也需要比兴来表现它。陆游常常把自己的思想感情融会在词的形象里，寄意言外，深婉传情，收到了耐人咀味的艺术效果。他的以比兴体写的三首咏梅词，生动地体现了这一点。《卜算子·咏梅》在歌颂梅花“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之中，表现自己的高风亮节。《朝中措·梅》用梅花的形象自慨身世，《满江红·夔州催王伯礼侍御寻梅之集》是以楚山巴水间的梅花自喻，托情于物，吐露自己的心事：
疏蕊幽香，禁不过晚寒愁绝。那更是巴东江上，楚山千叠。欹帽闲寻西瀼路，亸鞭笑向南枝说。恐使君归去上銮坡，孤风月。
清镜里，悲华发。山驿外，溪桥侧。凄然回首处，凤凰城阙。憔悴如今谁领略，飘零已是无颜色。问行厨何日唤宾僚，犹堪折。
“疏蕊幽香”的梅花，长得娇艳，品格高雅，不幸“山颠水涯”包围了她，“晚寒愁绝”困扰着她。诗人同情梅花，意在自怜自惜，抒发“流落天涯之叹”（2457页）。“人有不可已之情，而不可直陈于笔舌，又不能已于言。感物而动则为兴，托物而陈则为比，是作者固已酝酿而成之者也。”（《围炉诗话》卷一）陆游写这首词的时候身任夔州通判，其间，他觉得自己处远州、类闲官，无法为国家做一番事业。但又不甘自弃，希望得到进取的机会：“问行厨何日唤宾僚，犹堪折。”诗人通过梅花的形象，把自己的忧郁和热望一古脑儿表露出来。
闺情宫怨是诗歌的传统题材，用香草美人作比兴，屈原的《离骚》就是成功的典范。但在词中用男女之情表达忧国之思的作品，常州派曾胡乱吹捧温、冯之词属于这类的典范。其实，陆游之前并不多见，辛弃疾这方面的力作，也稍晚于陆词，因此说陆游对后人有开启之功。如在《清商怨》中，假托男女爱情的破裂，抒发由于政治变幻引起的愤怨和痛苦的心情。词的抒情主人公，在初冬乍雪的寒夜，茕独一人，投宿山驿，村醪入肠，燃起他心头的悲伤：“鸳机新寄断锦，叹往事不堪重省，梦破南楼，绿云堆一枕。”恩爱一时的幸福生活彻底破裂了，在这严酷的打击下，他感到黯然神伤，遗恨无穷。朱彝尊说：“诗所难言者，委曲倚之于声，其词愈微，而其旨益远。善言词者，假闺房儿子之言，通于《离骚》、变《雅》之义。”（《曝书亭全集》中的《〈红盐词〉序》）乾道八年（1172）秋，四川宣抚使司军事反攻的决策，因皇帝的食言，王炎幕府的解散而破产了。政治上的这次变动给恢复事业带来巨大损失，陆游感到痛心疾首。他从南郑前线撤下来，在去往成都的路上，不断用诗词来发泄苦闷情绪，这首词以比兴方法就更显得用意曲折。后来，诗人又以妃嫔的口吻创作了一首《夜游宫·宫词》。据《宋史·宰辅表》载：“乾道九年正月己丑，王炎罢枢密使，以观文殿学士提举临安府洞霄宫。”四年前，王炎出任宣抚使时，秉承孝宗皇帝的旨意，于川陕之地准备北伐，曾几何时，竟被束之高阁了。陆游对孝宗的反复无常特别气愤，于是他以塑造失宠的妃嫔形象发泄自己的不满情绪。
独夜寒侵翠被，奈幽梦不成还起。欲写新愁泪溅纸。忆承恩，叹余生，今至此。
簌簌灯花坠，问此际报人何事。咫尺长门过万里。恨君心，似危栏，难久倚。
词首的“独”字便指出了妃嫔的厄运，她已经被打进冷宫了。现实生活中丧失了爱情，一切不幸都落到她的头上：求梦不成，痛苦无由解脱；纾忧无法动笔，泪水溅纸；她思前想后，叹惋不尽。作者笔墨层层脱换，把妃嫔的悲伤酣畅淋漓地描绘出来。下片“簌簌”二句一转，以反问句式强调了她不可改变的悲惨命运。收结三句再转，将妃嫔的悲极生怨，怨极带恨，于通篇刻画深细，隐微曲折，妃嫔的感情极尽错综复杂变化之妙。借此，形象地表现了抗战派壮志难酬的激怨。
