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孔子及其学说的地位

深得孔学精髓并直接为其精神风范、人格修养耳濡目染者，首属孔门弟子。《论语》产生的本身已充分地向世人昭示了孔子在其弟子内心的地位和形象，这也是我国历代评孔的基础。《论语·子罕》篇记下了古代山东滋阳县那里的人称颂孔子的赞语：“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孔子是伟大的学问家这在他生前就深入人心了，而他的学生颜渊要比世人看得深刻：“老师的道德品格、学问思想，我抬头仰望，越望越觉得高；努力去钻研，越钻研越觉得艰深；看着好像在前面，忽然又像是在后面。老师善于一步一步地诱导人，用文化典籍来丰富我的知识，用礼节来约束我的行动，使我想停止前进也不可能，直到竭尽了我的才力，也无法停止学习。总好像有一个非常高大的东西立在前面，虽然很想要攀登上，却没有途径。”（据徐志刚译《子罕》）颜渊是孔子的得意高足，聪颖敏慧，孜孜求进，不知疲倦。孔子独赞其“好学”。被公认悟性过人的子贡也称颂他“夙兴夜寐，讽诵崇礼”（《大戴记·卫将军文子》）。他品德高卓，努力实践老师力倡的仁礼统一的精神，是孔学的登堂入室者。

说这些的目的，旨在证明颜渊的话涉及三个问题。首先，他的话很有代表性，反映了弟子们的共同心声，可谓语中肯綮，令人心悦诚服。其次，是凭其颜渊为人当不会是即兴吹捧师长，自我标榜卖弄，拉大旗作虎皮，抬高自己，蒙骗同窗学友。再次，凭颜渊言谈语气，纯系发自心底的喟叹，如水满自溢，花开自妍，积虑萦怀不吐不快，生香真色，造假再巧亦是雪里藏不住赃物的。子贡颂美老师远过颜渊，“夫子之不可及，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论语·子张》），还把老师比作日月、木铎，凡人永远不可企及，简直是天人。

先秦儒家学派的大师孟子、荀子都有鲜明的态度，思孟学派的著作《中庸》颂扬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堪称顶天立地的精神巨人，他的思想是“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依价值取向来认定，儒家评孔的立足点是他推行“圣人之道”，其影响已遍及自然界和社会生活，成为维系人心世道的至高无上的准则。所以孟子说“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孟子·公孙丑》）。荀子认为孔子盛德学识“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跖之世不能污”（《荀子·儒效》）。荀子生活在战国后期，他的话语格外有味道，其中可嗅到褒贬并存的复杂味道，“桀跖之世不能污”则透发了这个消息。

事实上处于中国古代文化盛世的战国时期，诸家学说争强斗胜、碰撞激荡，儒学虽占显要的一席之地，却尚未定于一尊。与之齐名的墨家对其颇多非议，在《墨子》的《耕柱》《非儒》篇中批评孔子“述而不作”，（《论语·述而》）和以“古言服”的“君子”标准。墨家指责“述而不作”的治学态度，是保守僵死的，不具备创新的活力，最多算作学识上的“二道贩子”。因为只传旧，即“述”；不创新，即“不作”，和拿谈论旧学说、穿着古代服装充作君子，无疑是开历史的倒车，背离时代前进的大趋势。墨家的意见虽说有违事实，倒是对儒家的另种反响。道家崇尚自然无为，蔑视儒家建树的礼义道德。法家早期代表人物商鞅贬斥礼乐、诗书、孝悌、诚信、仁义、贞廉为“六虱”。法家集大成者韩非批评孔子学说宣扬“先王之仁义，无益于治”（《韩非子·显学》）。

综观先秦议孔评《论语》，毁誉褒贬，众口交鸣、各持己见，反映出孔子学说已是思想学术界和社会舆论的焦点、热点。不妨以博采战国时期诸家之说的《吕氏春秋》为例，来支持这里的看法。《吕氏春秋》称引人物频率最高的是孔子，引述多达50余次，稍差者为管仲30次、墨子20次，更差者惠施15次、老子5次。另外，《庄子》一书内容庞杂，作者不一，“寓言十九，重言十七”，惯以古人之口表述深识妙见。孔子是该书涉及的主要对象之一，经常借重他杜撰故事，宣扬道家思想。《盗跖》篇大肆訾议孔子，现在已是家喻户晓的解颐笑谈。这就从不同侧面证实了孔子在先秦时代影响之大、名望之高，于诸子中莫能及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