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诗歌题材内容的多元取向
如果将李白现存的近千首诗歌放入古代诗史中与前人的作品进行比较，便不难发现李白是继初唐陈子昂之后，能够自觉地发扬从《诗经》、屈赋到建安文学所形成的古典诗歌关心政治、反映现实优良传统的诗人。[6]李白又是生活在中国封建社会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有着复杂思想、强烈个性和创新意识的诗人，因此，他的创作开拓了诗歌的表现领域，在盛唐诗坛上他与杜甫一起成为弘扬传统、奋力创新的卓越代表。其诗歌题材内容的多元取向，就是对此看法最有力的支撑。
第一，李白诗歌关心国运民生，自觉描写社会现实生活，表现了忧国忧民的情怀。李白在组诗《古风》（其一）中明确地宣告了自己肩负着文化建设的历史重任：“《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古风》（其三十五）辛辣讽刺了无视诗教功能，而用心于欺世盗名的写作态度。李白诗集中因事命笔、逼真写实却旨意遥深的作品俯拾即是。《古风》（其四十六）展示出这样一幅图画：
一百四十年，国容何赫然！隐隐五凤楼，峨峨横三川。王侯象星月，宾客如云烟。斗鸡金宫里，蹴踘瑶台边。举动摇白日，指挥回青天。当途何翕忽，失路长弃捐。
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引《唐书·五行志》云：“玄宗好斗鸡，贵臣外戚皆尚之。”又以萧士贇的话揭示诗的蕴意：“白日青天以比其君，斗鸡蹴鞠，明皇所好。此等得志用事，举动指挥，足以动摇主听。”繁盛强大的唐帝国，朝中宠臣是在逸豫玩乐中讨得君主的信任和重用的，国家的前景怎能不令人担忧。
实际上，李白诗歌对唐王朝存在的各种严重政治问题与社会弊端都有一定程度的反映和批判。首先，诗人较早地揭露了盛唐时期统治集团的昏庸与腐败。《古风》（其二十四）云：“中贵多黄金，连云开甲宅。路逢斗鸡者，冠盖何辉赫。鼻息干虹蜺，行人皆怵惕。”宦官得势，气焰熏天，诗中勾勒的这副丑态，对了解后来宦官为害唐代社会的原因，有着难得的认识价值。在《乌栖曲》中以吴王夫差荒淫耽色而招亡国之祸为史鉴，向玄宗后期荒淫误政敲了警钟，寓意高远。据《本事诗》载贺知章见此，叹赏苦吟曰：“此诗可以泣鬼神矣！”《古风》组诗的许多篇章斥责奸佞当道、贤路阻塞的社会现象，“奈何青云士，弃我如尘埃。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其十五）、“白日掩徂晖，浮云无定端。梧桐巢燕雀，积棘栖鸳鸾”（其三十九）、“苍榛蔽层丘，琼草隐深谷。凤鸟鸣西海，欲集无珍木”（其五十四），诗人运用比兴和对照的方法大胆鞭笞了朝政乖谬、是非颠倒的黑暗现实。天宝五载（746）李林甫制造陷害韦坚的冤狱，借机排除异己，李白好友崔成甫等遭迫害，北海太守李邕、淄川太守裴敦复被杖杀。诗人愤然为之喊冤叫屈，“比干谏而死，屈平窜湘源。虎口何婉娈，女媭空婵娟”（其五十一），又在《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梁甫吟》诗中表示对权奸的愤恨，对蒙冤者的同情。