“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陆游巧于比兴，能于词中以形象委婉致情，“一转一深，一深一妙，此骚人三昧，倚声家得之，便自超出常境。”（刘熙载《词概》）“骚人三昧”并非玄妙难解，陆游在《九月一日夜读诗稿有感走笔作歌》里，阐明了这个问题，认为生活实践是它的温床。可见，比兴的运用，抒情的曲折生动，决不是诗人故意作态，单纯玩弄艺术技巧。这里固然要汲取前人的艺术营养，更重要的是取决于作者思想感情，以及对社会生活的理解。陆游说：“夫文章，小技耳，然与至道同一关捩；惟天下有道者，乃能尽文章之妙。”所谓“道”，就是作者的思想修养，认识客观世界的能力。毛泽东同志指出：“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而事物是曲折复杂的。”[10]诗人如果能够真实地抒写在现实生活中的思想变化和复杂心情，那么他的抒情必然是委婉深致、曲折感人的。杜甫的诗为我们提供了说明问题的佐证。陆游认为：“少陵天下士也，早遇明皇、肃宗，官爵虽不尊显而见知实深，盖尝慨烈以稷、契自许。及落魄巴蜀，感叹昭烈、诸葛丞相之事，屡见于诗，顿挫悲壮，反复动人，其规模志意岂小哉。”杜诗沉郁悲壮的感情、顿挫跌宕的格调，出自他爱国忧民之心与卓异的才华，二者缺一不可。陆词的抒情技巧和他的文学主张是多么合拍啊！真实的感情是具有感染力的，刻意追求曲折的无病呻吟，只能令人生厌。陆游运用想象和比兴等艺术手法，以丰满多彩的形象，寄寓自己的爱国热情、身世感慨，使自己复杂而浓重的感情在词中再现出来，这种抒情技巧是富于生命力的。
（二）增加词的议论成分，朝着“以文为词”的方向迈步
词是抒情诗，“情文节奏并皆有余于诗”。（《蕙风词话》卷一）也就是说词的表情胜于诗，而且亦有言志的功能。陆游“遭时之艰，其忠君爱国之心，愤郁不平之气，恢复宇宙之念，往往发之于声诗”。[11]在复杂的生活斗争中，诗人满腔浓烈的感情，常常无法阻遏，直从胸中奔腾涌出，形成了有大量议论成分的抒怀之作。所以，议论即是直抒胸臆。从这些词里可以看到，陆游并没有在苏轼“以诗为词”的道路上裹足不前，而是朝着辛弃疾“以文为词”的散文化方向迈进。
他的抗战词《谢池春》“壮岁从戎”、《夜游宫·记梦寄师伯浑》、《蝶恋花》“桐叶晨飘”、《桃源忆故人·题华山图》等几乎大段、整片地议论，其他题材的篇章也不乏通首以议论为主干的例子。如《鹧鸪天》“家住苍烟落照间”，开头一笔总括了隐居生活的特点，然后纵笔直书，大谈世外桃源的乐趣。收尾点题，诗人的满腔愤怨在议论中倾箱倒箧，一气泄出。他的抒怀词《真珠帘》，以“感”字为中心，挥毫泼墨，逐层议论。先由风絮联想到自己宦游颠沛的生活，进而激叹自己仕途不遇。随之归结到“自古儒冠多误”上面，大发牢骚，后悔不早些退出官场，泛舟江湖，满纸怨言，表达对统治集团的不满。这里的议论是诗人阐述对生活的感受、政治态度，绝不是直言浅语的叫嚣。
这种满怀激情地对问题发表看法，可以凸显词的思想性，增加词的感染力。如淳熙二年（1175）正月，诗人在离开荣州前所赋的《沁园春·三荣横溪阁小宴》一词，是他在失意郁愤、心事重重的情况下凭栏眺望的感想。诗人登上阁楼，放眼河山，冬逝春来、万物更新，引出他无限的慨叹。岁月的流逝，政事的变幻，而人生有期，抱负空怀，诗人更觉知己难逢，无可告诉，于是说出了这些话：“当时岂料如今，漫一事无成霜鬓侵。看故人强半，沙堤黄阁，鱼悬带玉，貂映蝉金。许国虽坚，朝天无路，万里凄凉谁寄音。东风里，有灞桥烟柳，知我归心。”从词的议论中我们能够看到在封建社会里一切正直的、富有才能而倍受压抑的爱国志士的苦闷和追求。“许国虽坚，朝天无路！”这样震撼人心的呐喊，据我所知在陆游以前的词里是难以觅见的，而在其后却每每出现，这就不能否认陆词对后人的影响。诗人写给同族兄长的一首《渔家傲·寄仲高》，其议论也几成全词的骨干。
东望山阴何处是，往来一万三千里。写得家书空满纸，流清泪。书回已是明年事，寄语红桥桥下水，扁舟何日寻兄弟。行遍天涯真老矣，愁无寐。鬓丝几缕茶烟里。
