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德教而卑农稼

孔子论政治，着重道德教化，他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把道德教化置于政治方略的首位。这和后来的商鞅、韩非专重刑罚，以道德教化为无用是截然相反的。商鞅和韩非讲究法治，其进步意义不容忽视，但完全忽视道德教化，甚至与人民为敌，就陷于谬妄了。

孔子重德教首先强调“正己”。他认为，要使百姓安分守己，必须统治者首先做出表率，他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意思是说，作为统治者自己本身品行端正，就是不发号施令，人民也会照着去做；本身品行不正，即使发布命令，人民也不会听从。他的学生子路问孔子怎样为政，孔子回答说：“先之，劳之。”（《论语·子路》）子路请他多讲一些，孔子说，永远也不要倦怠；其次是教育百姓预防犯罪。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道德与法律是相辅相成的。有一次，季康子询问孔子如何为政，是不是可以杀掉作恶的坏人，去亲近为善的好人。孔子回答说：“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意思是说，您为政怎么还用杀人呢？君子的品德就像风，小人的品德就像草，草如经风必然随之倒下。这样看来，只要对人民“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进行道德教化，防患于未然，禁犯罪于未萌生之时，社会就能少些犯罪的恶人，而多一些奉公守法的好人。

此外，孔子还强调“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该让老百姓知道的，如法令、制度等，特别是对如何惩处庶民的刑法，要让百姓明明白白，使他们不能犯上作乱。而不该让他们知道的，就不能向庶民公布，以防“贵贱无序”，亡国亡家。他明确地说：“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如果因此就断定孔子搞愚民政策，那也不尽然。《左传·襄公三十一年》有如下记载：“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然明谓子产曰：‘毁乡校何如？’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仲尼闻是语也，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对此，张岱年先生这样评述：“子产不毁乡校，孔子加以赞扬，可见孔子也同意庶人议政。”朱熹解释“庶人不议”说：“上无失政，则下无私议，非钳其口使不敢言也。”（《孔子哲学论析》）看来孔子也不完全是搞愚民政策。

必须指出的是，孔子政治方略重视道德教化，却看不起劳动生产。樊迟曾向孔子请教农稼之事，孔子说：“吾不如老农。”又请教如何种菜，孔子说：“吾不如老圃。”（《论语·子路》）对这样一个关心农稼的学生，孔子对他十分鄙视，称他为“小人”。他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论语·子路》）这是孔子忽视了一个最基本的道理：“民以食为天”，吃饭第一。如果不重视农业生产，百姓不富足，怎会有四方百姓来投奔。特别是他把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武断分离甚至对立起来，让劳动人民俯首劳动，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只讲究礼仪就行了，这是孔子政治思想极大的缺陷。战国时代，“为神农之言者”许行，就对孔子的这种观点提出了批判，但这种错误观点对后世的影响仍是不可低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