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陆词中,论质量当首推爱国之作,论数量应属退隐期间的闲适词。所谓闲适词,在内容上已非白居易指的“独善之义”而情调上更是“思澹而词迂”(白居易《与元九书》)所不能概括的,我们姑且借“闲适”二字称呼一下这些思想比较复杂的辞章罢了。自淳熙十六年(1189)冬陆游被黜回乡,直到嘉定二年(1209)病逝为止,其间除了嘉泰二年(1202)奉诏入都参加修撰孝宗、光宗两朝《实录》和《三朝史》的工作,离家将近一年,余者都消磨在山阴的农村。他晚年生活到底是简单、清闲的。经历简单,并不等于说他的思想也变简单了。在封建社会里,做官是贤能志士实现经世济民理想的通途,投闲置散就意味着政治上失掉了生命。胸怀伟大抱负的陆游,主观愿望和客观现实尖锐地对立着,这种矛盾造成的痛苦蟠结在他的心中,于是借词宣泄自己沉郁的感情,表达不甘闲适又不得不闲适的复杂心情。如《一落索》:“识破浮生虚妄,从人讥谤。此身恰似弄潮儿,曾过千重浪。且喜归来无恙,一壶春酿。雨蓑烟笠傍渔矶,应不是封侯相。”

三十来年的宦海波涛逐渐洗亮了陆游的眼睛,使他在主和派的讥诮、诽谤中,看清了官场的险恶、无聊。认为避开政治斗争的旋涡,泛舟江湖,过着醉翁渔隐的生活,倒也消遥自在。然而,这并不是他心甘情愿的,词的结句透露出他心底的激愤。“不是封侯相”,寓意深远,绝非诗人认定命运,自甘暴弃。他跟亲密朋友周必大讲“志士弗忘在沟壑,固当坚马革裹尸之心;薄福难与成功名,第恐有猨臂不侯之相”。《史记·李将军列传》:“广为人长,猨臂,甚善射亦天性也”,与匈奴作战屡立军功,终不得封赏,因而曾发出“岂吾相不当侯邪”的感叹。陆游以李广自况,旁敲侧击权贵们嫉贤妒能的卑鄙嘴脸。辛弃疾也愤愤不平地说过:“千古李将军,夺得胡儿马。李蔡为人在下中,却是封侯者。”(《全宋词》1946页)无论志士还是英雄,在南宋社会中怀才不遇的命运总是相同的,他们被视为和议的绊脚石而遭到排挤。在《沁园春》中陆游明确指出了官场恶势力的猖獗:“交亲散落如云,又岂料,如今余此身。幸眼明身健,茶甘饭软,非惟我老,更有人贫。躲尽危机,消残壮志,短艇湖中闲采莼。吾何恨,有渔翁共醉,溪友为邻。”

政治迫害虽然可怖,使诗人深感自己在官场里的孤危处境。但是,一位爱国志士要想忘却民族的奇耻大辱,抛开民情国运不闻不问,那将是不可思议的。在陆游的闲适词中,有相当数量的作品,貌似放达悠闲,实则包含着不为世用的积郁不平。他的《醉落魄》在狂歌醉舞中抒发悲愤难抑的心情。《诉衷情》表现了诗人对壮岁抗战事业的怀念,对退出疆场的激怨。“时易失,志难成,鬓丝生。平章风月,弹压江山,别是功名。”遁世隐身,啸咏山水,是在无可奈何的境遇中寻求精神上的出路,可是这终究不能成就民族解放的大事业。他在《鹊桥仙》中写道:

华灯纵博,雕鞍驰射,谁记当年豪举?酒徒一一取封侯,独去作、江边渔父。

轻舟八尺,低篷三扇,占断蘋洲烟雨。镜湖元自属闲人,又何必、君恩赐与。

诗人回顾平生最感快意的从戎南郑的豪放生活,旨在宣泄仕途不遇的感慨。“酒徒封侯”,而唯独具有“诗情将略”的人,沉沦埋没在荒山野水之滨,这是多么不合理的现实!诗人将浓缩在胸中的一腔愤怒,直接冲着皇帝泼去。杨慎读这词时叹道:“英气可掬,流落亦可惜矣!”(杨慎《词品》卷五)还是颇有见地的,杨氏一语道破了表现在陆游思想里英雄志业与黑暗现实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由于生活环境的改变,诗人从“处处是危机”的污浊官场中游离出来,扑进了大自然的怀抱,家乡镜湖的烟雨,禹庙兰亭的古路,秀丽的山阴风光和许多名胜古迹给诗人的创作带来了新的活力,使他写出许多充满泥土气息和有美感教育作用的闲适词。这些词细致地描绘了田园渔村的优美景色,明净悦目。如《鹧鸪天》:

