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治人类学：政治学科学化、人类学政治化与民族志“写文化”的统一体（代序）①
陶 庆
作者简介：
陶庆（1965—），男，安徽宁国人，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教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人类学专业博士后，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专业博士后，获得“北京大学优秀博士后奖”；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一、新政治人类学“三化”的分流与同一
《政治人类学评论》第二辑主题为《民族志：政治学科学化“手术刀”》，这是新政治人类学关于“政治学科学化”“人类学政治化”“民族志‘写文化’”不可分割内在同一的表现形式与表达方式。
如果仅仅看一眼本辑标题“民族志：政治学科学化‘手术刀’”，似乎“民族志”与“政治学科学化”两者之间缺乏直接的关联，或者草草翻动书中全文，虽然“民族志：政治学科学化‘手术刀’”等冠名之下收录了十篇雄文大作——熟知中国文化（社会）人类学领域者知道这十位作者无一不是民族志研究的国内学术权威——但该辑没有一篇学术论文专门讨论“政治学科学化”这一专题。相反，“政治学科学化”这一话题并非这些权威作者的专业领域与志趣所在，他们可能从来没有刻意越过文化人类学的“红线”，或者产生过要来变革它甚至改造它的念头。毕竟，文化（社会）人类学推崇“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他们或许在职业惯习上就不具备，甚至也不能潜滋暗长这一番与自身学术导向相抵牾的“外心”“野心”——或许这正是传统政治人类学思维下的一般理解与基本结论。
然而，诚如拙刊第一辑《政治学·人类学的对话与融合》之主题所指，政治人类学实在是政治学与人类学两个不同学科的先贤前辈与当下同仁们，从各自所处的学术“领地”中勇敢地走出“圈”外，向着对方学界友人友好地“喊话”、接触甚至部分融合的结果。个人愚见，政治人类学不是哪一个学科单独能够肩负起来的学科建设使命，真的需要至少政治学（包括公共管理学在内）与人类学（包括民族学在内）这两个以上学科的合作与共建。因为，如先贤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所言，“人天生是政治的动物”，任何形态的人类社会都无一例外地属于政治共同体，因而人类学研究也无一例外地都具有政治情节与政治倾向。即使是本辑主要收录的都是国内当下人类学领域民族志的精品，但细读之下，哪一篇民族志作品剥离得了人类社会的“权力”与“权利”等因素呢？从“文化科学”的民族志，到“文化阐释”的民族志，再到干脆“写文化”的民族志，又有哪一篇民族志作品能够脱离各自所处的政治生态和各自所表达的政治观念呢？特别是，文化（社会）人类学强调“文化”在人类学领域的奠基性功能，那么，哪一种“文化”不是一种形形色色的“权力”场域呢？不管是偏僻遥远、人迹罕至的“江湖之远”，或者是繁花似锦、光怪陆离的“庙堂之高”，都有自己的独特的具有排它性质的“文化”，而这种人种与文化差异之下的“排它性”，正是“权力”滋生的肥沃土壤。正是从这个角度来分析，政治人类学学科的正式产生在人类学领域里或许需要遵循既有的理论与实践，因为人类学终于从20世纪40年开始才终于“呐喊”出自己的政治学主张。（参见：Fortes，M.and E.E.Evans-Pritchard.1940.African Political Systems.Oxford University Press）也就是说，只是从那个年代开始，人类学才终于创造出了不同于传统政治学领域的却具有人类学学科特征的另一类“政治学”，即所谓无国家有社会秩序之类的特有政治学现象，人类学领域自命为“政治人类学”。从这个角度来看，人类学学科的政治人类学的确是大大丰富发展了人类社会的政治学研究范畴，大大拓展延伸了传统政治学研究的时空范围，这是有其存在与发展的实际内涵与生命活力的。
但是，人类社会生活时时刻刻都是政治化的产物，任何一种政治生态也离不开活动主体即人类，因而政治人类学的学术理念与学科背景必然是贯通在人类学兴起与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之中。从这个角度来说，传统政治学，包括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等两大范畴，没有像人类学学科主动于20世纪40年代重新“发现”人类学意义上的政治学内涵从而创造了人类学的政治学研究范畴即“政治人类学”那样，自己主动在政治学研究的无限时空里也重新“发现”政治学意义上的人类学内涵从而也创造出政治学的人类学研究范畴即另一种类型的“政治人类学”。如果文化（社会）人类学与政治学等至少两个学科能够各自重新“发现”并创造出符合各自学科特征的“政治人类学”，那么可以肯定的是，无论这两个学科的“政治人类学”学者多么强调自身学科的重要性与独占性，他们最终无疑会大吃一惊地发现：原来他们所谓的自命不凡的“政治人类学”，原来有那么多相通的知识生产，有那么多共识的学术内涵，有那么多合作需要对话交流。总而言之，在“政治人类学”学科生存与发展的学术历史进程中，政治学的“政治人类学”已经大大落后于人类学的“政治人类学”，因此，当下政治学领域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起刚刚恢复发展至今才三十多年的中国政治学，在政治学科学化的过程中，需要更多地借鉴与运用文化（社会）人类学的“政治人类学”研究的经验与理论。其中，文化（社会）人类学的“政治人类学”范畴中五彩缤纷绚丽多姿之“民族志”，不啻政治学科学化转型过程中可以“包医百病”的“手术刀”：因为这把学术“手术刀”不仅能够“医治”政治科学成长过程中的各种不足与“疾病”，而且也是政治科学重新担负起发现各种政治共同体问题、了解这些问题、分析这些问题、研究这些问题并解决这些问题等重要历史使命与现实重任的“不二法门”。
