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瞰唐代文学稀世创获
唐代文学是我国古代文学发展进程中一个光辉灿烂的鼎盛期。文苑诗林百花齐放，争奇斗艳。巨匠大师群英荟萃，名篇佳什浩如烟海。体制繁富完备，风格多姿多彩，题材内容博大深厚，前所未有。诗歌代表了唐代文学的最高成就，清康熙年间彭定求等人编纂的《全唐诗》及后人辑录的《全唐诗续拾》《全唐诗外编》共收录了近52000首诗，有姓名的作者达2300多人。散文与诗歌相辉映，功在新变，为其持续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清嘉庆年间董浩等人编纂的《全唐文》收罗了唐、五代作家3035人，文20025篇。小说演进至唐代，迈入了一个崭新阶段，今天尚可见到的唐人小说还有220多种。词与变文是唐代出现的新文体，它们有着自身的艺术特质，对繁荣后世文学发挥了作用。
文学植根于社会生活的土壤，又与宗教哲学、其他艺术门类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唐代文学的空前昌隆，首先与李唐王朝国力强盛，经济繁荣密切关联。唐（618—907）继隋（581—618）后，在汲取前朝速亡教训的同时，对文帝所创隋制多有遵循。初、盛唐时期，由“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励精图治长达百余年，唐朝渐臻于极盛，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封建帝国。中、晚唐虽有战乱，却因开发南方，维护了南北交通，凭借前期奠定的基础，经济和文化仍有一定发展，王朝在国外的声威依旧很高，这是文学兴盛的前提条件。
其次，强大的综合国力铸就了唐人恢宏的胸怀气度，对异质文化持有兼容的心态。唐太宗“一视华夷”的思想，不仅保障了国内各民族间的文化融合，也促进了对外文化的交流。异国的物质产品与精神产品畅通无阻地涌进国门，丰富了境内的生活内容。更应指出的是，终唐一代传统儒学虽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根本，但思想领域儒、释、道并存却是不争的事实。多元文化的碰撞与激荡，对文人认知结构和创作心理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为文学创作增添了新鲜的活力，创作方法、题材与风格都出现了明显的变化。
再次，文学创作队伍的整体文化素养，非先前各朝可比。科举制度为庶族士人和寒门弟子入仕提供了机会，而朝野重视的进士科考试，以诗赋取士，有力地激发了天下士子研练诗文的积极性。文化积累和交流的结果，使唐代士子接受音乐、舞蹈、书法、绘画等多种艺术的培养和熏陶成为可能。士子入仕前漫游山川都邑、隐居林下、寄读庙观等风尚，以及仕进路上经历入幕或贬谪生活的历练，均是唐前不能相提并论的。特别是封建社会极盛期的壮观景象，安史之乱后社会大悲剧的惨状，力图中兴的风发意气，大帝国崩解前的凄风苦雨，更是唐代士子们独有的阅历和体验。具有高度文化素养的大批中下层文人，一旦入主文坛，便形成了足以冲垮豪门士族垄断文学的进步势力。他们创造性地借鉴前贤，奋力驰骋才华，自由发抒性灵，勇敢开拓新题材，刻苦提高艺术技巧，留下了后难为继、泽被千古的文学业绩。
唐诗是一代文学的标志，是我国古典诗歌之冠冕。唐朝是当之无愧的诗国，杰出诗人数以百计。而参与歌吟者，上自帝王将相，下至社会底层的平民，如伶工、歌伎、婢妾、商贾、医卜、渔樵、僧道等，既是诗歌的作者群，又是诗歌的欣赏者，这是我国历史上诗歌勃兴的罕见气象。唐人传承和创新的精神十分饱满，全面发展汉魏六朝出现的各种诗体，“三、四、五言，六、七杂言，乐府、歌行，近体、绝句，靡不备矣”（《诗薮·外编》卷三），尤将五、七言古今体诗的创作推向了巅峰，可谓“诗至有唐，菁华极盛，体制大备”（《唐诗凡例》）。