懒向青门学种瓜,只将渔钓送年华。双双新燕飞春岸,片片轻鸥落晚沙。

歌缥渺,橹呕哑。酒如清露鲊如花。逢人问道归何处,笑指船儿此是家。

读这样的小词,仿佛置身于渔村水乡之中,春燕展翅劈风,互相追逐,银鸥沐浴着晚照的余晖显得分外的洁白、轻盈。柔和的凉风时断时续传送着渔歌,咿咿呀呀的摇橹声吞没了细浪吻岸的低语,这是多迷人的景色啊!“半世向丹青看,喜如今身在画中”(《恋绣衾》)。诗人以船为家,泛舟渔钓,感到生活中充满了无限的欢乐。又如《乌夜啼》:“素意幽栖物外,尘缘浪走天涯。归来犹幸身强健,随分作山家。已趁余寒泥酒,还乘小雨移花。柴门尽日无人到,一径傍溪斜。”恬静的山村,溪水曲流,年迈的老人冒着蒙蒙细雨移栽花木。寥寥数笔绘制了一幅生意盎然的农村生活小景,意境清新,情味深浓。这些词表现了诗人对乡土,对渔夫农家生活的爱恋感情。用词写农村景物,在宋代的文人中不但婉约派罕见,即使豪放派也仅是苏轼和辛弃疾成就较大,前者别开新风,后者踵事增华,而陆游贵有自家气象。

宋代文职官员的奉禄是优厚的,甚至在离职归乡期间还能以宫观使领取半薪。陆游晚年生活比普通农民要优裕得多,但和当时士大夫相较,便显得困窘了。他的闲适词和他的诗文一样,记载了自己亦农亦渔、采药植花等劳动情形:“还山荷主恩,聊试扶犁手。新结小茅茨,恰占清江口。”(《生查子》)“潮生理棹,潮平系缆,潮落浩歌归去。”(《鹊桥仙》)这里没有辛弃疾“带湖新居”的大庄园,也没有范成大石湖别墅的“东南绝境”,可是诗人安于简朴生活的愉快心情却跃然纸上,表现了老人以俭为乐的美德。嘉泰三年(1203)辛弃疾知绍兴府,见到自己倾心相慕的朋友住在破旧不堪的草房中,觉得很不过意,主动提出为陆游“筑舍”,经婉言“辞之遂止”。显然,陆词真实地反映了这种退居林下的生活和思想。老人晚年还脚踏实地做些好事,与劳动人民保持深厚的情谊。“采药归来,独寻茅店沽新酿。暮烟千嶂,处处闻渔唱。醉弄扁舟,不怕粘天浪。江湖上,遮回疏放,作个闲人样。”这首《点绛唇》不知写于何年,但他八十多岁作过采药、行医的诗歌,叙述了走街窜户、医病施药的动人情景。对于社会,陆游一生时时刻刻都不肯“作闲人”。他的闲适词散发的浓厚泥土气味和乐观健康的情调,是与他深爱祖国的山山水水,热爱生活、关心人民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部分作品的积极思想意义是不应忽视的。

“世路方未夷,机穽宁有极”,南宋统治集团的政海暗潮,庆元党禁的冷风阴雨,在诗人平静的退隐生活中搅起了阵阵黑浪,政治迫害对他几乎从来没有停止过。在黑暗势力的重压下,无穷的忧患使他变得狂放不羁了。因而在他的闲适词里渗透出消极遁世的没落情绪,以及顺时任天、人生虚幻的思想。“插脚红尘已是颠,更求平地上青天……三山老子真堪笑,见事迟来四十年。”(《鹧鸪天》)“仕至千钟良易,年过七十常稀。眼底荣华元是梦,身后声名不自知。”(《破阵子》)产生陆游这种消极思想的因素是比较复杂的,理想受挫,力图依靠佛老思想摆脱现实的痛苦,是社会根源。封建士子脱离人民群众,在政治斗争失利的情势下,又不能从人民群众中汲取勇气和力量来战胜个人的痛苦,则是阶级原因。从他的高祖陆轸起,几辈人都奉行道家服食、求仙等一套法术,家庭影响在陆游身上亦有表现。他有八首词宣扬了道家有关金丹、长生,遇举飞升的唯心论谬说,是他麻醉自己精神的产品。刘师培的“剑南之词”是“道家之词”的说法是对陆游词的歪曲(刘师培《论文杂记》),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才是构成陆游词的思想基础。论道求仙只是诗人道家思想在少数词中的反映,绝非主流。我们应采取科学分析批判的态度,不能以偏概全,否定陆游词重大思想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