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是识孔评儒的第一手资料
《论语》是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并且较为集中地表现孔子思想体系的书，是构建儒家学说的奠基之作，亦是后人研究儒家思想文化的一部主要经典。《论语》之名的含义历史上有不同的解释，今天普遍认同《汉书·艺文志》的说法：“《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可见，《论语》是孔子和弟子及其弟子之间讨论各种问题的记录汇编，至于是谁编辑成书的，说法也莫衷一是，通常概括为由孔子弟子和再传弟子编纂而成的。但是张岱年先生采纳了唐代柳宗元、北宋程颐的看法，认为《论语》“是有若、曾参的门人编纂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杨伯峻先生于《论语译注·导言》中亦指出，《论语》“由曾参的学生所编定”之说“很有道理”。其依据是曾参、有若两人是孔子学生里年龄较小者，分别少其师长46岁与33岁，更为有力的证据是《论语》书内唯独以“子”称之曾参、有若。不过，《论语》编撰者究竟是泛指孔子门人，还是落实在某个具体孔子学生的头上，这都不会影响我们对《论语》的认识与评价。因为就思想资料而言，《论语》是研究孔子及儒家学说当之无愧的第一手材料。尽管当初结集成《论语》原始本的模样，研究者仍在探索、推断，然而孔子身后包括儒门弟子在内的世人，如果压根儿撇开《论语》来估价评说孔子及儒家思想，那只能是蹈空虚说的游谈臆语，未免滑稽可笑。换言之，凡以严谨认真的态度识孔评儒，其中无不包含对《论语》的态度和意见。
这里先从古人探索书名《论语》的指意说起。汉代刘熙在《释名·释典艺》中说：“论也，伦也，有伦理也。”刘氏认为《论语》的“论”通“伦”字，当“有伦理”讲。所谓“有伦理”，“则指事物本身的条理”。《礼记·乐记》中“乐者，通伦理也”，就是得力的注脚。可见，“论”表示书中记载孔子及其弟子的话语是有条理的。唐代陆德明《经典释义》援引了汉代郑玄的说法：“论，如字，纶也、轮也，理也，次也，撰也。”陆氏，借重东汉经学家郑玄之见，来解释《论语》，颇益拓展接武者思路。宋代刑昺《论语集解序·疏》便于前人基础上发挥：“以此书《论语》可以经纶事物，故曰纶也；圆转无穷，故曰轮也。”显而易见，经纶事物是针对书中内容而言，“圆转无穷”是强调书中深蕴的义理能与时偕行。而今我们把《论语》的“论”字读作“lún”，正是先贤们不断探索和认识《论语》价值的一种文化成果，亦说明来之不易的开拓中华文化宝藏的动力业已存在，根深蒂固。
因为《论语》与别的古籍相比有着特殊际遇，虽然它于秦代也没能逃脱遭焚之祸，但儒家学派已经形成广泛深厚的社会基础，孔门传人遍及海内，秦统治者的一把火和“挟书律”，很难在短暂的年头里将儒学的基本读本一网打尽。汉随秦后，骑在马背上得到天下的刘邦，早有陆贾这样的儒者向他吹风，针对刘邦自我标榜“乃公居马上得之（天下），安事诗书！”陆贾绝不打顺风旗，指出：“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王，陛下安得而有之？”刘邦听了颇感茫无头绪，令陆贾“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史记·陆贾列传》）的大文章。
处于这种政治思想氛围，西汉朝廷废除了秦的“挟书律”，明令“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汉文帝时就把《论语》列于学宫，曾置《论语》博士，以之传授。景帝继位，大倡民间献书，于是鲁人所学的《鲁论语》、齐人所学的《齐论语》和得之于孔壁的《古论语》，三种《论语》版本面世了。其中《鲁论语》20篇，《齐论语》22篇，比前者多出《问王》《知道》二篇，其余各篇的章句亦较《鲁论语》为多；《古论语》21篇，无《问王》《知道》篇，却将《尧曰》篇由“子张问何如斯可以从政”以下行文分割为独立一篇，形成了两个《子张》篇，在篇次和文字上与前二者均有差异。武帝独尊儒学之后，三种《论语》传本皆在官府有人讲授。元帝时经学博士张禹授太子《论语》，曾以《鲁论语》为底本，兼采《齐论语》，编成《论语章句》，因张被汉成帝封为安昌侯，故时人称其书曰《张侯论》。至此，《论语》地位极高，被尊为“五经之 辖，六艺之喉衿”（赵歧《孟子题辞》）。东汉熹平年间蔡邕书“六经”，刻石立在太学前，号称“熹平石经”（残留部分现存西安碑林），《论语》经文即用《张侯论》。东汉末经学大师郑玄依据《张侯论》兼取《古论语》，并为之作注，合成郑注本《论语》，遂即流行于今。其间南宋朱熹把《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合为“四书”刊印。元代延祐年间恢复科举制度，《四书集注》定为考试科目，明清沿袭不改。
由此可知，《论语》原始本来自孔子弟子与再传弟子的笔墨，而秦前已有定型的版本，入汉之后置于官府传授，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有机组成部分，增删篡改视为非法行为。这样，基本上确保了孔子和弟子们言行的原貌，使后人能够凭借真实资料叩问、思索，发议论、抒感想。而见仁见智、获益受害，那是接受者的德、才、识、胆和时代条件多种因素使然，不属于《论语》作为资料的可信度与识孔评儒的关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