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时代民族志的属性比较

总之，三个时代的民族志可以用婚恋的三个阶段进行类比。第一个时代的民族志作者与对象就好像是跨国跨种族婚姻的第一次见面，时间短，语言又不通，回头要讲给其他也对此关心的人听，除了若干直观的描述，再想多说，只有靠转述或自己的想象（或许是一见钟情似的万般好，或许是源于种族隔阂的各种误解）。第二个时代好似和亲远嫁的状态。作者与对象已经是婚后同居，共同生活、亲历亲为的事实使所有对这种关系有兴趣的人都认为当事人之间知根知底。作者就像是媳妇回娘家，讲婆家的新奇事情或者日常琐事，娘家人自然都是相信的，尽管媳妇有可能是只找合适的话说而实际上的情况要复杂得多，反正她所处的地方很远，娘家人对那里的语言也不通，也不能和她的对象直接交流。第三个时代就不是一方说话了，作者与对象的关系像是现代闹离婚纠纷的局面。女方讲自己在婆家的遭遇的时候，明确知道自己所说的并非唯一被听到的叙述，对方也是能够到仲裁的现场讲话的。聪明的女士会尽量实事求是，甚至帮对方把话说出来，体现自己的诚意和善意，否则，在仲裁人或者陪审团那里落一个枉顾事实的恶名，连真话也没有人听了。(https://www.daowen.com)

在民族志发展的三个时代，观察者进入对象世界的深度、在文本中留给对象作为主体的空间以及对读者的心态都表现出巨大的差别。第一个时代的主要特征是业余者的自由放任：由于进入写作的门槛低，那些人走马看花，大多是浮光掠影；经常是信手拈来，自由发挥；一边是姑妄言之，另一边是姑且听之，爱信不信，悉听尊便。写作的理由和阅读的动力主要聚焦于“新奇”。第二个时代的主导特性是凭借专业规范所树立的公信而对科学的标榜：一改缘于遭遇、路过、旁观的资料获取机会，以专业训练的素养深入对象社会进行参与观察，语言工具够熟练，居住时间够长久；文本作为体现“科学”的工具，越纯粹越好，因为相信民族志是因客观而成立（Oswalt，1972：11）。民族志研究者坚信自己看到了真相，抓住了真理；讲的是事实，得出的结论是科学，那么，读者没有理由不信任研究者，没有理由不相信民族志。第三个时代的主要精神是对反思性和真诚的承诺。这个知识群体勇敢地承认民族志研究的实际状况与标榜的理想之间的距离。与以前的职业理想讲了太多的“真理”不同，现在更多的努力是在维护“真诚”的底线。现在的研究者有更多的坦白，交待更多的背景，体现更多的自知之明和自我反思。第三个时代是一个多元发展的时代，民族志在各个方面都变得更开放。它在文体和风格上更开放，对话体受到青睐，修辞具有了正当的地位。它被人类学之外的更多学科所借重，其中，教育民族志、科学技术民族志的兴起尤其具有特殊的意义：民族志过去一直都是写现代学校教育和科学技术之外的社会世界的，现在则进入了“现代体制”的核心（拉比诺，1998）。这种变化最能够说明民族志的开放程度和开拓力度。民族志也更多地向哲学、政治、历史、艺术和主流社会的公共议题开放。近二十年的民族志在对象、文体、风格和学术、思想的引用资源上都变得极其多样了。仅以关于中国社会的民族志为例，它们既有以传统的农村社会为对象的，也有以都市为田野的；既有写农民的，也有写工人的；既有写传统的亲属制度、礼物交换的，也有写炒股和商场的。一些成功的民族志，如穆葛乐（Erik Mueggler，2001），即使是写边远的农村，也是在当代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框架里挥洒颇有艺术匠心的笔墨，借助多样化的手法把农村的当代史写出来，把农民的内心世界和心路历程写出来，把农村与大社会的联系写出来。这个时代的民族志绝不简单，真的属于这个时代的社会与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