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代两汉孔学新貌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在自身的发展演变过程中，由于封建专制政治力量的驱动，出现过波澜起伏的态势。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学说为人接受，获得尊重，非为政坛权要人物和行政手段强迫所致。秦王朝凭借武力军功统一天下，法家之言上升为社会统治思想，儒家学说作为政敌备遭排斥打击，“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史记·秦始皇本纪》）。更有甚者，“始皇既坑儒焚典，乃发孔子墓，欲取诸经传”（《御览》八十六引《异苑》）。不过秦代对孔子的伦理思想，譬如君臣、父子、夫妇之道，始终未废，就连二世篡改始皇帝的遗诏，也以不忠不孝的罪名，迫使公子扶苏、大将蒙恬自杀，孔子的忠孝观点在秦代依然根深蒂固。

汉代孔学复苏，作为学术幸得官方庇护，虽然文景之世以黄老无为思想补救法家严苛峻急之弊，却逐步酿成权力分散、诸侯专恣的社会危机。贾谊、晁错等人力主削枝强干，加强君主集权。贾谊以儒学为中心兼融道、法，主张重礼轻刑。礼法并用，他强调：“礼云者，贵绝恶于未萌，而起教于微眇，使民日迁善远罪而不自知也”。他援引孔子的话“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提醒帝王“刑罚积而民怨背，礼义积而民和亲”。^[1]

武帝一改“无为而治”的政策，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再现了鼓吹君主专制的高潮，儒学应时代之需取代了黄老的地位，而被“独尊”。当时大儒董仲舒为独尊儒术的实现，立下汗马功劳。董仲舒以儒学为底垫，融摄阴阳、法术、名家、道家等思想资料，构建起以神学目的论为核心的庞大儒学体系。其理论形态远离孔学的原貌，把德治同法治，明教化、施仁义同正法度、严刑赏，等级名分的礼治同君权至上、君主独裁捆绑在一起，标举一种以“三纲五常”为准则的政治理论。董仲舒牢牢握住孔子的招牌，把阴阳五行说同《易》糅合在一起，形成宣传灾异祥瑞、天人感应的神学。董仲舒的儒学体系又被称为“经学”，在儒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孔子的地位亦由圣一跃为神了。尤其在汉代谶纬之学里，神化孔子的言论，纯属一派荒诞不经的乱说八道。

就在谶纬神学猖狂之际，东汉思想家王充虽也尊孔，认为他“圣于尧舜”（《论衡·知实》），“孔子道德之祖，诸子之中最卓者也”（《论衡·本性》），他却敢反潮流，批判神化孔子。他在《问孔》篇内，针对孔子是人而非神，提出十几个问难，明白表示尊重圣人但不迷信，展露了独立思考的求实精神。汉末黄巾起义，王朝濒颓、名存实亡。封建军阀乘机逐鹿海内，遂有魏、吴、蜀鼎足而三。西晋统一后短暂小康，恰如昙花一现。随后有中原“五胡十六国”的大混战，江左各朝皆是来去匆匆的历史过客。大分裂、大改组的时代，经学威严被统治阶级的腐败与丑恶搞得焦头烂额，经学一统天下的格局骤然崩解。代之而起的是玄学勃兴、佛教输入、道教问世，波斯、希腊文化渗入中国，儒学在思想学术的激荡中变形，孔子的形象和地位在争议中变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