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话中兴起的实验民族志

马尔库斯和费彻尔总结了西方民族志实验的历史，他们把这些实验文本分为三类：心理动力学实验文本、现实主义实验文本和现代主义实验文本。应该说，现代主义民族志是最具有实验精神的民族志，前两种实验类型的一个共同之处是面向对象本身，朝对象纵深处开掘或剥离对象上附着的杂质以“提纯”对象，这与科学民族志表达的是同一个方向的努力，是对象取向。而现代主义民族志体现出实验者努力摆脱这种研究及表述的单向度，从对象那里抽身而出，反观自身，是互动取向和自我取向，对科学民族志形成“反动”，拥有全新的视野。现代主义民族志有四种修辞策略：对话、话语、合作文本和超现实主义（乔治·E.马尔库斯，米开尔·M.J.费彻尔，1998：75）。

对话文本的共同点是把研究重点集中于人类学家和报道人之间的对话上，从而展示“民族志知识是如何产生的”这一认识论问题，例如，鲍文的《重返笑声》，描绘她在田野工作中的伦理困境，让·布里吉的《永不生气》再现作者如何克制田野工作中油然而起的恼怒、敌对情绪，又如，拉比诺的《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杜蒙特《头人与我》以及卡洛斯·卡斯塔尼达的“唐璜”系列等文本。另一共同点是大量采用民族志作者的田野记录和日记，其中，布满个人回忆、情绪、感受甚至梦幻，如《唐璜的训诫》讲述“我”与萨满唐璜的精神交流，其间为萨满的通灵术和致幻剂引发幻觉发生信念与心态的转变而“土著化”；谢泼德的《爱之叶》写“我”进入喀麦隆南部雨林的恩图穆部落收集解释他们的格言并从中提炼出用以反思西方文化的智慧。特别一提的是柯文·德耶尔的《摩洛哥对话》，它一部略加编辑的访谈笔录，有意不事修饰，以暴露现民族志如何通过对田野原始记录进行“干净利落”的文本“深加工”，从而掩饰其异文化表述的真正目的，也显示了田野工作者貌似权威的论述实际上依赖的是不完全的甚至不可靠的资料掌握。“他把田野工作的全部资料摆在读者面前，促动读者自己去判断这些材料能用来做些什么”（同上：104—105），他提示读者其文本的核心意图在于提供一个充分展示民族志参与者——在他看来包括人类学者、对象及读者——相依互动关系的机会，并由之而触发对传统表述形式的怀疑。

利用话语来实施的修辞策略是指“按照言语互动的修辞魔力和创造性来建构文本”，强调“口头话语的主动性并力图以文本形式捕捉这种主动性”（同上：105）。法弗雷特-萨达的《致命的言语：博卡吉人的巫术》写“我”亲身卷入一场法国农村的巫术话语交锋中，以“我”的切身体验来修正其本文化读者的错误“先见”。它的微妙之处在于把读者放入一种作者事先指明的知识“遮蔽”位置，以诱发出其自卫本能、辩解欲望，进而被劝服，去其所蔽。(https://www.daowen.com)

所谓合作文本是指由报道人和人类学家共同创作的文本。在科学民族志中，报道人为人类学家提供信息，人类学家进行概括文饰，报道人只是“事实”的一个组成部分，没有独立的“声音”，他的声音被人类学家“滥用”，他的“生命”被概括成人类学家的“事实”。合作文本的一个突出特征是文本的编织运用类似于音乐织体法中的复调形式（polyphony），让不同的“声音”、观点在民族志文本中平行展开。克里福德曾指出，维克多·特纳如何压制翻译卡希那卡吉的第三种“声音”，把多种“声音”、多种观点“修剪”为边的对话，再使对话附属于他的一元权威。特纳的例子呈现出传统人类学文饰、削减对象话语的一般程序，无论这种“手术”是有意而为之，还是在一种学科惯习、理论无意识支配下被动实施的。合作文本之为一种“实验”就在于使单向度的一种“声音”充实、扩张为多声部的“共鸣”“喧哗”。这样的文本如伊安·马伊耐波与拉尔夫·布尔麦尔合作的《我的卡兰乡村之鸟》，多那尔德·M.巴赫、朱安·格雷戈里欧、大卫·I.洛佩兹与阿尔伯特·阿尔瓦雷兹合作的《皮曼人的萨满信仰》。

超现实主义民族志实验可举文森特·克拉潘扎诺的文本《图哈米：一个摩洛哥人的图像》为例，这是现代主义实验中“最具挑战性”的一个文本。它提出一个难题：如何表述和解读个人的内心体验。主人公图哈米在表达他的痛苦和困惑时使用的充满幻想和回忆的“隐喻”，因为惯常的平铺直叙所揭示的日常事实已无法容纳他的心灵想要说的东西。这种“活的隐喻”（利科语）具有“死的事实”无法比拟的真实性，然而困难在于表述者与解读者都陷于一种暧昧的模棱两可的心智状态，正像英国文学评论家燕卜逊（1997：63—241）说的“含混类型”。作者的解读、传译可能会成为“主观的过度解释”，对此，克拉潘扎诺的处理方法是“提供了经他编辑的访谈笔录，邀请读者一起对这些素材进行解释”（乔治·E.马尔库斯，米开尔·M.J.费彻尔，1998：107）。他向读者坦言他对解释、传译图哈米“隐喻”的意见以及变相地成为图哈米“精神分析师”所带来的苦恼，供读者进行“再解释”和“再分析”。这样做的目的，仍然是使民族志作者“去权威化”，让读者参与解开民族志神话的神秘“面纱”。与德耶尔《摩洛哥对话》简化编辑文饰以淡化作者权威的做法不同的是，克拉潘扎诺使文本材料编辑的人为性极端化，同时极度透明化，让读者透视文本的真实制造过程，包括对传译的处理和解读传译时的犹疑，似乎他完全没有信心驾驭意义和文本。在叙述技巧上，则借用超现实主义文学手法来描绘梦幻、无意识心理活动，使整个文本看起来犹如“一系列互动片断的凑合”（同上：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