其次，李白诗歌犹如政治风云的晴雨表，反映了重大的时局变化。《留别于十一兄逖》记录了对安禄山发动叛乱阴谋的警惕，而《远别离》提醒玄宗不可纵容贼臣、姑息养奸，倘若大权旁落，则下场可悲。在安史之乱前玄宗与杨国忠君臣屡起边衅，数征南诏，使无辜人民惨遭战争灾祸，王朝国势也因之削弱。李白以诗歌形式表达了强烈的反对态度，指出：“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战城南》）他的《古风》（其三十四）痛斥黩武之非，体贴征夫之悲，“与杜甫《兵车行》《出塞》等作，工力悉敌，不可轩轾。宋人罗大经《鹤林玉露》乃谓（李）白作为歌诗，不过狂醉于花月之间，社稷苍生曾不系其心膂，视（杜）甫之忧国忧民，不可同年语。此种识见真蚍蜉撼大树，多见其不知量也”。（《唐宋诗醇》卷一）此论真可谓知李白者。另一首《书怀赠南陵常赞府》诗，确与杜甫《兵车行》《出塞》为同时之作，其系念国运民生之情如出一辙，爱国精神与人道主义充溢于字里行间。安史之乱以后李白写下的诗歌流传至今的还有二百余首。战乱期间，李白虽没有在水深火热的兵燹之灾中挣扎，但是他的《古风》（其十九）、《奔亡道中五首》《扶风豪士歌》《猛虎行》等诗，能以独特的视角反映叛军暴行、百姓罹难，以及社会动乱的惨状、天下有心人的家国之忧；而《赠韦秘书子春》《永王东巡歌十一首》《南奔书怀》诸作，又为认识肃宗兄弟同室操戈，殃及国计民生这些历史真相提供了值得思索的信息。乾元二年（759）唐军九节度之师溃于安阳，李白写了《豫章行》，它与杜甫《新婚别》可以相互发明，使人懂得时代的灾难一旦降临，无辜的人民需要付出多大的牺牲。同时还写了集中最长的一首诗《赠江夏韦太守》，详述自己人生经历和国难民艰萦怀的思绪，愤怒声讨了叛军的罪恶。“通篇以交情时势互为经纬，汪洋浩瀚，如百川之灌河，如长江之赴海，卓乎大篇，可与（杜甫）《北征》并峙。”（《唐宋诗醇》卷五）
再次，李白直接写普通劳动人民生活题材的作品，尽管数量不多，但是表现的思想内容却给人别开生面之感。如《丁都护歌》中纤夫的艰辛与悲苦，组诗《秋浦歌》（其十四）描绘冶炼工人的劳动场面，（其十六）叙述田舍翁夫妻夜以继日的渔猎情景。这种题材不只开元、天宝诗坛罕见，就是在我国古代诗史上亦属凤毛麟角。《宿五松山下荀媪家》以诗人的感激之情突出山里老人的古道热肠、淳厚善良，简单的特写镜头给人留下了丰富联想。诗人的心里有着普通百姓的位置，绝非那些酸腐骄矜的封建文人可比。
表现妇女生活和命运是古代诗歌的传统题材，但是李白的诗却突破了闺怨、宫怨的范围，在更广阔的生活背景下为妇女们写心画像。《子夜吴歌》（其三、其四）描写月下捣衣、彻夜絮袍的思妇，她们没有对辛苦和孤独的怨恨，而对和平生活的企盼成了她们的精神支柱。《北风行》写被战争夺走丈夫生命的孀妇无限悲怆的感情。《长干行》和《江夏行》写商妇对正常家庭生活的渴望，揭示其复杂的忧怀，在思恋苦闷之外又多了一层“愁水复愁风”的担惊受怕。《东海有勇妇》描述女侠的刚勇和豪气，她高强的武艺、为夫报仇的义举，可谓巾帼之杰。《采莲曲》《秋浦歌》（其十三）简笔素描少女劳动的欢快和开朗活泼的性格，具有民俗风情之美。这些篇什很大程度上丰富了妇女题材诗歌的内容。当然，李白诗集中还有相当数量的作品，如《独不见》《玉阶怨》《妾薄命》《怨歌行》《白纻辞》《寒女吟》《春思》《秋思》等，旨趣、命意未超出宫怨闺情诗的传统内容，只能说另有技巧而已。
第二，高唱理想壮志，宣泄悲愤怨怒，张扬个性、展示自我，表现了蔑视权贵和桀骜不驯的叛逆性格，以及自负独立、不肯屈己下人的抗争精神，为诗歌创作开辟了前无古人的新境界。[7]联系其具体作品，可以充分地证实这一点：