词以散文句法开端，自问自答，朴爽直率。下面就游子的家信叙谈，笔留神往，语语有情。“行遍”句虚字落尾，洒脱自然，不受拘束。陆游晚年许多词一题一议，俊爽清圆，别具风调。如《好事近》“岁晚喜东归”、《乌夜啼》“素意幽栖物外”、《一落索》“识破浮生虚妄”等，不管是感时论事、叙友道情，还是说愁谈怨、直抒襟抱，陆游都能以饱含感情的议论手法出之，警策而生动。
文学作品是凭借形象概括生活、抒情言志的。议论这种表达手段是指作者对某个问题阐明自己的观点和态度。但诗词中的议论已不是抽象的概念和推理，而是以形象的方法传达出来的。陆词议论成功之处，主要表现在议论与艺术形象紧密结合，也就是借助形象来发议论、讲道理，这样的议论不同于论文的说理，它不会破坏词的形象，反而能深化形象的意义，加浓词的味道，启发读者的联想，为词的表现方法增添了新鲜血液。如《醉落魄》后阕：“空花昨梦休寻觅，云台麟阁俱陈迹。元来只有闲难得。青史功名，天却无心惜。”这是诗人对政治上遭到打击而产生的愤然不平的态度，词中议论与形象水乳交融，不可分割。诗人用“空花”“昨梦”“云台麟阁”“青史功名”、老天心肠等具体形象来阐明功名非人力所为，不要孜孜追求的思想。当然这是一种牢骚，并非陆游的真实思想。
在《感皇恩》“小阁倚秋空”里，诗人表白了自己要退出官场、隐居乡里的道理，而用了“壮心空万里”说明政治上孤立无援，抗金复国主张惨遭压抑。以官府和官阶仪式的具体可感的东西代表功名，以石帆山、菱角地意指家乡。正是通过形象议论，从而把要阐述的道理给读者打下鲜明的印记。又如“老来驹隙骎骎度，算只合狂歌醉舞……谁为倩柳条系住？且莫遣城笳催去。残红转眼无寻处，尽属蜂房燕户”（《杏花天》）。词里的一系列形象证明了时光易失，无计留驻。以物象说理，在陆词中随处可以碰到。“一弹指顷浮生过，堕甑元知当破”（《桃源忆故人》其三），用瓦盆摔落地上会破碎来说明人生虚妄。“鹦鹉杯深君莫诉，他时相遇知何处”（《蝶恋花》），连饮酒陆游都没有忘记用形象说话，这和李白的“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是有区别的。
形象是有形有貌、看得见、摸得到的，陆词中的议论有的通过具体事物，有的凭借生活场景得出某种观点。如《鹧鸪天·葭萌驿作》由“慵服气、懒烧丹。不妨青鬓戏人间”的事实，提出了“顽”能永葆青春的见解。《好事近》“平旦出秦关”，“汉家宫殿劫灰中，春草几回绿。君看变迁如许，况纷纷荣辱”，从兴衰更替的历史和自然现象，概括出个人的荣辱得失不足挂齿的道理。有时，诗人先提出自己某种看法，再用生活里的细节进行论证。如《乌夜啼》：“世事从来惯见，吾生更欲何之。镜湖西畔秋千顷，鸥鹭共忘机。一枕蘋风午醉，二升菰米晨炊。故人莫讶音书绝，钓侣是新知。”劈头亮出自己政治态度，既有摆脱官场羁绊的爽朗心情，又有随遇而安的思想。接着从不同生活断面证实了自己的观点，词中虽间带写景、叙事，但总体上看，仍以议论为中心，而把各种表现手法有机地统一起来。应该指出，陆游晚年宣扬顺时任天思想的说教词，确有意思重复、形式呆板雷同之弊。然而，不能以此否定陆词运用议论的成果。
本来，议论在诗歌中早已成为重要的表现方法。沈德潜说过：“人谓诗主性情，不主议论，似也，而亦不尽然。试思二雅中，何处无议论？杜老古诗中，《奉先咏怀》《北征》《八哀》诸作，近体中《蜀相》《咏怀》《诸葛》诸作，纯乎议论。”（《说诗晬语》卷下六十）苏轼矫革“词为艳科”之弊，以诗为词。因而，在扩大词的题材内容的同时，也把诗的表现手法带进词的创作里，形成所谓“以议论入词”的说法。豪放派词人又继承了苏词的传统，而陆游从中推波助澜，促进了豪放派以议论入词和词的散文化这一特征的发展。正如王文简在《倚声集序》里说的那样：“诗余者，古诗之苗裔也。语其正则南唐二主为之祖，至漱玉、淮海而极盛，高、史其嗣响也。语其变则眉山导其源，至稼轩、放翁而尽变，陈、刘其余波也。”接着他指出有诗人之词，文人词和词人词，还“有英雄之词，苏、陆、辛、刘是也，至是，声音之道乃臻极致，而诗之为功，虽百变而不穷”。[12]
