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海外去”的全球视野

我们现在讲“到海外去”，其实，西方人类学在发展成经验科学，或者说研究者和田野资料获得者统一起来的时候，也是在这个发展框架里面。大量传教士、商人在世界各地散布开来，并初步积累了一些游记、笔记，第一代人类学家已经能拿这些材料作研究之后，研究者才到海外去通过参与观察的方法获得资料的。从马林诺夫斯基的研究中能看到，当人类学家到现场的时候，已经有一些西方人在他之前在这个现场或到了现场。实际上“到海外去”作为一个学术的导向已经是一个社会潮流。在中国，如果把“到海外去”作为一个社会浪潮，那么通过两个路径是可以把这个问题说清的。

第一是中国的物流。中国生产的商品已经在世界各地出现。最初我们把出口换汇作为国民生产优先发展的，因为新的产品和技术需要外汇购买，但我们又是外汇稀缺的国家，所以优先发展出口外贸。这个动力作用多年之后，外销已经发展到非常庞大，为国内消费的生产反而变弱，导致国内很多经济问题出现。这是后话。中国作为物的生产者在全世界各地体现，并且过度体现，相反，中国人类学到世界中去的启动太晚了，对这个潮流的反应太迟钝了。(https://www.daowen.com)

第二是中国的人流。中国人成为世界表象的消费者，形成了势头很猛的大众旅游。中国人一般是去发达国家，如果发达国家让我们去的话。开始的时候发达国家不让我们去，我们就去香港和澳门，一方面因为近，一方面也确实因为发达。长期以来，对于中国以外的政治和文化空间，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有些甚至是责骂的，但人就是很奇怪，对有些骂的对象反而很有兴趣去靠近和了解。就是说我们整个国内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传播让我们对外部世界产生了高度的好奇心态和想象的热情，这些东西诱导我们中的有些人在有条件之后去验证和感觉，到不同世界去触摸，这样就形成了大众旅游这种对世界表象的消费。

不管是中国作为物的生产者，还是中国人作为世界表象的消费者，这种庞大数量和高密度的物和人在世界各地的出现，与中国社会科学的跟进之间确实是有巨大的时间差，这样一个时间差在我们今天看来，是中国整个学术界的难堪、羞耻，或者用柔和点的话形容，是来得太晚了。“到海外去”作为社会浪潮已经离得很远了，急需我们社会科学跟进，而人类学要在其中做先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