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诗歌精深技艺略评
杜甫运用丰富多彩的艺术技法，表现包罗万汇的题材内容，达到了珠联璧合、完美无缺的境界。其诗赋法的妙用、律诗的新变、语言的锤炼、风格的打造诸多方面，为文苑诗家高扬了创新的旗帜。
第一，杜甫在叙事诗里妙用赋笔，舒卷随心，艺术效果显著。赋笔写诗肇始于《诗经》“雅”“颂”两类作品，汉魏六朝乐府与文人创作中的叙事诗，赋笔则是基本的表现手段。从诗歌艺术的实践考察，凡是铺陈叙事，不以比、兴描摹景物而抒情议论皆可看作赋笔。杜甫发扬传统，提高了赋笔的表现功能，首开“即事名篇”创作之路，把叙事诗的写作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一是杜甫叙事诗的对话和细节描写，远超前人赋笔的技巧。例如《兵车行》创造了代人述言的对话方式，借役夫的血泪控诉，强烈谴责了开边政策的罪恶。《石壕吏》中差吏与老妇的一段对话，首创藏问于答法。《新婚别》以初嫁新娘口吻道出的泣别语，塑造了一位内心世界复杂的“贫家女”形象。这些形式灵活而个性鲜明的对话，惟妙惟肖地刻画了不同身份人物的神貌，增强了反映社会现实的深度。
以赋笔描写细节，叙事诗《北征》《羌村三首》是典型的篇章。前者写自凤翔回鄜州探家，归途中的见闻，与亲人相聚悲喜交集的情境，多是工笔细描。后者是“连章体”的组诗，从诗人还家的情节中抽选三个生活片段，以细节组接，为读者留下联想的空间。如“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反常的心态、恐怖时代的阴影，连同惊喜与伤感之情，一笔泄出。“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语含父子亲情和战乱期间惧怕亲人离散之意，又暗点诗人不能匡济国难的悒郁心理。金圣叹说娇儿很精灵，“早见此归不是本意，于是绕膝慰留”。[7]杜甫诗的细节描写带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并在实写中曲包深意，从特定视角展现广阔的历史生活画面，揭示社会本质。
二是如李重华《贞一斋诗话》里所说的：“作诗善用赋笔，惟杜老为然。其间微婉顿挫，总非平直。”他的《北征》《昔游》《壮游》《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诗，以伏笔照应、转折层进、交错摹景抒情来掀起波澜，改变前人赋笔平板滞直的毛病。而将爱憎和评判寓于客观叙述、描写之中，以获得“微婉顿挫”的艺术效果，也是杜诗善用赋笔的表现。如《丽人行》严格写实，把杨氏姐妹的“美人相”“富贵相”“妖淫相”“罗刹相”自然串联起来，似无诗情摇曳，却是“无一刺讥语，描摹处语语刺机。无一慨叹声，点逗处声声慨叹”（浦起龙《读杜心解》）。《石壕吏》《三绝句》等，将诗人强烈的思想倾向，凭着冷静描述不动声色地流露出来，非同平直乏味的赋笔毫无余韵。
三是杜甫有时将叙事与议论、抒情结合，间或穿插写景，有效地扩大了赋法的表现功能和应用范围，甚至使叙事诗和抒情诗对接起来。《咏怀五百字》是最有代表性的作品，“诗凡五百字，而篇中叙发京师，过骊山，就泾渭，抵奉先，不过数十字耳。余皆议论，感慨成文”（《杜诗详注》卷四引胡夏客语）。其实，篇内也间有描写途中景物。再如《述怀》《瘦马行》《自京窜至凤翔喜达行在所》等，无不把叙、议、情、景融于一体，对社会生活作典型的艺术概括。这是杜甫诗歌创作对前人的超越。
第二，杜甫律诗的新变，成就卓著，贡献巨大。杜诗众体兼备，各体皆工。仇兆鳌《杜诗详注》“凡例”说：“昔人谓五古、七律入圣，五律、七古人神”，五、七言绝句，“与太白、少伯分道而驱”。律诗在唐代是一种新兴的诗体，杜甫的律诗有开疆拓土之功。据浦起龙《读杜心解》统计，五、七律诗占现存杜诗二分之一以上，其中五律六百二十六首。胡应麟在评论初、盛唐五律名家各自的功绩时说：“唯杜工部（五律）诸作，气象嵬峨，规模宏远，当其神来境诣，错综幻化，不可端倪。千古以还，一人而已。”（《诗薮·内编》卷四）杜甫旅食长安之前，五律的写作技巧几近成熟。安史之乱后，诗人五律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深广程度，与其五古、七古同步迈上了创作的高峰。《春望》《月夜》《对雪》等吟咏，堪称五律绝调，而《秦州杂诗二十首》是杜甫五律最高成就的代表作。晚年的《旅夜书怀》与李白《渡荆门送别》对照，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8]