在政治学科学化以及社会科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文化（社会）人类学田野研究、民族志书写文化，以及扎根理论等范畴，无不扮演了关键性的重要角色。包括政治学领域在内的中国其他社会科学研究，虽然一方面顽强地模仿西方文化（社会）人类学语境中的理论创新，广泛地借鉴西方文化（社会）人类学理论中的分析工具，以期能够在国内外学术圈进行“对话”甚或“争锋”；但另一方面包括政治科学在内所有社会科学研究也从来没有忘记自身的学术生命源泉——深入本土发掘“地方性知识”以期解决“本我”社会的诸种问题。诚然，自己的才是大家的，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接地气”的研究才有学术生命，“扎根”的创新才有“文化自觉”。包括政治学在内所有社会科学勇于“接地气”的本土研究中，学者们纷纷提出并采用了诸如“社会调查”“社会实践”“个案研究”“案例研究”“经验研究”“实践研究”等方法，甚至动用起诸如“深入基层”“蹲点工作”“试点工作”“典型样板”“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理论联系实际”“实践第一性”“从个别到一般”“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尊重人民群众首创精神”等政治资源，以期从中得出一般指导性的政策结论直至有普遍意义的理论创新。但是，文化（社会）人类学领域以外的基于实证分析之上的社会科学研究，在行动上几乎都是各自为战、缺乏共识性的经验总结；在方法上几乎都是“私藏”“秘制”、缺乏通识性的“偏方”“秘方”；在理论上几乎都是自说自话、缺乏包容性的“百家争鸣”。
相反，文化（社会）人类学范畴下的民族志具有跨学科特点，成为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学等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研究中无所不在的“通用”书写形式，借用志把人类学与民族志贯通为一体的英国人类学家哈登（Alfred C.Haddon）的话来比喻，人类学民族志是名副其实的“一座具有坚固结构的连贯整体”（［英］哈登：《人类学史》，廖泗友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作为政治学实证研究与分析工具的“民族志”研究方法与书写形式，在政治学科学化的学科发展史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扮演了分析政治问题解剖政治社会治愈政治“疾病”的“手术刀”角色。
本专辑取名为《民族志：政治学科学化“手术刀”》，这是有关人类学田野研究之后如何“打磨”书写文本并在此基础上提炼扎根理论的论文汇集，它试图反映我国学术界关于“民族志”研究的重要成就与前沿成果。这不仅对于政治人类学学科建设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而且对于促进中国政治学科学化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毕竟，政治学科学化是政治人类学学科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人类学政治化以及民族志“写文化”（“政治学科学化”“人类学政治化”“民族志‘写文化’”以下简称“政治人类学‘三化’”）等学术维度则彰显出政治人类学学科建设的民主政治价值。概言之，政治人类学本身就是政治学科学化、人类学政治化、民族志“写文化”的多元同一，三者源起不同的历史时代和文化背景，但殊途同归地汇集到政治人类学的“旗下”：政治学科学化离不开文化（社会）人类学的田野“扎根”与民族志的“深描”手法，人类学政治化离不开政治学的民主价值与民族志的“复调”表达，民族志“写文化”离不开政治学的协商包容与文化（社会）人类学的“多元”“对话”。
二、政治学科学化的前因与后果
虽然政治人类学在总体上表现为政治学科学化、人类学政治化和民族志“写文化”的总体态势，但是，他们并不是平行而动，也不是简单地交叉复合，而是各自带着自身学术特长向着其他两者的“领地”汇合，最终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样一种不分彼此、互相帮衬、交相辉映的均衡学术生态。
政治学科学化离不开人类学田野工作与民族志书写。现代人类学及其科学民族志可以称得上是政治科学行为主义研究范式之“前因”，而政治学科学化则在某种程度上承袭了现代人类学及其科学民族志的科学研究风气，自然可以称得上是其“后果”。说到政治学科学化的发展趋势，当然强调的是政治学的实然研究，而非应然研究；也就是要通过实实在在、中规中矩的社会调查，深入到所研究对象的时空，以亲身实地观察、亲手获得资料、亲自比较分析，获得符合实际情况同时又超越个案实情并具有一般意义的理论知识。