唐诗的发展呈波浪式态势。初唐前三四十年，诗坛梁陈宫掖之风仍较强劲，后五十年，“四杰”、沈宋、陈子昂继起，对诗歌形式美不断探索的结果使律诗定型，而对六朝文风的深入批判，则使风骨逐渐复归，为唐诗的繁荣做了重要的准备。从玄宗即位到代宗大历初年的半个世纪，整个诗苑如花木逢春欣欣向荣。每种诗体均有革新变化，题材开发也呈现出了新貌，以孟浩然、王维为代表的诗人群，因描绘田园的风情意趣、山水的壮美清幽而大展风采；以高适、岑参为代表的边塞诗人，因把征戍军旅生活和边陲风光写得慷慨激壮、瑰奇俊迈而独占一席之地。伟大诗人李白与杜甫的创作，如双峰并峙，是今昔认同的古典诗歌成就的高标。自大历到贞元中，唐诗滑坡，出现了高潮后的低谷。大历诗人的作品虽有个性，总体上格调卑弱，气骨顿衰。从贞元后期至长庆年间，唐诗再度兴盛。元、白诗派远绍《诗经》美刺传统，近嗣杜甫正视现实精神，他们风格平易的乐府诗新人耳目。韩、孟诗派受杜甫刻意求新、富于创造性的影响，以奇崛险峭的诗风，另辟蹊径。两派之外的刘禹锡、柳宗元独自树立，各有贡献。长庆以后，中兴梦破，士人生活走向平庸。其间志高才俊的“小李杜”竭力开新，杜的七绝清新俊爽，李的七律深情绵邈，二者超胜前辈，但唐诗盛极而衰的大趋势却无计挽回。唐季濒亡的五六十年，诗人不少，成就不大。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追踪元、白，反映民生疾苦的幽愤之作，是震古烁今唐音的最后呐喊。
唐代散文是在骈散两体之争中不断发展的，始终带有政治功利的色彩。早在隋代，李谔等人为适应新兴王朝的政治需要，提出改革文风，激烈批评骈文，却因缺乏取而代之的新文体，文坛照旧是骈文的世界。入唐后，陈子昂大量采用古文写作，“时人钦之”（《旧唐书·文苑传》），引起震动。然骈文积习甚久，主导地位并无动摇。天宝晚年，萧颖士、李华、独孤及、梁肃、柳冕，踵武前修，要求建立尚简古、切实用的散文取代骈文，以利政教之用。由于才力匮乏，空言明道，少有传世名篇。只有元结记叙山水园亭、表现愤世嫉俗的佳作，影响后人，不可漠视。贞元、元和之间，韩愈、柳宗元崛起，打着复古旗帜，志在革新政治。刘禹锡、吕温、白居易等人响应，古文创作大张旗鼓。其历史功绩，在于针对文体、文风、文学语言的变革，提出了一系列理论主张，推出了一大批古文精品，广为流传效法，并且奖掖后生，形成了队伍。古文创作焕然一新，抨击时弊，鞭挞丑恶，抒发不平之鸣，表现天地显得格外开阔。新的文体、文风，非复秦汉古文旧貌，而是充分吸纳和转化骈散两体已取得的成就，创造出了一种可以自由表达思想内容、展示个性风格的新的散体文。韩、柳之后，古文压倒骈文的优势渐趋削弱，骈文重新风行。直至晚唐，罗隐、皮日休、陆龟蒙等小品文作家异军突起，批判现实尖锐深切，被誉为“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鲁迅《小品文的危机》）。纵观唐代散文，无论初、盛唐时的骈文，还是中唐古文、晚唐小品文，都有千古传诵的佳作。唐代是诗的国度，亦是文的国度。
唐代传奇的面世，标志着中国古代文言小说的成熟。传奇源出六朝志怪，却有新的飞跃。其明显的不同之处，在于洗涤了志怪宗教色彩，旨在表现人事，对现实或历史的素材进行艺术加工，开始有意识地写小说。在诗歌、古文、史传等多种文学体裁的滋润中，传奇的娱乐性增强，作品的情节结构较为完整，刻画人物细致、生动，提高了艺术形象的审美意义。初盛唐是传奇的发育期，还带有六朝志怪的胎记。中唐传奇创作进入成熟和高潮阶段，《霍小玉传》《柳毅传》《李娃传》《莺莺传》等优秀作品，足以代表唐传奇的风貌和水平。
与传奇有一定关系的变文，产生于寺庙讲唱佛经故事。它是散韵结合的新文体，对后世说唱一类通俗文学的发展有过影响。
词是一种合乐歌唱的新诗体，它萌芽于隋唐之际，与燕乐的兴盛相关。现存的敦煌曲子词，大都出自民间艺人之手，写于天宝年间的作品为数不少。中唐始有文人词出现，题材与技法皆带模拟痕迹。晚唐五代文人词逐渐发展，艺术的创造性日趋增益，在西蜀和南唐两地先后繁荣。西蜀有温庭筠、韦庄为代表的花间词派，多写绮罗香泽之词。南唐有冯延巳和李璟、李煜父子，常常以词抒发缠绵深婉之情。而国灭沦为囚徒的李煜，词作宣泄故国之思、亡国之痛，洗尽脂粉气息，扩大词的境界，提升情感的表现力，推动了词的发展。
总之，有唐文学的创举难以罄言，此篇只能鸟瞰其概貌，以引起读者深入探赜之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