杜甫七律在唐代诗人中独树一帜，他的创作实现了对七律的革新。杜甫之前，诗人多用七律颂圣唱酬流连光景，抒写闲情逸趣。[9]杜甫改造了七律的应制诗性质，赋予它深刻的现实性。在《蜀相》《恨别》《野花》《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九日》《白帝》《又呈吴郎》《登楼》等诗中，杜甫采用七律的艺术形式，写时事、议国政，诉民瘼、刺百弊，为利民兴国立言，鞭挞各种丑恶。黄子云《野鸿诗的》评杜诗说：“七律则上下千百年无伦比。其意之精密，法之变化，句之沉雄，字之整练，气之浩瀚，神之摇曳，非一时笔舌所能罄。”
杜甫七律艺术手法的独到之处确实不少。本书于《杜甫“七律入圣”说浅识》篇中多有论及。这里只概要归纳其要点，不展开论证，以免前后文内容重复。举其要者，如在表情达意上，加大了议论的成分；在严整的格律之内，运用抑扬交错、虚实对照、动静互衬、疏密相间的技法，充分体现了艺术辩证法。再者为自创七律拗律，即在诗语声调平仄的组合上，打破固定的匀称音节格式，成为一种特殊的声律。有时在拗律中插入古体诗的句式，形成“律中带古”。随着音节和词语的变化，摄象造境变得情深意远。此外，诗人的传承与创新精神，还表现在七律组诗上。“连章体”组诗的渊源可追溯到曹植的《杂诗》《赠白马王彪》，而对杜甫有直接影响的是庾信的《拟咏怀》二十七首和其祖父杜审言的《和韦承庆过义阳公主山池》五首。杜甫能以格律森严的七律体联篇咏唱，是诗坛上的创举。黄庭坚说“杜之诗法出审言，句法出庾信，但过之耳”（陈师道《后山诗话》引），一语道破了杜诗传承与创新的事实。
第三，千锤百炼与丰富多彩的诗歌语言，是杜诗艺术传承与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诗歌语言是诗人审美心理的图像。杜甫表示“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说明诗人自觉地追求语言美，把创作与生命价值取向紧紧联系起来。为了达到诗歌语言“毫发无遗憾”（《赠郑谏议十韵》）的目标，认准了重要的途径在于学习。“新诗改罢自长吟”，“颇学阴何苦用心”（《解闷十二首》其七），坦率自述学习语言所下的苦功和选择的对象。宋代范晞文和杨万里早就举出很多例证，求索杜甫向六朝诗人学习语言的经验。[10]杜甫正是以“读书破万卷”（《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惊人毅力，才形成诗歌语言千锤百炼、丰富多彩的特征。具体表现为：
其一，语言鲜明、精当，具有高度概括力。如写人间世道黑暗，贫富反差，惨不忍睹，则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富家厨肉臭，战地骸骨白”（《驱竖子摘苍耳》），“高马达官厌酒肉，此辈杼柚茅茨空”（《岁晏行》）；写社会动乱，人心惶恐，到处阴森可怖，便说：“天下郡国向万城，无有一城无甲兵”（《蚕谷行》），“野哭千家闻战伐，夷歌几处起渔樵”（《阁夜》），“豺狼塞路人断绝，烽火照夜尸纵横”（《释闷》）。强烈的对比，触目惊心的现实景况，浓重的感情色彩，催人泪下。
其二，遣词造句生动形象，色彩斑斓，富有表现力。清代贺裳《载酒园诗话又编》指出杜甫笔底的明妃：“‘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画图省识春风面，环珮空归月夜魂。’生前寥落，死后悲凉，一一在目。”而《丽人行》写贵妃姊妹，语言色彩却与此截然不同：“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人物的妆饰、神态，备受恩宠的娇贵相，和盘托出，活灵活现。