虽然政治学科学化的思维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但作为一门专业性的学科发展，一直到20世纪中后期才得以形成。法国的政治学学者让·布隆代尔（Jean Blondel）指出，政治是在共同体中并为共同体的利益而作出决策和将其付诸实施的活动。政治学就是有关政治共同体利益决策与实施活动的系统知识；从方法论来看，它基本上遵循思辨哲学或者规范研究的路线，以及科学研究或者实证分析的路线；并由此产生了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等政治学两个基本类别之分。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在1748年初版的《人类理解论》中，把人类思考活动分为“观念的连结”（Relation of Ideas）与“实际的真相”（Matters of Fact）等。这一关于政治科学与政治哲学分野的表述，在美国政治学研究领域得以完善。一是美国政治学学者阿兰·艾萨克（Alan C.Isaak）进一步阐发这一思维：“政治科学与政治哲学之间的区别来自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区别，即来自‘是’与‘应当’之间的区别。”“科学活动处理是什么的问题，而价值判断则表明政治哲学家认为应当是什么。”（［美］阿兰·艾萨克：《政治学的视野与方法》，张继武、段小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0页）同时，美国社会研究方法论学者艾尔·巴 比（Earl Robert Babbie）把科学研究的基本特征归纳为以下三点：科学支柱是观察，也即资料收集（data collection）；是逻辑，也即资料分析（data analysis）；更是创新，也即是理论提炼理论（theory innovation）。（［美］艾尔·巴比：《社会研究方法》［第8版］，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35—73页）二是政治学科学化的历史征途上，历经19世纪之前较为流行的历史——比较主义研究方法时期，19世纪至20世纪50年代之间举起的法律——制度主义研究方法时期，最终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行为主义研究方法时期得以确立；政治科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从政治哲学的思辨方法中脱颖而出。始于美国的行为主义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广泛流行于政治学领域，并被认为是科学的政治理论，即从经验和事实中抽象出来并接受经验和事实检验的科学化政治学，简称为政治科学。
但是，目前学界在归纳总结政治学科学化也即政治科学研究的历史进程中，往往过分片面地强调了美国行为主义方法论的“催化”“熔化”作用，而大大忽视了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并不断成熟于60年代的现代人类学与科学民族志对于政治学科学化发展趋势的奠基性作用。行为主义研究法一般表现为抽样测量法（survey study）与个案研究法（case study）等两种基本的实证研究方法。一方面，行为主义的抽样测量法（survey study）一经诞生即滑入数字游戏并依赖统计工具展开量化分析而不能自拔——尽管这一态势也基于一定数量的概率分析并突出了所谓“中心极限定理”（central limit theorem）的正态分布等显著效应，但越来越“超脱”第一手资料为基准的经验研究而依赖于第二手甚至第N手的数字统计并冠以“实证研究”之名；另一方面，行为主义研究法日益深入的个案研究（case study）范式又越来越具有人类学田野研究的基本特征，并在“质的研究”的声援中直接借鉴应用以英国社会人类学功能——结构主义代表人物马林诺夫斯基（Bronisław Kasper Malinowski）与美国文化人类学历史主义代表人物弗朗茨·博厄斯（Franz Uri Boas）共同开创的现代人类学及其科学民族志方法论。政治科学研究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研究范式（提出研究问题，确定理论假设，收集资料，分析资料，撰写研究报告，提炼扎根理论）与研究原则（客观原则，因果原则，系统原则，检验原则）；它与政治哲学根本之处在于，它始终把去“伪”求“真”与去“虚”务“实”作为唯一使命。“一个被认为是科学的陈述必须是可检验的；如果它可检验，那么就有可能是假。一个命题只要是经验的、科学的，就必须是可证伪的。倘若无法说明这个命题是假的，倘若没有足够的观察证据对该命题的要点提出怀疑的话，这个命题就不可能是科学命题。所以，一个科学命题既然允许证伪，它就不可能必然为真。”（［美］阿兰·艾萨克：《政治学的视野与方法》，张继武、段小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页）