其一，抒发雄心抱负及主观理想与客观现实的矛盾所引起的悲愤，是李白诗歌的主要内容，也是区别于同时代其他诗人的显著标志。在国力强大的盛唐，文人才士都有着极为相似的人生价值取向，由此产生了普遍存在的远大抱负和强烈的自负心理。而李白非同寻常的是以不世之才自居，以彪炳史册的人物自许，宣扬要建树惊世骇俗的功业。《梁甫吟》诗中表示自己迟早会像吕尚、郦食其那样得遇明主，一施政治长才，大展动人风采：“逢时壮气思经纶”，“风期暗与文王亲”；“东下齐城七十二，指挥楚汉如旋蓬。”《赠长安崔少府叔封昆季》又吐露了对诸葛亮的艳羡：“鱼水三顾合，风云四海生。”希冀君臣相得，以成就不亚于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春秋的伟业：“无令管与鲍，千载独知名。”《书情赠蔡舍人雄》和《永王东巡歌》（其二）将自己与谢安联系起来。“暂因苍生起，谈笑安黎元。余亦爱此人，丹霄冀飞翻。”“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有时李白或许觉得历史人物还不足以比方壮怀，所以径自取来寓言里的意象，托物言志。“大鹏一日同风起，抟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上李邕》）真是神思飞跃，想落天外。如李白这样极富浪漫气质，大胆驱遣诗歌意象，标举宏图远志，完全称得上前无古人。
然而，当他夙愿受挫，心灵承受冷酷打击时，表现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执着的追求与失意的痛苦，就成了他开拓诗歌题材内容的又一新途径。如《行路难》三首、《将进酒》《陪侍御叔华登楼歌》《梁园吟》等，这些篇章都是诗人离开翰林，赐金放还后的作品，展示了充满矛盾的时代环境里封建士子复杂的精神世界，以及主客观冲突在其心灵深处碰撞所迸发的声光，为诗歌艺术带来了惊心动魄的感人力量。就是在同篇诗内，一面愤然疾呼：“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一面倾吐衷曲：“剧辛、乐毅感恩分，输肝剖胆效英才。”由于壮志未酬，李白奋斗了一生，也痛苦了一生。类此交织着希望与失望、进取与颓放、忧喜俱来的作品，从诗人早年投谒地方官吏遭冷遇始，直到长流夜郎获赦后，贯穿一生。可以说李白在表现内心世界波澜壮阔的矛盾斗争及张扬个性展示自我方面，是屈原之后最杰出的代表。
其二，在描写对权贵的态度和追求个人自由的内容上，所表现的狂放不羁的性格及兀傲不驯的抗争精神，远超当时与前代诗人。同封建文人士子比较，他的拔俗不群之处，在于不为求取恩宠而向权势屈膝逢迎。相反，他处理人际关系，坚持“出则以平交王侯，遁则以俯视巢、许”（《送烟子元演隐仙城山序》）的态度，在王侯权门和荣华富贵面前不丧失独立的人格：“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乍向草中耿介死，不求黄金笼下生”（《设辟邪伎鼓吹雉子斑曲辞》），是诗人不同流俗、刚正不阿品格的表露。李白并不是鄙视和抨击一切权要高官，而是反对上层贵族的腐朽势力，“羞逐长安社中儿，赤鸡白狗赌梨栗”。（《行路难》其二）其集中表现反权贵思想的作品《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能够突破个人得失的局限，把权贵的罪孽和整个政治形势对接，暴露现实社会的黑暗和丑恶，批判尖锐而带有普遍的认识价值。