由此观之，陆词中议论的运用是出于英雄志士表达情怀所必需。而且议论在陆游手里出笔求新，富于变化之妙。譬如他不仅把叙事说理结合得非常自由，有时还把整首词写得像记叙文一样。这也是词的散文化的一种标志。《蓦山溪·游三荣龙洞》词的开头交代了时间、地点、游览前的心情，然后按时间发展的脉络记叙了游览的全部过程，有头有尾，堪称一篇小游记。其次，陆词也常常借景喻理，深化主题，或以景言情，融情入理，把写景、议论和抒情熔为一炉。《青玉案》是诗人刚出任宁德县主簿时写的一首景中含情、借景议论的词：“西风挟雨声翻浪，恰洗尽黄茅瘴。老惯人间齐得丧。千岩高卧，五洲归棹，替却凌烟像。故人小驻平戎帐，白羽腰间气何壮。我老渔樵君将相。小槽红酒，晚香丹荔，记取蛮江上。”经过世间风雨的人，才容易产生荣辱得失无所动心的思想。词中第三句作者阐述的观点，不能说与开头景物描述没有内在联系。而下面，诗人关于仕途前程，及同僚友谊问题发表的看法，都是结合景物开展议论的，并且以虚实两种手段写景，积极发挥景理相融的艺术效果。又如像《豆叶黄》这样的短章，诗人也兼施三种手法。“一春常是雨和风，风雨晴时春已空。谁惜泥沙万点红。恨难穷，恰似衰翁一世中”。身世之感寓于景物之中，接之议论、抒情齐到，在感叹个人不幸的同时，道出了封建社会世路艰危的人生哲理。情、景、理三者结合，与用景语写情，似相仿而实不相同。后者只是由景托情或寓情于景，构成情景交融的特点，而不涉理趣。如陆游的《极相思》：“江头疏雨轻烟。寒食落花天。翻红坠素，残霞暗锦，一段凄然。惆怅东君堪恨处，也不念、冷落尊前。那堪更看，漫空相趁，柳絮榆钱。”
诗人忧郁的情绪一泄于暮春景色的描绘中，这里不是借景说理，而是以景抒情。由于陆游能用常见景物表达深微的感情和生活哲理，因而，词中景物因情理而获生气，情理以景物更富意味。言近旨远，画外有音，使词和诗具有同样的抒情言志的功能。形象是文学的灵魂。陆游依照文学的特性，驱遣赋的艺术力量，结合叙事写景进行议论，用议论、抒情加深形象的意义，一笔两枝，触处生辉。陆词的抒情、议论等手法，宛若山间的溪径，时陡时缓，回环曲折，这恰好适宜展示诗人既豪爽奔放又深沉细腻的复杂感情，形成了陆词风格的多样性。
（三）语言显功力
陆游词的语言和他的诗一样，犹如初秋天穹里的颗颗星斗，给人以自然、清新、雅洁、明快的感觉。诗词是语言的艺术。陆游不少诗论都提及了文学语言的问题。“大抵诗欲工，而工亦非诗之极也。锻炼之久，乃失本指，斫削太甚，反伤正气。”很明显，他提倡诗词的语言要在自然中见工巧，在锤炼后显平易，经过苦心加工而不留斧凿痕迹，成为洗练、晓畅的文字。要达到这种程度，必须长期积学苦攻，一丝不苟才行。清人赵翼就看到了这个问题：“以其平易近人，疑其少练。抑知所谓练者，不在乎句险语曲，惊人耳目，而在乎言简意深，一语胜人千百，此真练也，放翁功夫精到，出语自然老洁；他人数言不能了者，只用一二语了之，此其练在句前，不在句下，观者并不见其练之迹，真练之至也。”（《瓯北诗话》卷六）陆游早年学诗从江西派入手，“自童子时”就热心阅读吕本中的诗文，并汲取精髓。青年时代又拜曾几为师，“忆在茶山听说诗，亲从夜半得玄机”，呕心沥血，学得了江西派遣词造句、音律、对仗、使事等一整套诗歌创作技巧，并在自己词中施展了这些本领，使他词的语言具有锤炼之功。周密说，陆游出蜀后每怀旧游，多见之赋咏，如云：“‘裘马清狂锦江滨，最繁华地作闲人。金壶投箭消长日，翠袖传杯领好春。幽鸟语随歌处拍，落花铺作舞时茵。悠然自适君知否，身与浮名何重亲。’又以诗隐括作《风入松》‘十年裘马锦江滨，酒隐红尘，黄金选胜莺花海，倚疏狂驱使青春，弄笛鱼龙尽出，题诗风月俱新。自怜华发满纱巾，犹是官身。凤楼曾记当年语，问浮名何似身亲？欲写吴笺说与，这回真个闲人。’”