在政治学科学化发展态势徘徊于19世纪末期而后终于奠立于20世纪60年代左右之时，源于20世纪20年代的现代人类学及其科学民族志方法论就已经基本完成自己的“文化科学”历史使命，正遭到反思／阐释人类学及其以符号仪式为表征的象征民族志的挑战甚至扬弃。虽然此一时期政治人类学刚刚萌芽于20世纪40年代，政治人类学“三化”之学科特征尚没有整体形成，但是，行为主义为主干内容的政治学科学化全过程无疑都深深浸染在现代人类学及其科学民族志所张扬膨胀的学术氛围之中。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包括政治学科学化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越来越与文化（社会）人类学的科学民族志传统相接近，逐步形成了规范的系统的政治科学范式。“在调查方法上，这个认识传统接近于现代人类学的参与者的观察方法。在学术上，它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于费孝通那样的现代中国的社会学。正是这个传统为我们指出了一个方向：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和理论。”（黄宗智：“认识中国——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三、人类学政治化的殊途与同归
人类学政治化的发展态势也是一个从无到有，从科学化到政治化的漫长过程。人类学（anthropology）首先表现为研究人的一门学科，最早它是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研究人种差异性的一门自然科学。这个学科名称首次出现于德国哲学家M.亨德在1501年的作品《人类学——关于人的优点、本质和特性以及人的成分、部位和要素》。在英文世界，使用“人类学”这个术语来指称一门研究人类的自然科学，首见于1593年。1901年，美国提出“文化人类学”范畴；20世纪20年代，英国形成“社会人类学”范畴，当下也通称为文化（社会）人类学范畴，它试图依据人类的生物特征和文化特征而不是过去片面注重生物特征，强调人类、种族与文化的差异性与相对性而不是过去片面注重差异性。正因为此，当代人类学具有自然科学、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等学术源头的综合性意义而非过去片面注重的自然科学属性。
纵览人类学的发展轨迹，我们可以看到，人类学最早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及其以后的一个相当长时期，主要表现为记录风土人情的史学文献等特征的人文学科；约16世纪17世纪左右时期，则在生物进化论的鼓噪下逐步演变为一门片面强调人种差异性与进化性的自然科学；约在18世纪19世纪左右时期，则在西方社会对于所谓“非文明”社会的殖民过程中逐步走向带有强调“殖民政治”特点的社会科学；约在20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时期，经过现代人类学与民族志合而为一不再分离，以及功能主义与结构主义人类学融合生长消除隔离，特别是现实民族志与历史民族志贯通一气为“科学民族志”等历史过程中，现代人类学及其科学民族志的科学主义旗帜高高树立起来；再约到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类学对于自身的单纯科学主义倾向进行了反思批判甚至解构“袪魅”，从而从过去单纯与科学化同步的“现代化”人类学，在民主政治的更高层面逐步反身回到了人类社会终极命运这一政治哲学命题。
一般而言，人类学可以划分为广义的人类学（人本主义学，人道主义学，人文主义学；人学），狭义的人类学（体质人类学，考古人类学，语言人类学，文化人类学）和文化（社会）的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社会文化人类学）等三个主要类型和八个主要历史时期（古希腊古罗马时期，中世纪时期，文艺复兴时期，启蒙运动时期，古典人类学时期，现代（应用／科学）人类学时期，阐释／象征人类学时期和后现代人类学时期）。
在广义的人类学类型中，人类学与民族志仍是一分为二，人类学家借用别人收集的资料整理成文。美国人类学史专家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将人类学学科史回溯到古希腊与古罗马时代，某些古代作家与学者可能被认定是人类学家的先驱，因为他们曾经研究并撰述了不同民族风俗，反映了那个时代人种与文化的差异性。（参见：Harris，Marvin.The Rise of Anthropological Theory.Alta Mira Press.2000［revised from 1968］；Harris，Marvin.Theories of Culture in Postmodern Times.Altamira.1998）一是古希腊古罗马时期（Ancient Greece／Rome），时间约在公元前4世纪—公元5世纪，主要代表人物是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学者希罗多德（Herodotus），和公元1世纪古罗马学者塔西佗（Cornelius Tacitus），这是人类历史学丰富发展时代，他们的作品主要是人类学意义上对于他人记录资料的归档整理。