诗人讴歌大自然的钟秀妩媚，则用清词丽句：“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绝句二首》其一），“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江畔独步寻花》其六），“桤林碍日吟风叶，笼竹和烟滴露梢”（《堂成》），设色亮丽，鲜艳如画。当赞叹雄伟壮丽的山川形胜时，诗语也变得奇崛峭拔，横放杰出：“白帝高为三峡镇，瞿塘险过百牢关”（《夔州歌十绝句》其一），“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登岳阳楼》）。可见，不论林林总总的社会现象，还是千姿百态的自然景观，诗人凭借高超精湛的语言功力，做到了意到墨随，即物赋形，诗笔经处情貌无遗。
其三，筛选口语、俗语入诗，明白晓畅，通俗自然。如：“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前出塞九首》其六），这是浅近的谣谚体句式，像军中流行的作战歌诀。“父母养我时，日夜令我藏。生女有所归，鸡狗亦得将”（《新婚别》），无人不知的俗语，从新娘子口中说出，分外亲切，令人特别觉得其人心灵的纯真高洁。《兵车行》、“三吏”“三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作品中，都有来自当时口语的诗句，具有闻声临境的审美感受。
杜诗语言如地负海涵般的蕴意，天机云锦似的美妙，敲金戛玉一样的美听，字字工绝，句句千钧。其原因就在于，诗人依据词性、色彩、声调等特殊功能，多方炼字、炼句，以获神韵取胜。工深力专，千古独步。正像人们经常乐道的那样，诗人锤炼的精彩处，一字有神，境界全出。[11]
第四，在传承与创新中打造诗风。元稹是最早评述杜诗风格成因与特征的诗论家。他在《杜工部墓志铭》中指出，杜诗“上薄风雅，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诗歌风格是作品内容与形式二者高度统一所彰显的特色，杜甫过人的地方，就是在充分吸纳和转化前人思想成果和艺术经验的前提下，熔铸自家的诗风，所以杜诗风格的内涵非常厚重深邃。
杜诗风格的主要特征是沉郁顿挫，这里首先蕴含着抚时伤乱、心系天下安危的忧患意识，仁民爱物、忠君恋阙的情结。其次是作品以苍劲有力的笔触，描绘出广阔真实的时代生活画面，形成雄浑绵邈的意境，充溢着凝重深沉的忧郁色彩和悲剧气氛。再次，采用千回百折、深曲跌宕、反复低回、吞吐含情的表现手段，还有与作品思想兴味相适应的谨严格律、铿锵声韵，以及低昂相济、洪细相依的音调节奏。在总体上，作品给人以一种沉雄浑厚、苍莽悲壮、博大精深之感，这就是对沉郁顿挫风格特征的概要诠解。如杜甫五古《咏怀五百字》《北征》《无家别》《八哀诗》《壮游》，七古《悲陈陶》《哀江头》《同谷七歌》《岁晏行》，五律《春望》《对雪》《秦州杂诗二十首》《登岳阳楼》，七律《阁夜》《登高》《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等，均可看出杜诗主要风格特征。
诗歌风格作为一个美学范畴，它带有综合性。风格的形成是由诗人气质禀性、身世际遇、思想情绪、时代环境，以及作品描写的题材内容、表现方法等因素熔炼而成。诗歌创作伴随着杜甫的一生，他的诗风也不是一成不变，而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如《洗兵马》的热烈奔放，《瞿塘两崖》的雄浑苍劲，《春夜喜雨》的清圆工致，《卜居》的明快质朴，《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的萧散自然，等等。杜诗风格的多样化与其传承和创新的艺术实践是分不开的。叶燮曾说：“杜甫之诗，包源流，综正变。自甫以前，如汉魏之浑朴古雅，六朝之藻丽秾纤，澹远韶秀，甫诗无一不备。然出于甫，皆甫之诗，无一字句为前人之诗也。”（《原诗·内篇》上）联系形成风格的各种因素来考虑，诗人旅食京华期间的创作，是沉郁顿挫风格由发轫到成熟的阶段；从陷贼到奔蜀的诗歌，这种风格得到充分发挥而大放异彩，出川之后的诗风亦大体如此。而诗人少壮时代和成都草堂稍为安定的岁月，其诗风自有别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