（《齐东野语》卷十五）这是题材一致、立意相同的诗与词，假如下字炼句的技法不高，最易造成词话重复，或者拼凑字句，意浅气浮，没有真实感情。可是在陆游笔下却能神貌俱似，各有千秋。诗的颔、颈二联，大肆铺张，渲染在成都轻狂游冶的生活，紧扣顶联，又为尾联议论打基础。词的上片写的是诗前三联的内容，在仅有的七个重见字中，除了“裘马”完全复用外，其余都自铸新语。诗的“作闲人”“翠袖传杯”“随歌处”与词的“驱使青春”“酒隐”“弄笛”，皆为同事而异语。诗中“幽鸟语随歌处拍”是单句，而词的“弄笛鱼龙尽出”是含有使动词的复杂句。正因作者费了炼句炼意的气力，词的抒情性明显地浓厚了。清人史承谦说它具有东坡小词的艺术魅力，“读之神往”[13]。
陆游许多语出自然，脱尽雕饰的词，都是用精选过的妥帖准确字眼写成的。如《乌夜啼》：“纨扇婵娟素月，纱巾缥渺轻烟。高槐叶长阴初合，清润雨余天。弄笔斜行小草，钩帘浅醉闲眠。更无一点尘埃到，枕上听新蝉。”词中咏物和生活细节的描写，字斟句酌、惟妙惟肖，“纨扇”是用细绢制成的，诗人用婵娟形容它的色彩鲜丽、样子美观，以素月描绘它的形状圆如满月。刻画纱巾的轻软精细，选择了“缥渺轻烟”四个字，“弄笔”二句是生活中两个特写镜头，精雕细刻。诗人抓住事物的本质特征，凸显它们的性状，雕琢中不失准确、清新。《夜游宫·记梦寄师伯浑》《鹊桥仙》“华灯纵博”等首，笔墨遒劲，多出壮语，但雄快能兼圆活，字字句句到口即消，毫无生涩之味，还有《鹧鸪天·葭萌驿作》《渔家傲·寄仲高》等，以口语写真情，不用典，不粉饰，应视为“不隔”之作。以上是从整首词来评品陆词造句用语的严肃认真。
语言是创造艺术形象的材料，在篇幅短小的诗词里，要做到字字敲打，准确拣出明晰精当的词语，镶嵌在最合宜的地方。陆游词中这种恰到好处，搬动不得的字句比比皆是，如“使君宏放，谈笑洗尽古今愁”（《水调歌头》）。新颖的想象，钦慕的感情，全从“洗”字上露出。诗人长期淤积的浓愁，不“洗”无法摆脱干净，只有英武豁达的知府从容坐阵，指挥若定，人们因时局而勾起的忧愁才能被驱散。一个极为平常的字，用在这里立刻抖出威风，足以抵十当百。李白有“与尔同销万古愁”，“销”字意味着把愁溶于酒中，贴切生动，设使互相移植，势必两败俱伤。诸如“冬冬傩鼓饯流年，烛焰动金船”（《朝中措》），“凤尺裁成猩血色，螭奁熏透麝脐香”（《浣沙溪》），“兰膏香染云鬟膩，钗坠滑无声”（《乌夜啼》），其中动词个个是熟字，一经诗人使用，就显得词意生新，非常精确了。
陆游不仅留心推敲动词，其他词类亦不放过。韩秦华说：“放翁诗善用阴字，以心地清闲，故体贴得到”，如“春在轻阴薄霭中”，“月过花阴故故迟”等“无不入妙”[14]词里阴字凡四见，而“淡霭空濛，轻阴清润”（《苏武慢》），“杏馆花阴恨浅”（《朝中措》）两处。诗词互用，各得其妙。“花阴”“轻阴”在诗里用来描写春与月的态度，语轻意浓；词中却写人们对二者的感受，语意比较实在。“暗”字也是陆游词中用得次数较多的一个形容词：“翻红坠素，残霞暗锦”（《极相思》）。“暗”对景来说，有力地渲染了春老花残的悲凉气氛。对人来说，是精神世界的外露。“征尘暗袖”（《齐天乐》其二）中“暗”字描述了羁旅的劳苦。“惆怅年华暗换”（《水龙吟·摩诃池》），“暗”字概括了诗人的主观感受，熟中见巧，力透纸背。所有这些，都证明了诗人运用语言的能力。