二是中世纪时期（The Medieval Era），时间约在5世纪至15世纪，这近一千年的历史是人类学着眼于研究民间风俗化时代，主要代表人物有11世纪的古波斯国学者本·艾哈迈德·比鲁尼（Al-Beruni），13世纪意大利学者若望·柏郎嘉宾（Giovanni da Pian del Carpine）和14世纪意大利人马可·波罗（Marco Polo），他们的作品主要是人类学意义上的列国游历和风俗游记。
在狭义的人类学类型中，人类学与民族志仍处于一分为二的状态，人类学家被比作“摇椅上的学者（armchair scholar）”，借用别人收集的资料整理成文，大概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一是文艺复兴时期（The Renaissance），时间约在15世纪至17世纪，这可以说是人类学生物化时代，这一时期的人类学作品更多的表现出体质人类学等自然科学的属性。这个学科名称首次出现于德国哲学家亨德（M.Handt）在1501年的作品《人类学——关于人的优点、本质和特性以及人的成分、部位和要素》，当时“人类学”一词就是人的体质构造，意在研究不同地理环境中的种族差异性。
二是启蒙运动时期（The Englightenment），时间约在17世纪至18世纪，这是人类学理性化时代，人们相信理性发展知识可以解决人类实存的基本问题，因此，这也为后期的人类学科学化奠定了思想基础。这一时代的代表作是德国学者康德（Immanuel Kant）花费20多年时间才最终撰写的人类学专著《从实用主义观点看人类学》。虽然，康德不是一位严格意义上的现代人类学学者，因为他没有对人类学下一个科学化发展阶段作出论证；但是，在人类学政治化的演化历史上，我们再回到康德有关人类学的论述，特别是受到过康德人类学思想影响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康德的人类学思想，已经远远跳过紧临其后的现代人类学及其科学民族志时代，为百年后兴起的人类学政治化思潮打开了门户，从而具有人类学政治化的先驱作用。在批判地继承康德人类学思想的基础上，马克思矢志不渝地从政治哲学层面来关注整个人类的命运，他们甚至对近代以来用得很滥的所谓生物化科学化的“人类学”一词十分讨厌。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凡是费尔巴哈使用“人类学”（Anthropologie）的地方，马克思都以“人道主义”（Humanismus）代之，以彰显其人类学政治属性的观念与思维。（参见：［英］托·博托摩尔［T.B.Bottomore］：《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英国Blackwell Reference，1983年版）
在文化（社会）的人类学类型中，人类学与民族志开始合二为一，人类学学者也两样是民族志撰写者；人类学从现代人类学及其科学民族志出发，历经约四十多年之后即对科学主义倾向发起反思与批判，并从符号与文化意义的角度，重新回到人类学的人文关怀与政治哲学的终极目标。不仅如此，人类学挟裹后现代主义的“袪魅”思潮，在20世纪后期从文化多元与文化宽容的民主政治维度，展开了民族志的“多声道”表达与平等对话的“写文化”探索，为人类学政治化的历史进程涂抹上一道绚丽迷人的民主风采。
一是古典人类学时期，时间约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这是人类学的学科化时代，人类学的研究重心开始已由人类的身体转向人类的文化，但仍没有形成“文化科学”的规范研究。这一时期，人类学家开始越来越注重作品中的政治现象，更多地展示出人类学政治化的学术倾向；其间，有两个重要的表现。
第一，这一时期涌现出直接研究政治权力和法律制度等政治上层建筑方面的重要作品。如，《古代法》（［英］H.J.S.梅因，1861）、《古代社会》（［美］L.H.摩尔根，1877）和《金枝》（［英］J.G.弗雷泽，1890）等。这一时期作品中最具有政治学分量的是苏格兰学者弗雷泽所撰写的《金枝》（The Golden Bough），它通过分析世界各地宗教信仰与象征的形式差异性与本质相似性，揭示了人类社会政治权力产生、运作与更替的内在原因与基本特征。他在行文中这样指出了政治权谋的残酷与无奈，深切表达了政治人类学研究的人文关怀与价值理性，无疑具有深刻的人类学政治化旨趣。“那些居于高位的愚蠢的好人给世界带来的损害，大概比聪明的无赖带来的损害要大得多，一旦那位机灵的恶棍达到其野心的极点，而不再有任何进一步的自私的企求之时，他就可能、并且常常真就这样做：把他的才干、经验、财富转向为公众服务。对许多人来说，他们愈少处心积虑地牟取权力，他们就愈能善用其权力做出有益于公众的事情，无论他们所追求与赢得的是财富或政治权柄或其他。在政治领域中，那些足智多谋的权术家，残酷无情的胜利者，可能最终成为一个贤明而豁达的统治者。他们生前受到赞扬、死后受到怀念，名垂青史！”（参见：［英］J.G.弗雷泽：《金枝》，徐育新等译，大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71页）
