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互动中“我”出场

科学民族志的叙述人称通常是第三人称复数，即便字面上没有直接出现“他们”而出现“XX人”“XX族”，实际上也是用的第三人称复数。人称，如马丁·布伯（2002：31—119）所言，不只是一个指示代词，同时，也“捆绑”着复杂的权力关系。用第三人称来叙述可以保持叙述者与对象的距离，有效控制叙述者的主观感情介入，为整个叙述营造一种客观、科学的面相。我们提到，这种效果正是科学民族志作者为维持其科学研究者形象和文本的科学性外观所力求达到的，起初也许确实有利于研究的客观与真实，但变得程式化之后却恰恰会阻碍或损害民族志的真实性。许多情况下，不套用这种貌似科学的程式、格调来写作，反而更切近于表述的真实。

叙述人称的变化是实验民族志写作的又一个明确标记。实验民族志作者往往采用第一人称“我”或第三人称单数“他”来叙述，例如，鲍文的《重返笑声》、布里吉的《永不生气》、杜蒙特的《头人与我》、卡斯塔尼达的“唐璜”系列、谢泼得的《爱之叶》、萨达的《致命的言语》等文本均以“我”来叙述，克拉潘扎诺的《图哈米》兼用“他”与“我”为叙述人称。实验民族志的反思性要求促使作者暴露自己真实的情感和内心的想法，这在叙述形式上自然造成“我”的出现。反过来，“我”在科学民族志中的很少出现则意味着无反思或不专门针对研究者自我情感、思想进行反思。“我”的出现是反思性的一个必要条件和必然征兆。“我”跃然纸上，化为与文本中其他人物同呼吸、共患难，同样有血有肉的人物。作者不再隐身于文本之后，全知全能地操纵着人物的话语和行为，这正符合对话要求的平等精神。人称的复数转为单数，个性化的自我就开始登场。“我”而不是“我们”（本文化、学科传统）在发表自己切身的感想、言论，甚至与“他”或“他们”站在同一立场来质疑“我们”，与“我们”进行对话。“我”方唱罢“你”登场，我、你、他一并卷入到某一事件或关系性谜题中。

一旦“我”从“书斋”走进“田野”，面对现实中的对象，与之发生交互性关系，一些具体而现实的事、情就会在“我”与他／她之间涌现、凸显出来，“我”的经过设计或偶发的言语、举止、行动会诱发、唤起对象连锁反应，对象的特定反应反馈给“我”，又会诱发、唤起“我”相应的思想、行动与言说，如此循环往复。新生的、如果“我”不来到对象面前就不可能在“我”与对象身上发生的事、情、理就发生了。(https://www.daowen.com)

“我”——“他”互动的结果不仅在对象上有所体现，而且也使“我”受到各种层次的触动，引发出个人经验层面的具体情志反应或基于这种反应的文化间性反思。虽然在田野外、书斋内寻索、批阅关于异文化的文献记载、理论学说亦会触发个人或文化的反思，但这种反思是单维的、只属于“我”自己一方面的，没有现实的、鲜活的主体间的互动。这两种类型的反思（单向度反思／互动性反思）的情境、心境及最后所得自然是不同的。互动性反思由互动双方合作完成，总是伴随着一些具体的事、情、理的发生，这些事、情、理有许多是偶发、突发的、出乎“我”的逆料与控制。互动性反思可以找到事件性的出处和情感性的“触处”，甚至一段关于它的“故事”，因而较“书斋式反思”更为真切和有生命。

互动有“我”多层面的情感、思绪参与其中，“我”在互动中生成。“我”是这种互动的当事人和唯一记录者（对象参与互动，但不参与互动性文本的建构）。“我”可以说是互动的主角，由描述“我”而切入互动最合适不过。“我”不仅在建构着对象的实在（经我看、我听、我感、我思，透视对象），在建构着互动实在（“我”与对象外在、内在的交往、摩擦、碰撞、谅解和误解等），也在建构着“我”因互动而生的实在（“我”因互动而生的事、情、志、思与反思，如像卡斯塔尼达一样，震撼、迷惑甚而土著化的过程）。互动实在是“我”进行自我建构的实在，在文本中“我”不仅充当叙述者的角色，也像一个有生命的主人公一样被塑造。经由“我”的讲述，读者不仅了解“我”抽象的思想、理念及我对对象的具体看法，也结识了处于互动中的“我”——“一个生命”。而且，“我”犹如一个视窗或一个导游，经由“我”（不仅是作为理性的研究者的“我”）读者可以更明白、切己地体察到对象的实在，好像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思也发生在他们（读者）身上一样。“我”既是读者的眼睛，又是对象活着的、活动着的“反射器”，对象在“我”身上烙刻鲜活的印痕，“我”把这印痕展现给读者。在现实的互动中，“我”是对象的影子，在互动性文本中“我”亦是对象的影子。通过文本中“我”的叙述与塑造，互动实在得以显现出来并保存下来。“我”是互动实在的现实及文本的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