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与反思：实验民族志叙述分析①
李 立
① 作者简介：(https://www.daowen.com)
李立（1970—），男，云南昆明人，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云南大学民族学博士，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出站博士后。
摘 要：早期的民族志写作风格尚未形成定式，种类繁多，有些文本充满写作技巧上的探索。但20世纪30年代后，以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为代表的功能主义逐渐一统天下，功能主义民族志也逐渐成为民族志写作的规范格式。随着语言学领域研究的新进展及其影响的扩大，以列维-斯特劳斯为首的结构主义崛起，对象的意义问题引起人们的关注，至20世纪60年代解释人类学作为一种新趋势登上人类学舞台，从而动摇着功能主义的“霸权”地位。传统的功能主义写法再也不是唯一可供选择的范式。有的民族志作者已失去沿着传统叙述风格继续“走下去”的信心。于是，实验民族志为达成更高的民族志真实性在表述形式上进行着探索。
从文体特征看，《忧郁的热带》是一部带有实验风格的自传性游记。与马林诺夫斯基在面对公众的书写中施展的“隐身术”形成对比，斯特劳斯在这部公开发表的作品中真诚而艰苦地暴露、“解剖”自我，反思与自我批判的言辞锋芒毕露地充盈于字里行间。这部著作出版十多年后，许多充满双向建构精神的实验民族志被书写出来。与以往的文化书写相比，这是单向度建构向双向度建构的转变。在这个意义上，斯特劳斯堪称实验民族志的先驱。
与实验民族志相比，功能主义科学民族志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叙述声音的独白性。虽然对异文化的描述是民族志研究旨趣所在，但读者透过字里行间看到的往往是书写者站在本文化立场、价值发出的单一声音。因为民族志文本是建构的产物，即使身处同一田野，不同作者所看到所书写的也并不一样，所以号称科学的民族志同样无法避免“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命运。一方面，社会变迁造成研究对象的社会经济结构、日常生活、民俗信仰等状况发生了变化，使后来的研究者对前人研究的客观性产生怀疑；另一方面，不同研究者的知识结构、生活背景、方法论取向、兴趣点的不同也导致他所看到的与别人看到的不同。
而最具有实验精神的民族志，体现出的是实验者努力摆脱这种研究及表述的单向度，从对象那里抽身而出、反观自身，是互动取向和自我取向，对科学民族志形成“反动”，拥有全新的视野。它“邀请”对象卷入并协同民族志作者完成这场文化／人类学反思。在平等的对话关系中，原先封闭于学科场域、支配着话语／权力的知识生产者的单向度权威才会向学科与知识之外开放和让渡。然而，写作中再激进的权力下放，最终还得由那个握有终极权力的人——写作者来确定话语的呈现方式。于是我们发现，强调瓦解民族志权威的“对话性文本”，与之前“独白性文本”一样，也不过是一种写作方法而已，其中，任何一种模式并不能成为优于其他模式的权威模式，它们都不是民族志最终的归属。就此而言，独白是必然，完全不受作者独白制约的对话只是革新者的乌托邦梦想。
民族志的终极目的是真实的表述对象与研究者的民族志经验，我们无论做／写什么，怎样做／写都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因而，事实也罢，故事也罢，甚至小说的形式也罢，只要有利于这一目的均可吸纳到民族志的书写中。小说叙事，也许不具备事实性或客观性，但却具有意义甚至意义深远，却具有真实性甚至是超过事实、现实的真实性，这一点也许是它与民族志表述的“焊接点”。因此，本文试图通过对比小说与民族志的真实性以及“故事”与“事实”在民族志研究中的位置，讨论民族志书写对小说叙事借鉴的可能性。
关键词：功能主义 实验民族志 小说叙事 真实性
早期的民族志写作风格尚未形成定式，种类繁多，有些文本充满写作技巧上的探索，比如阿道夫·班德·利尔以民族志陈述形式写出的关于普博洛印第安人的小说，博厄斯以纪实文学的手法整理文化资料（乔治·E.马尔库斯，米开尔·M.J.费彻尔，1998：49）。20世纪30年代后，以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为代表的功能主义逐渐一统天下，功能主义民族志也逐渐成为民族志写作的规范格式。随着语言学领域研究的新进展及其影响的扩大，以列维-斯特劳斯为首的结构主义崛起，对象的意义问题引起人们的关注，至20世纪60年代解释人类学作为一种新趋势登上人类学舞台，从而动摇着功能主义的“霸权”地位。然而，民族志的功能主义写法却保持着相对的稳定性和权威性，这主要表现在“民族志现实主义”这种由功能主义开创的写法依然被视为评定民族志好坏与可靠性的标准。功能主义理论式微而功能主义写法却依然如故，这种历史遗留下来的“错位”肯定有其不合理的一面，当然会遭到来自各方面的挑战。
在《后现代状况》中，利奥塔从知识表述或说“叙事”的角度总结了时代状况的最新症候群：以往在知识上可能达成的“共识”现在已不可能，总体的“宏大叙事”正被各种局部的、寻求着各自合法性的“小叙事”取代，各种“叙事”范式之间不可通约，对话与协商呈现出一种“游戏”特征，人们开始从对象本身转而关注对象的表述，体现出对表述的策略和技巧的追求，原先制度化的规约因素如总体视野、统一的范式风格和“宏大理论”模式的权威渐渐松弛，对象的认识失去统一的范式，对象的表述也失去统一的范式。“实验时代具有折衷、脱离权威范式而进行观念游戏等特点，提倡展示与反省，对于在实践中的事物，采用开放态度，对于研究方向的不确定性与不完善性采取宽容的态度。”（同上：11）范式的危机同时就是表述的危机。这种危机源于“对描述社会现实手段之充分怀疑”（同上：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