第二，这一时期政治人类学研究也表现出了历史进化论下的强烈政治倾向，其中，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在历史进化论的影响下应运而生，影响深远。马克思于1867年出版第一卷《资本论》后，转而把全部精力都用于人类学研究，摘录了摩尔根、梅恩、柯瓦列夫斯基、拉伯克和菲尔等人类学学者的著作——这一时期的人类学者几乎都受到了达尔文历史进化论的理论熏陶，形成了以人类历史进化发展为主干内容、多达三万多页的人类学笔记（据说每页相当于2.2印刷页）。（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人类学家劳伦斯·克拉德［Lawrence Krader］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对马克思晚年所作的大量人类学摘录手稿进行了整理，并编译、加工和注释了马克思摘录的这些人类学文献，以《卡尔·马克思的社会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笔记》为名于1972年由荷兰阿森市范·戈库姆出版公司出版发行，迅即在国际学术界产生轰动效应）马克思对于人类学产生浓厚兴趣并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他长期以来关注和积累的结果。在文化人类学形成之前的19世纪后期，马克思全部的理论活动都与古典人类学传统及其发展形态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在黑格尔的大本营柏林大学特别是在法律系，人类学被作为逻辑判断和法规的入门课程；马克思在大学时代曾接受过斯特芬斯教授讲授的人类学规范训练，受过康德、黑格尔等哲学人类学思想的深刻影响，并以“人本学”（Anthropoontology）等概念改造过费尔巴哈的哲学人类学范畴；因此可以说，马克思最初接触的人类学是一种旧式的理论人类学，它集中于自知—主观精神。（参见：［美］D.凯利：“垂暮之年的马克思与人类学”，黄育馥译；载美国《思想史杂志》，1984年4—6月号）恩格斯于1884年完成的《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则是在执行马克思《人类学笔记》遗著基础上的成果。《人类学笔记》与《起源》可以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最有代表性的具有鲜明政治人类学价值的鸿篇巨著。
二是现代人类学时期，时间约在19世纪末及至20世纪时期，这是文化（社会）人类学的“文化科学”时代。人类学开始探索真正与民族志撰写融合为一体并着重开始从片面地追逐生物化的“体质科学”研究，华丽转向探索功能结构主义的“文化科学”研究。虽然在“二战”前，英国“社会人类学”与美国“文化人类学”仍在人类学科学化的探索上各有侧重，但其后英国与美国人类学家彼此融合，以“文化科学”为主导的人类学开始茁壮成长，即今天所谓文化（社会）人类学或者社会（文化）人类学等同一含义的不同称谓。19世纪末，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首先在巴芬兰和英属哥伦比亚领导了一次人类学探险；不久，英国人类学家哈登也在托雷斯海峡展开了一次探险。这是人类学从书斋时代转向田野工作时代的起点，也是人类学与民族志合二为一的起点。
“文化科学”时代的科学性基础，是由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所奠定的，他积极参与编撰《人类学笔记和问询》（1874年初版）（Notes and Queries on Anthropology，for the Use of Travellers and Residents in Uncivilized Lands），开启了人类学研究与民族志撰写融合一体的历史进程。（参见：Stocking，George.1995 After Tylor：British Social Anthropology 1888—1951.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p15）这本《人类学笔记和问询》随即成为英美等国人类学家从事田野研究的范本与指南，也是至今人类学家从事规范田野研究的一部“圣经”。英国人类学家哈登（Alfred Court Haddon）于1898年率领一支多学科的探险队前往托勒斯海峡群岛（Torres Strait Islands）开展一系列田野研究时，就是得到了这部“圣经”的启示，并通过探险队的田野工作与研究发现，为日后的“文化科学”旗帜下的民族志书写补充完善了新内容；紧接其后，波兰裔英国人类学家布朗尼斯劳·马林诺夫斯基也是拿着这本“圣经”，展开了更加密集的田野工作，形成了功能主义“文化科学”民族志，其代表作是《西太平洋的航海者》（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1922）；自此以后，在马氏革命性的创建下，文化（社会）人类学家积极倡导亲身前赴当地与深入田野研究，强调以参与当地活动的方式开展对“他文化”的规范研究。在这种风气影响下，政治人类学也逐步开始发展成独立研究的专门学科，主要代表作如：《北美土著资料中所见到的国家起源》（［美］W.C.麦克劳德，1924），《国家起源》（R.罗威，1927）；（参见：范可：“政治人类学今昔”，《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特别是到了20世纪40年代，随着M.福斯特和E.E.