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发性的、随意性的和业余性的民族志时代

有文字而又重文献的民族大都有自己的文化特色的民族志。中国史籍中的“蛮夷”传（偏重纪实的）、《山海经》中描写远方异族的文字（偏重想象的）可以归入此类。在西方追溯民族志的历史，希罗多德被推崇为较早的民族志作者。各个民族在文明的较早时期对异族的描述多有想象的内容，不仅是中国的《山海经》描写异形人，西方早期关于异族的记录也有这类想象，如对无鼻种族的描述，对嘴小到要用麦秆吸食的人种的描写（Oswalt，1972：14）。在中世纪，一些商人和朝觐者在东方旅行的见闻，如《马可·波罗游记》是地理大发现之前的民族志的代表。在西方的地理大发现之后，大量出现的民族志才主要以无文字的原始部落为对象。探险家因为主要以地理发现为目标，与土著只有短暂的遭遇，又不懂当地语言，所以对土著的描述都很肤浅。其中，一些探险活动与土著的联系受到后世人类学家的关注，如，库克（James Cook）船 长在1768年 至1779年对太平洋岛屿的探险。其中，一些著述被后来的民族志学者所重视，如，赫恩（Samuel Hearne，1745—1792）提供的关于加拿大西北部奇帕维安印第安人的知识成为关于这个部落的最早的民族志知识（Hearne，1795）。他描写了他们的季节性活动、超自然信仰体系、对因纽特人的抢掠行动。它触及异族的生活达到了一定的深度，算得上是此类民族志中的佼佼者了。这些都是利用路过异地异族的见闻撰写的民族志游记，再就是到土著地区居住的西方人所编写的民族志报告。一种情况是作为俘虏或者是作为意外后果而被迫在土著社会生活较长时间，后来侥幸跑回白人社会，把自己的经历和见闻讲出来，写成有较好的资料价值的民族志，它们关于异族生活的记录相当准确、具体而生动（Oswalt，1972：28—32）。一种更常见的情况是传教士以多年生活为基础所写的民族志。传教士长年累月与土著打交道，也逐渐学会了土著的语言，可以进行比较广泛而深入的交流，但是他们的知识兴趣通常都很狭窄，他们的报告和记录主要围绕与宗教信仰有关的方面，很少把笔触伸向当地日常生活的多个方面（同上：41）。他们生活在当地，但是知识兴趣的偏狭使他们无意系统地表述当地社会生活。(https://www.daowen.com)

在爱德华·泰勒撰写《原始文化》（1871年出版）需要征引信息质量高的材料的时候，他应该是感到了已有的民族志记录的缺陷，所以他积极参与编撰《人类学笔记和问询》（1874年初版）（Notes and Queries on Anthropology，for the Use of Travellers and Residents in Uncivilized Lands），主要为那些往来于英国殖民地的各种人士业余写作民族志报告提供调查和写作的大纲，以便新兴的人类学知识群体能够有信息更丰富的民族志资料可用（Stocking，1995：15）。这是人类学从业余时代走向专业化时代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业余的人类学主动指导业余的民族志，就开始了人类学把民族志建构为自己的方法的奠基工作。这个指导性的手册后来不断得以修改，对于提高民族志的信息质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人类学收编民族志、提升民族志，需要一个积累的过程，还需要一个“文化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