《绝妙好词笺》评陆词说：“放翁、稼轩，一扫纤艳，不事斧凿，高则高矣，但时时掉书袋，要是一癖。”[15]化用故实和前人诗句，自铸新词，是当时词坛一种风尚，是经济使用语言的方法之一。陆词用典没有稼轩那么频，更扯不上嗜好成癖。而且陆词使事，大都是选择人们熟悉的，经过自己的再创造，赋予新意，含蓄而易懂。《玉蝴蝶·王忠州家席上作》当叙宴散主人送客时说：“欲归时司空笑问，微近处丞相嗔狂。”笔调纯净，意蕴深厚，前人评它“真不减少游”。不知杜甫《丽人行》“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诗句的人，同样可以理解词表达的感情。对于了解典出何处的人，读起来更觉得有味。再如《水调歌头》“不见襄阳登览。磨灭游人无数”，诗人把方滋比作羊祜，又凝缩羊祜自己的话来推崇方滋。恰当严谨，运化无迹，足可以与稼轩比试高低。“秋风霜满青青鬓，老却新丰英俊”（《桃源忆故人》其五）、“自许封侯在万里”（《夜游宫·记梦》）、“当年悔草长杨赋”（《蝶恋花》其二）等句，是从具体的历史人物、事件及其名言警句中提炼出来的，言简意赅，富于表现力。陆游说过：“白乐天《寄裴晋公》诗云：‘闻说风情筋力在：只有初破蔡州时’。王禹玉《送文太师》诗云：‘精神如破贝州时’，用白语而加工，信乎善用事也。”（《老学庵笔记》卷十）陆游把使典和熔化前人诗句看作一码事，这对广泛利用古书文献，丰富诗词的语言，是很有效益的。由于陆游能以进山探宝、入海采珠的精神，开发语言宝藏，因而他的词锻炼得雅洁明快，朗朗上口。同时，这和他学习群众的口头语言也有直接关系。《好事近》：“湓口放船归，薄暮散花洲宿。两岸白 红蓼，映一蓑新绿。有沽酒处便为家，菱芡四时足。明日又乘风去，任江南江北。”几乎全用口头语言说眼前事，浅显朴实，用淡墨写闲趣，文情合色。群众口头语是文学语言的不竭之泉。陆游长期生活在农村，经常和朴实的农民、粗犷的渔夫接触，他们活泼朴素、充满生活气息的语言，对陆游的“渔歌菱唱”有着很深的影响。如他晚年的《长相思》：“桥如虹，水如空，一叶飘然烟雨中。天教称放翁。侧船篷使江风，蟹舍参差渔市东。到时闻暮钟。”又“云千重，水千重，身在千重云水中。月明收钓筒。头未童，耳未聋，得酒犹能双脸红。一樽谁与同？”词中句句押韵，句式回环复沓，语言通俗、嘹亮。像《渔夫》等词真似一首首民歌，人们欣赏它们，犹如身临渔村田园之中，自然清新的感觉油然而生。
（四）词律务精新
明人潘是仁说：“韵学家留心宋元者，称陆务观，莫不啧啧。”（《白雨斋词话》卷一）陆游精于诗律，众体兼善，已为历代所公认。问题是“诗词同工而异曲，共源而分派”（《词品》序），能诗者不一定就善词。尤其陆词不到其诗的百分之一点五，这样更容易引起人们的误会，以为陆游对于词的创作“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许多‘轻心掉之’的率作。《放翁词》里就有好些这类作品……有的声情不相称。如《破阵子》看调名该是激扬踔厉的，而他作‘仕至千钟良易’‘看破空花尘世’两首，却全是消沉废语”[16]。词的声情配合问题是填词的法规，不同的词牌由于音乐腔调的差异，形成了和自己相适应的句度、声韵格律，以及表达的思想感情的不同。唐宋人作词一般根据自己要抒写的思想感情来选择词调，然后按谱填词。对此，陆游不仅能严守词的法规，并且有自己的独创。《词律》对《钗头凤》的字声用韵评论道：“四段两仄韵结，用三叠字，前后同。三叠字须用得隽雅有味方佳，如此词精丽，非俗手所能，后人欲填此词务须仿其声。词句末一句上、去互叶原不妨，然观此词前用手、酒、柳三上，后用旧、瘦、透三去，何其心细而法严若此，词可妄作乎？”词必须协音合律，遵守一定的调式，而且在曲调中，音律精彩动人的地方，还要分清上、去二声。对此技法，陆游功力深湛，竟使万树为之倾倒。如《谢池春》。