埃文斯-普里查德所编撰的《非洲政治体系》（参见：Fortes，M.and E.E.Evans-Pritchard.1940.African Political Systems.Oxford University Press），以及E.E.E.埃文斯-普里查德《努尔人》（参见：Evans-Pritchard，E.E.1940，The Nuer：A Description of the Modes of Livelihood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of a Nilotic People.Oxford：Clarendon Press）等有关尼罗河畔初民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等系列著作的出版，政治人类学才初步形成自己的学科范式。还值得一起提是，E.E.埃文斯-普里查德《努尔人》在政治人类学研究范式上试图描述并解释无国家——秩序社会的内在控制系统，揭示出人类社会政治生活中通行的有关社会控制与政治统治的一致性和共同性——即使初民政治生活与现代政治生活在形式与内容上有着巨大的差异。
虽然，这一时期的英国人类学在马氏与布朗（Radcliffe-Brown）的开拓下创造性发展为“文化科学”为特征的结构——功能主义人类学，同时又融合美国博厄斯（Franz Boas）的历史人类学等研究风格，最终演化为科学民族志为标志性内核的文化（社会）人类学；但是，这一时期的文化（社会）人类学的政治化倾向与殖民政策化色彩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还要突出（注：这些睿智的人类学家并没有完全坠入西方殖民者设下的种种政治圈套，成为他们成功侵入“非文明”社会的“急先锋”，相反，这些心怀人文精神的现代人类学家充分展示了他们对于“异文化”的尊重与敬仰，特别是在文化比较中表现出了超越自身定位的文化相对主义思想），与此同时，文化（社会）学家的任何有效的“文化科学”研究，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宗主国政府以及殖民地政府的慷慨支持与研究资助。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此一时期无论打着什么样“文化科学”旗号所从事的文化（社会）人类学研究，多多少少都离不开人类学政治化导向，离不开民族志书写政治化需求。
以上这一点，在E.E.埃文斯普里查德《努尔人》（参见：［英］埃文斯-普里查德：“序”，《努尔人——对尼罗河畔一个人群的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描述》，禇建芳等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他在该著的“序”中坦率地写道：“我所做的这项关于努尔人的研究是在英—埃苏丹政府（the Government of the Anglo-Egyptian Sudan）的要求下进行的。英—埃苏丹政府是这项研究的主要支持者，还慷慨出资促成了研究成果的发表。本研究的一部分还得到了莱沃霍姆研究基金委员会的支持。在此，我谨向苏丹政府和莱沃霍姆研究基金会致以诚挚的感谢。”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人类学家已经大大不同于古典人类学时期及其以前的人类学家了，他们不再是丰衣足食无所事事然后或者周游列国访山问水或者搜肠刮肚百般整理资料但特立独行我行我素的那种“纯玩”派学者了；相反，他们现在已经成长为虽然具有独立思想但不能独立行事的纯粹学者了，需要在个人生存与学术创造之间做出明智的选择；也就是说，他们这一时期的关于“非文明”国家与地区初民社会的研究，绝大多数是在“文明”国家及其扶持的殖民地政府的官方资助下进行的，甚至其研究成果也需要在官方出资下才得以发表出版。从这个角度而言，这一时期的“科学文化”为主题文化（社会）人类学研究，无论如何都摆脱不了“人类学政治化”的干系。
四、民族志“写文化”的多元与统一
在文化（社会）的人类学类型中的后期发展过程中，人类学政治化趋势产生了巨大的裂变，即文化（社会）人类学从单纯地被动地单向度地反映揭示“非文明”初民社会的政治生活，向着消除人类学学者学术“霸权”、抛弃研究者对于被研究者所拥有的文化“主宰”地位等等政治特权这个方向发展，演绎出反思批判“文化科学”的“文化阐释”风格，并更进一步放弃原先保留下来的最后一丝文化“权力”即不再主动地人为地一厢情愿地“解释”文化，而是谦卑十足地“邀请”被研究者甚至预期读者来一同重新建构“多元一体文化”，并冠以“写文化”的美名大行其道。在这种所谓后现代主义思潮泛起的时空背景之下，文化（社会）人类学学者并不因“丧失”文化“主权”等政治特权而懊恼生气，相反，由于这些学者们所倡导的利益主体多元利益多样所展现出的“多声道”并存共荣的民主政治色彩，而日益受到全球一体化、政治民主化等世界发展潮流的热烈欢呼和大加赞赏。或许，这正是民族志“写文化”的新风格新时尚加快了政治学科学化与人类学政治化的高度融合，催化了政治学科学化、人类学政治化与民族志“写文化”三位一体共同发展的新型政治人类学的产生与发展。