与反权贵、轻王侯、傲岸不屈的抗争精神密切关联的，是追求个人自由的狂放不羁的性格。他在青年时遇到司马承祯，特地写了一篇《大鹏赋》，反映了诗人向往无拘无束的自由生活。直到晚年豪兴未减，还要“我且为君捶碎黄鹤楼，君亦为吾倒却鹦鹉洲”（《江夏赠韦南陵冰》）。孤立地看这类诗似乎无甚意义，如果放在森严的封建礼法和庸俗的社会关系使人窒息的时代背景下去思考，便觉得李白诗的可贵。“摧残槛中虎，羁绁韝上鹰，何时腾风云，搏击申所能？”（《赠新平少年》）诗人渴望挣脱礼法的羁绁，以便腾风凌云，得到个人的自由。但是，这种愿望只能到幻境中去找出路，到梦里醉乡、山林、神仙世界寻求精神的寄托。实际上，李白诗歌的乐观进取、豪迈自信和时而流露的悲观厌世、消极颓废，是潜伏着矛盾和危机的盛唐社会“五色迷离”的一种折光。
第三，李白描写山水题材的诗歌不拘一格、千姿百态，于盛唐山水诗人群体中自成一派，展示了山水诗创作的新变化。诗人一生多半是在漫游中度过的，而道家、道教思想的熏染，使他更是“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庐山谣》），足迹遍及祖国的许多名山大川，饱览了各种优美风光。充满韵律的山水景物成为诗人寄情与审美的重要对象，是诗人生活的组成部分。因此在李白大量的山水诗中寄情之作有着明显的开拓性，如《蜀道难》纯凭想象描绘出蜀道奇险峻危的山川，是诗人积郁的满怀愁绪和人生艰难之感，借自然界的山高路险，喷薄而出。作品反复惊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成为全诗的主旋律，将诗人心中之难和笔底的蜀道之难融为一体。诗中的山水图画是人化的自然风貌，或者说是主观精神境界的自然化。
再品《梦游天姥吟留别》，从写湖月的幽美、海日的壮观、山径层巅的惊奇到洞天福地的金碧辉煌，旨在梦破述志。抒发对光明、自由的渴求，对黑暗现实和权贵恶势力的愤懑。陈沆《诗比兴笺》云：“太白被放以后，回首蓬莱宫殿，有若梦游，故托天姥以寄意。”《庐山谣》被评为“天马行空，不可羁绁”（《唐宋诗醇》卷六），《西岳云台歌》磅礴的气势如黄河落天冲向大海，奔腾无阻。不仅这些长篇山水诗打破了传统的写实手法，将胸中豪情流泻笔端，描绘出伟丽惊人的山水奇观，有的短章小诗如《望庐山瀑布》（其二）、《望庐山五老峰》《横江词六首》等也有着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虚摹山水，神驰象外。总之，无论巨制还是短篇，诗人笔下的自然景观都显示了一种对非凡事业的向往，透发出一股冲决束缚、追求自由的热情。这部分诗歌为我国古代山水诗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李白另一类山水诗偏重开掘自然景物的内蕴。祖国的锦绣河山，一经诗人形诸笔墨，便异彩纷呈地展现出独特的美感：有的清新秀朗，如《峨嵋山月歌》《清溪行》《秋登宣州谢眺北楼》《东鲁门泛舟》（其一）、《访戴天山道士不遇》《金陵城西楼月下吟》等；有的浑阔开张，如《望天门山》《渡荆门送别》《早发白帝城》《宿鰕湖》《荆门浮舟望蜀江》《丹阳湖》《天门山》等；还有的如《独坐敬亭山》《谢公亭》《山中问答》等，或因地起意，或即景生情，写景、议论一笔双绘，静趣中深含超迈之神。总而言之，李白山水诗创作，能于盛唐偏精独诣的山水诗人群体之外，眼路一新，别辟疆域，取得了后人难以企及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