这里字脚下的“①”表示去声，“△”表示上声。《词律》在这首词下注云：“放翁词精匹无敌，如此词用诸去声字可爱，‘醉倒’、‘欠早’去上尤妙。”诸如此类的赞语不胜枚举，充分说明了陆游精于词律。在唐宋，不少词人谙熟音律，他们或创新调，或在同调里另开新体，如柳永、周美成、姜白石诸人自不待言，就是陆游也有自己的建树。如《水龙吟》，一般人是首句六字、次句七字，陆游和辛弃疾的《水龙吟》“听分清琳”颠倒二者，形成别体，从写作年代考查陆早辛迟。像这样创体，《词律》还举出好多，如《真珠帘》《双头莲》等。在一百四十五首陆词里，共使用了六十七个词调，如果除掉《好事近》十二篇，《鹧鸪天》七篇，《乌夜啼》八篇，《桃园忆故人》《长相思》《渔夫》各五篇外，平均不到两首就换一个词调，这对不精通词律、音韵的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诚然，陆游有些词是用来说道谈仙、或表露任天自乐消极思想的，问题的根源在于他复杂的世界观，而不能归结为他对词的创作采取漫不经心的态度。恰恰相反，他能大胆地打破前人的定格，为抒发自己的各种思想感情活用词牌。夏承焘在《唐宋词欣赏》中说，对于选调是“虽然有定而实无定”，“能活用形式格调的人，是作家”。他认为《六洲歌头》声情激越沉着，辛弃疾的一首“晨来问疾”却写幽隐情趣的，“可见大家运用一种形式纵横无碍地写多种情感”。既然这样，就可以理解陆游的创造精神，譬如《诉衷情》是唐教坊中的曲牌，五代人多写相思之情，北宋后始写伤春悲秋，话别叙友的内容，陆游第一个用它发表忠愤的爱国激情。所以，陆游词在声律上的成就和勇于标新立异的创作态度是不该被否定的。
结束语
过去人们对陆游词的研究，多从风格着眼，宋刘克庄首先以比较方法，提出了它风格的多样性。明人杨慎又进一步认为：“放翁词纤丽处似淮海，雄放处似东坡。”（杨慎《词品》卷五）《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杨慎基础上分析了形成陆词风格的原因：“游之本意，盖欲驿骑于二家之间，故奄有其胜，而皆不能造其极。”这就把风格的成因主要集中在文学继承的关系上，对这种片面的观点虽然清人冯煦给予了反驳：“《提要》谓游欲驿骑东坡、淮海之间，故奄有其胜而皆不能造其极，则或非放翁之本意！”（冯煦《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但仍没有揭开形成陆词风格的真谛。作品的风格是一个复杂的文艺理论问题。在长期的探讨中，有一点是为人们所承认的，所谓风格是指作品表现出来的一种个人的情调与风貌，构成它的因素是多样的，一般来讲离不开产生作品的时代生活、作家思想、文艺修养。列宁说：“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的首先的基本的观点。”[17]广阔无垠的生活海洋，其中孕育着异常丰富的思想材料，一位作家究竟接受什么样的思想，摄采什么题材，选择哪种方法表现客观世界，都和他的生活道路、人生观、艺术个性息息相关。陆游生活在日趋衰败的南宋中期，渴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忧怀人民、热爱生活，是当时爱国词人共有的思想感情。另外，也不要忘记他个人的东西，即封建士子曲折的生活经历，政治、爱情生活的巨创和多情易感的性格，使他积“悲愤于中”，终生抱有无穷的苦闷。在文学方面，他毕生坚持“苦心耗力”学习前人成果，中经江西派大师的指教，并长期从事艺术实践，博采众家之长，融会贯通，铸成自己的创作个性。这些和“年少气锐”“早负才俊”（《宋史·张孝祥传》）、具有“自在如神之笔，迈往凌云之气”（《于湖先生雅词序》），并在三十七岁就谢世的张孝祥相比，主观因素是不同的。因此他们同是写抗战爱国主题的词作，张词缺少陆游的苍凉激楚、悲愤沉痛的身世之感，而独具清隽雄奇、笔力纵横、形象瑰丽的浓厚浪漫主义色彩。陆游和苏、秦两家词风有着共同之处的原因，在于政治上苏、陆抱负相仿，三人的遭遇类似；艺术修养上，东坡、放翁“皆才雄而学赡，气俊而词伟，虽至片言只句，往往能写不易名之状与不易吐之情，使读者爽然而觉，跃然而兴”。（《尧峰文钞·蘧步诗集序》）秦观和陆游均深于音律，长于运思，词笔委婉细腻，言情叙愁真挚缠绵。