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隋唐评孔略述

魏晋之际正统儒学家们，仍以孔子相夸耀，玄学化的儒学，也喊“老不及圣”，何晏、王弼等玄学大家在不同程度上肯定孔子在老子之上，继续推崇孔子为圣人。自西晋后期始，出于玄学对封建政权的腐蚀瓦解，掀起了对道家玄学的批判。东晋儒家学者孙盛、戴逵等人继起，抨击玄、佛、道，力图恢复儒学正统地位。然而，在相互冲撞中，儒道联手展开了抵制异质文化佛教的斗争。一大批反佛的思想家引证孔子学说仁义、忠孝、纲常、伦理的传统观念，有时孔老并论，借助道家以对抗佛教。范缜《神灭论》、刘峻《辨命论》等尽管固守儒家人文传统，亦吸纳玄学、道家的某些理论。儒、道、佛经过长期反复的较量，则出现了既互相排斥又互相吸取、同步发展的走势。

降至隋末王通聚徒讲学，首倡重振孔学雄风，自谓“余小子获睹成训勤九载矣，服先人之义，稽仲尼之心，天人之事，帝王之道，昭昭乎”（《中说·王道第一》）。王通维护儒家正统的地位，但主张吸佛、道二教之长，以补儒所短，“三教于是乎可一矣”（《中说·问易第五》）。尽管这只是反映出统治者的一种愿望，没能从理论上进行融合，但为儒学的哲理化透发出一点儿声息。入唐以后，孔颖达修《五经正义》，颜师古考订“五经”文字，皆沿汉学训诂的路子走，并没有新突破。但是初、盛唐时统治者一面强调“尧舜之道，周孔之教”是治国之本，“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贞观政要》卷六）；一面推许老子为李氏之祖，宣扬佛教“深尚仁慈”“灭怨障之心，趣菩提之道”（《为战亡人设斋行道诏》）。这便形成了松弛的文禁，学术思想活跃的气氛。儒生讲习佛、道哲理，蔚然成风，僧人而通儒学，司空见惯不足为奇，展现出儒、道、佛相互融合的新的文化景观。需要提及的是对孔学发展较有影响的人物，前有刘知几自称是继承孔子之志，倡言“无夫子之名，而辄行夫子之事”（《史通·自叙》）。但他有独见，虽不怀疑孔子的历史成就，却不盲目崇拜。针对《论语》中的“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提出质疑，认为评价人物应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不掩恶，不虚美”（《杂说下》）。后有韩愈接踵而来，慨然以承继儒家“道统”自任，提出：“尧以是（圣人之道）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况）与扬（雄）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2]他自称是儒家道统中的一位，“盖上天之生余，亦有期于下地，盖求配于古人，独怊怅无位”。^[3]不可讳言，他矢志恢复旧道统，并非裹足不前，而是注入了一定的新血液。概括孔孟之道的根本内容为：“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4]人性论上主张“性三品说”，阐发《大学》《中庸》义理，对儒家学说解释开宋代理学的先河。韩愈尊崇孔孟之道，并没有一味地摒弃诸子百家，提出只要“伸其所长”，“黜其奇邪”，皆可“与孔子同道”。他的学生李翱承传师业，构建以传授《中庸》为中心的一套道统说。李翱主动吸取佛理，充实儒家性命之学内容，以增强儒学与佛教斗争的理论力量。这种援佛入儒的做法为后世儒家所效仿，其阐扬性命之学成为北宋理学开疆拓域的门径。与韩愈齐光并耀唐代文化园地的柳宗元，竭力推崇“尧舜孔子之道”，说自己“勤勤勉励，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寄许京兆孟容书》）。然而他旗帜鲜明地否定圣人决定论和天命论，反对神化孔孟，“圣人之道，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利于人，备于事，如斯而已矣”^[5]。他的孔子观，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同时，他不标榜自己是纯儒，直接主张儒、佛、道合一，把它们“通而同之，搜择融液”^[6]，令其符合圣人之道，公开宣传“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