藩镇割据是中唐社会机体的痼弊

跋扈的藩镇称雄割据是刘禹锡所处的时代无计根除的社会痼疾。藩镇的原义本来是形容地方军政机构屏藩王室，镇守一方的美称。唐代天宝初年，缘边曾置十个节镇辖区，其长官只有一个称为经略使，余者皆称节度使，总揽区内军、民、财政，经营边事。内地则设有十五道，其长官称为采访使，负责举劾所属州县官吏，后来改称观察使，兼理民政。在中央政权相对稳定时期，还未发生武夫悍将的公然挑战，不仅节度使、采访使的辖区广大，而且常用重臣兼任几镇节帅，委以方面重托。安史乱中及其平定之后，中央集权大为削弱，出现了特殊的政治、军事形势。在各种矛盾互相制约下，中原内地亦屯重兵，对掌兵的刺史多加节度使称号，于是形成了“方镇相望于内地，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新唐书》卷五十《兵志》），所谓藩镇林立的格局。

唐中后期的藩镇稳定在四五十个，藩帅握有一支独立的地方部队，执掌军政合一的大权，强藩重镇拥兵坐大，雄据地方，俨然独立王国。以魏博、成德、卢龙三镇为代表的河朔地区，算是这类的典型。因其节度使大都出于安史降将，唐廷又对他们采取姑息迁就的态度，使之有恃无恐。表面上“虽奉事朝廷而不用其法令，官爵、甲兵、租赋、刑杀皆自专之”（《通鉴》卷二二五），甚至藩帅都由本镇拥立，赋税由将士瓜分。他们“虽称藩臣，实非王臣也”（《旧唐书·李怀仙传》），动辄互相勾结，反叛中央，或彼此攻打，战争不断。从代宗到德宗，藩镇之祸愈演愈烈。在刘禹锡十岁那年，成德节度使李宝臣之子李惟岳，趁父死去擅自袭职，自称留后，并与魏博、淄青、山南东道节度使串通一气，联合反唐。起始，朝廷派卢龙节度使朱滔等人率军讨伐，旋即平叛者与作乱者狼狈为奸。翌年，叛镇以朱滔为盟主，纷纷称王。他们进而勾结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反唐势力从河北扩大到河南。

德宗建中四年（783），李希烈陷汝州，进围襄城，朝廷急调泾原节度使姚令言讨伐。军经长安，因政府不给犒赏，发生兵变，德宗逃往奉天（陕西乾县），朱泚据长安称帝。第二年唐军在李晟率领下收复长安，朱泚败走、被杀。贞元二年（786）李希烈为部将陈仙奇所杀，至此两河地区的战乱暂息。当时十五岁的刘禹锡尽管在江南吴地习文攻诗，想必大混战的消息不会没有耳闻。宪宗朝继续对藩镇进行斗争，趁剿灭淮西节度使吴元济的有利时机，更换了三十六个藩镇首领，全国获得了暂时的统一。然而唐王朝并没有消除藩镇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割据基础，短时间的统一过后，唐廷再失河朔，各地藩镇时起作乱。据统计，自代宗广德元年（763）到僖宗乾符元年（874）的百余年里，共发生藩镇动乱一百七十一起。由于唐廷没有一支控摄全国的武装，中央讨叛主要依靠政府控制下的藩镇，利用藩镇间的相互牵制，维持王朝统治。接连不断的征伐平乱，使国家元气大伤，战区经济惨遭破坏，生灵涂炭，千里萧条，社会财源产生危机，军费开支日趋膨胀。

史载元和时期中央财赋收入，“每岁赋税倚办止于浙江东、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万户，比天宝税户四分减三。天下兵仰给县官者八十三万余人，比天宝三分增一，大率二户资一兵。”^[1]这种局面把社会推向了恶性循环的轨道，即使没有殃及兵燹的农民，也逃脱不了土地兼并的魔掌和徭役、兵役、租税的重重盘剥。被逼破产的农民为了谋生，有的应募参军，当了雇佣兵，成为藩帅进行割据的工具。出于笼络军心的需要，藩帅常常对将士施以恩惠，日久天长，藩镇兵士嗜利成性，骄横凶蛮，就是这些没有归耕条件的骄兵，将投身行伍当作活命的饭碗。一旦出现藩帅的行动意愿不符合他们的利益，便会立即做出反应，轻则拒绝调遣，重则置节度使于死地，包括藩帅表示归服朝廷这样堂皇正大的事情也不能例外。总之，唐廷只能依赖藩镇势力之间的平衡关系，来维持它的虚弱政权，绝无良策去根治藩镇尾大不掉带来的一连串的灾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