文化（社会）的人类学类型中的第三个阶段是阐释／象征人类学时期，时间约在20世纪中期至20世纪70年代，这是文化（社会）人类学以“文化阐释”代替“文化科学”的反思批判时代；其代表性作品是美国人类学家格尔兹（Clifford James Geertz）的关于“地方性知识”与“阐释人类学”等系列论著。一方面，阐释人类学关注的是文化符号的破译以及对文化行为的深层描写及阐释；另一方面，它更加注重人类学田野工作后“地方性知识”及其“扎根”理论的提炼。此一时期的主旨虽然表现为“阐释人类学”，是对“文化科学”的反思，但人类学政治化的历史趋势更加深刻地通过民族志“写文化”的形式得以伸展与夯实，也就是说文化（社会）人类学不仅继承与发扬了旧有传统的政治化情结，即进一步关注与描述人类政治生活的内涵与方式，同时还创造性通过“多声道”表现形式，在民族志文本书写中刻意引入了被研究者的立场观点与见解，并为预期的读者们留下了参与式思考的广泛时空。
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兹在20世纪80年代左右时间里通过有关巴厘岛的政治结构与政治生活的一系列民族志撰写，热衷于对“意义的政治学”（the politics of meaning）展开研究，试图解开“有秩序的无政府状态”这一“远方文化的迷”。（参见：［美］克利福德·格尔兹：《尼加拉：十九世纪巴厘剧场国家》，赵丙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格尔兹出版于1980年的《尼加拉：十九世纪巴厘剧场国家》，从政治学科学化的视角来研究尼加拉——德萨的共同体利益之制度性安排与实施活动，从人类学政治化的视角来对西方政治学国家理论与尼加拉非正式国家体制的“剧场国家”实践进行政治文化比较，从民族志书写方法上探讨从“文化科学”到“文化阐释”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在有关尼加拉“剧场国家”的书写文化中，他强调了人类学范式下的象征民族志书写，明显表现出政治哲学转型的旨趣，并在多元集体主义与东西方国家主义的国家范式中不断作出文化符号的比较，从而引申出人类学范式下的政治学新型国家理论——“剧场国家”无疑向传统的政治哲学与政治体制提出了严峻挑战。
文化（社会）的人类学类型中的第四个也是最近的阶段是后现代人类学时期，时间约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是文化（社会）人类学的多元共存政治时代；其代表性人物是美国人类学家乔治·马尔库斯（George Marcus）与詹姆士·克力弗德（James Clifford），他们在思索民族志权威（ethnographic authority）基础上，提出“多声道”民族志文本，体现多元共存的民主价值观念，并冠以民族志“写文化”的旗号从而布达天下。
但是《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是一本论文集，从民族志的真实书写角度来考虑，个人愚见还是以拉比诺（Paul Rabinow）关于摩洛哥田野的民族志为例更能说明此一时期民族志“写文化”的内涵与形式；也即实验民族志指向的利益多元化主体多样化背景下，不同表达方式的合法性，以及民主、平等与和谐的多元一体性。（参见：［美］保罗·拉比诺：《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高丙中、康敏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我们知道，作者从美国出发，经由法国来到了摩洛哥开展人类学的田野工作；他通过“把对对象的研究作为研究对象”（参见：布迪厄［Bourdieu］在该著所写“跋”），通过布迪厄对作者在田野工作与民族志书写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系列划时代意义的“决裂”（与传统观念决裂、与自满态度决裂、与所谓毫无杂念的自信决裂、与科学所依赖的奠基思想决裂），最终“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是美国人”，达到了“通过对他者的理解，来绕道理解自我”的这样一种文化多元一体的民族志“写文化”目标。
综上所述，本辑虽然是有关“民族志”书写的论文汇集，但从新政治人类学角度来看，无不体现了“政治学科学化”“人类学政治化”“民族志‘写文化’”的同一性。政治学科学化的历史过程不可能离开人类学政治化特别是民族志“写文化”而独善其身，换言之，没有人类学政治化特别是民族志“写文化”的发展历史，政治科学就无法真正地迈向“文化科学”的圣殿；但政治学科学化并没有丝毫削弱其政治哲学的内在本质特征，相反，正是政治科学旨在实现社会公共利益和满足人民“善的生活”的政治终极目标，才能够与人类学政治化特别是民族志“写文化”的多元一体化民主政治内涵充分有机地相通相融。
总的说来，政治人类学学科建设似乎表现出“三位一体”式的同一性：一是政治学科学化是政治学发展的方向，政治学科学化离不开文化（社会）人类学意义上的田野工作与扎根方法；二是人类学政治化是文化（社会）人类学发展的方向，人类学政治化离不开政治哲学意义上的价值理性与人文关怀；三是民族志“写文化”是民族志发展的方向，民族志“写文化”离不开利益主体多元化和利益种类多样化前提下的对话协商与包容共存。“科学”“文化”“民主”的内在统一，“政治学科学化”“人类学政治化”“民族志‘写文化’”的归化同一，这正是新政治人类学需要思考的地方。
2015年11月8日
于师大新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