因之，陆的爱国词作雄放遒劲的风格接近苏轼，而描写爱情和政治失意的词，有秦词幽婉曲折的特色。然而陆游与苏、秦存在着明显的时代差异，“偏安一隅”的南宋是无法与“百年无事”的北宋中期相提并论的，骏发豪放的东坡词里，没有陆词的悲怆、凄楚；而秦词中没有陆游痛念国家民族那种感情的深沉和忠愤。可见，陆词爱国之作的慷慨激楚，恋歌情曲的婉媚哀怨，闲适咏物的清丽俊爽，这种多样性的风格，绝不是自觉地游移于苏、秦两家之间而产生的，也不是单纯地从哪家继承来的。陆词的风格反映了他对生活的理解和认识，对词艺规律掌握和运用的独特性。时代生活、作家思想、艺术个性和风格的关系，好像温度、水分和空气对于萌发的种子那样，前者诸因一旦变化，后者形态就会随之改观。历史不能重演，两个人的思想不会全等，艺术技巧在不断创新，优秀的词家只能是词史上的“这一个”。罗丹说：“我们努力去了解伟大的作家吧，但是我们要小心，不要把他们贴上标签，像药剂师的药品那样。”[18]关于陆词风格的研究，直到今天我们还感到缺乏从具体作品着手，结合“论其世，考其志”，进行综合分析，从而得出恰当的结论，有必要更进一步地探讨。
【注释】
[1]《陆游集》，中华书局，1976年，第2101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502页。
[3]孔繁礼、齐治平：《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陆游卷》，中华书局，1962年，第212页。
[4]《马恩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56页。
[5]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283页。
[6]转引自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35页。
[7]据《宣城张氏信谱传》载张孝祥生于1132年、卒于1169年。陆游现存词作于其间者，只有寥寥几篇，由此推断张声著词坛当早于陆。
[8]唐圭璋：《词话从编·古今词论》，中华书局，1986年，第609页。
[9]唐圭璋：《词话丛编·复堂词话》，中华书局，1986年，第3994页。
[10]《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801页。
[11]孔繁礼、齐治平：《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陆游卷》，中华书局，1962年，第128页。
[12]唐圭璋编：《蕙风词话续编》卷一，《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第4545页。
[13]孔繁礼、齐治平：《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陆游卷》，中华书局，1962年，第313页。
[14]孔繁礼、齐治平：《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陆游卷》，中华书局，1962年，第364页。
[15]唐圭璋编：《历代词语》卷八，《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第1236页。
[16]夏承焘：《月轮山词论集》，中华书局，1979年，第17页。
[17]《唯物主义和经验主义批判》，人民出版社，1950年，第134页。
[18]《罗丹艺术论》，人民美术出版社，1978年，第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