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学固本，夯实成才立业的基础
欧阳修一生服膺儒道，始终把先秦元典时期的儒家学说视为安身立命、实现生命价值的航标。时人许他“尊崇元圣”，“识远才长，文高行洁。笃于信道，不读非圣之书”[3]。自然，他的治学态度、治学品格也是仰此滋育而成的。大约就在他不惑之年，写了一首古诗《赠学者》，读之足可以领略到其中的信息。诗云：“人禀天地气，乃物中最灵。性虽有五常，不学无由明。轮曲揉而就，木直在中绳。坚金砺所利，玉琢器乃成。仁义不远躬，勤勤人至诚。学既积于心，犹木之敷荣。根本既坚好，蓊郁其干茎。尔曹宜勉勉，无以吾言轻。”[4]诗作凝练了儒学的观点，强调积学富才、夯实基础、“根本坚好”方能事业有成，大展人生风采，这是全诗的命意所在。那么，如何构建深厚坚实的学业根基，欧阳修有过很多的言说，这里特别需要提及的有三点看法。
第一，树立明确的进德修业的方向，不为世俗追求的名利所左右。在他文名风动天下之后，一次翻阅韩愈的文集，写下了《记旧本韩文后》，由衷地倾吐了内心的感言：“道固有行于远而止于近，有忽于往而贵于今者，非惟世俗好恶之使然，亦其理有当然者……予之始得于韩也，当其沉没弃废之时，予故知其不足以追时好而取势利，于是就而学之，则予之所为者，岂所以急名誉而干势利之用哉？亦志乎久而已矣。故予之仕，于进不为喜，退不为惧，盖其志先定而所学者宜然也。”[5]欧阳修于此现身说法，警醒世人，治学修业的宗旨断不可为了捞取利禄权势以积累资本，亦不要成为沽名钓誉的路径，而要发扬“万事所共尊，天下所共传”的“韩氏之文、之道”，一言以蔽之，即孔、孟以来儒家所建立的人文传统。
有鉴于此，他反复地劝诫士人，正确的治学方向，应定位在完美地做人做事上面，这才是圣贤认同的正大之路。他的《送徐无党南归序》则表达了这种观念，认为世间的圣贤能“独异于草木鸟兽众人者，虽死而不朽，逾远而弥存也。其所以为圣贤者，修之于身，施之于事，见之于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但是，三者之中为文立言是附丽于做人做事之上的，否则本末倒置，为人不取。他指出，自三代、秦、汉以来，著书立说之士不可胜数，“而散亡磨灭，百不一二存焉。予窃悲其人，文章丽矣，言语工矣，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也。方其用心与力之劳，亦何异众人之汲汲营营？而忽焉以死者，虽有迟有速，而卒与三者同归于泯灭。夫言之不可恃也盖如此。今之学者，莫不慕古圣贤之不朽，而勤一世以尽心于文字间者，皆可悲也”[6]。只要浏览欧阳修的赠序题跋类的文章，这层意思，随处可见。
第二，刻苦读书、孜孜不倦，功到自然成。学术大家季羡林说：“书籍是贮存人类代代相传的智慧的宝库。后一代的人必须读书，才能继承发扬前人的智慧。”（《季羡林谈读书治学》）古今时异而理同，囿于时代所限，欧阳修则谆谆诱导士子，研读儒家经典，以其精髓充实头脑，提升做人的素质。他指出“师经必先求其意，意得则心定，心定则道纯，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施于事者果毅。三代、两汉之学，不过此也”。[7]这是欧阳修自己读书生涯的经验之谈，认为对极富价值的经典之作，只有把它咀嚼消化，转化为读者自身的东西，才会产生为文做事的实际功效。
显然，欲达此目标，非得孜孜矻矻、踏实刻苦地读书不可，不然难有收获。他曾作了一首《读书》诗，篇内形象地描述了治学的情状：“正经首唐虞，伪说起秦汉。篇章与句读，解诂及笺传。是非自相攻，去取在勇断。初如两军交，乘胜方酣战。当其旗鼓催，不觉人马汗。至哉天下乐，终日在几案。”[8]其实，在他看来，读书自学是一个持之以恒的过程，治学者沉浸其间，屏弃虚浮与焦躁，功夫到了自然如愿以偿，不断收取每个阶段的成果。《东坡志林》记载欧公的一段话，恰好反映出他的治学见解。其云：有位叫孙觉的士子曾向欧公请教为文的诀窍，欧阳修坦诚相告，“无他术，唯勤读书而多为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懒读书，每一篇出，即求过人，如此少有至者”[9]。无须赘言，这朴实真诚的话语却透发出治学品格的光彩。
第三，积极切磋交流，博采众长，不断提高治学效用。古代《礼记·学记》向学子敲过“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10]的警钟。欧阳修记取前人的治学经验，认为置身于广博无际的学海中，要获取真知灼见，就必须与他人多交流。否则，就会堵塞了吸纳他人智慧的门径，封闭自我，使自己变得狭隘浅薄、鼠目寸光。他在治学实践中体会到“积千万人之见，庶几得者多而近是”[11]。因为越是书籍中的精品就越具有创造个性，“孔子之系《易》，周公之作《书》，奚斯之作《颂》，其辞皆不同，而自以为经”。为学者必得兼收并蓄，熔为一炉，取精用宏才能争得独立的治学价值。若不然，单枪匹马作学问，只落得“强为则用力艰，用力艰则有限，有限则易竭……必屈曲变态以随时俗之所好，鲜克自立”[12]的结局。
说到底，治学品格是一个人胸怀与道德修养的一种表现形式。博采众长需要有谦虚恭谨、不耻下问的学习态度。他在撰写《新五代史·司天考一》时，便向“通于星历”的刘曦叟请教过对后周时期王朴所著《钦天历经》的看法。尤其感人的是，他已身居高位仍能以诚待人，尊重他人，欣赏他人的识见、才艺。《过庭录》载有词人张先拜访欧阳修，门人通报后，他乐得“倒屣迎之”，并情不自禁地喊出“此乃‘桃杏嫁东风’郎中”。[13]《石门文字禅》载欧阳修偶然机会接触到僧人契嵩的文章，不因他攘佛的思想而鄙薄之，竟与韩琦造访，“与语终日，遂大喜”[14]。类此现象绝非欧阳修一时的感情用事，而是出于高度的自觉，并有明确指导思想支配自己的行为，他说：“修非知道者，好学而未至者也。世无师久矣，尚赖朋友切磋之益，苟不自满而中止，庶几终身而有成。固常乐与学者论议往来，非敢以益于人，盖求益于人者也。”[15]这足以证明欧阳修与人为善、律己乐群的品格正是实现博取于人的保障，当然也是士林中的样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