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类学民族志的撰写模式
马尔库斯和库斯曼把马林诺夫斯基和他那个时代的民族志划归入“现实主义民族志”类别之中，他们对这类民族志特点的分析，有助人们从文化撰写视角认识那个时期的科学民族志（George E.Marcus and Dick Cushman，2006：382）。
马尔库斯和库斯曼指出，“现实主义民族志”撰写有以下9个特点：
（1）其叙述结构是全貌的民族志（total ethnography），逐一考察文化的组成部分或社会组织，提供关于地理、亲属关系、经济、政治和宗教等方面的详细图表；
（2）作者不是以第一人称形式出现，而是作为一个权威叙述者在叙述客观事实；
（3）个人的存在通常被埋没了，取而代之的是创造了一个规范的角色模型；
（4）提供地图、图表和照片作为“真的到过那里”的象征物；
（5）分析时空坐落或发生的事件，从而来表述真实生活细节；
（6）提供资料，并忠实的表述当地人的观点；
（7）写作风格趋于一般性的描述，而不是对个别事实进行细致的探讨，被研究的个别事项（仪式、婚姻、政治组织等）很少有个性，而是具有典型性（典型仪式、典型婚姻、典型乡村委员会等）；
（8）使用专业术语；(https://www.daowen.com)
（9）对土著的概念加以注释。
综上所述，我们更具体地认识到了当时民族志的专业性性格（尤其（1）、（4）、（8）、（9）诸点）和追求客观性普同性（尤其（2）、（3）、（7）诸点）的志向。
那么，“现代民族志”方法具有什么意义呢？换言之，从方法和方法论的视角看，“现代民族志”提示了些什么呢？
笔者以为，简单地说，从学科方法的层面看，“现代民族志”方法成为人类学异文化研究的利器，成为功能主义学派理论的有效的实践工具和现代科学人类学确立的标志；从涉及认识论的方法论层面看，也许可以说它具有一种“双刃剑”的意义和效应，也就是说“现代民族志”方法在有效地增强了人类学研究的“科学性”“客观性”的同时，孕育了质疑、挑战“科学性”“客观性”及其认识论依据的种子。
“客观性”是当时科学主义影响下社会科学的一种追求。“现代民族志”通过强调掌握对象地的语言、用长期驻扎在对象地参与生活进行观察，注意诸事项的相互联系和对整体性的把握的方法和要求进行研究，这对符合当时的“客观性”规范，标榜自己对社会事项的真实把握和客观描述有利，表明了一种用科学的方法接近“客观性”的指向。这在“现代民族志”的别称“科学人类学的民族志”“科学民族志”的表述法中可见一斑，从当时拉德克利夫-布朗提倡的“社会的自然科学”的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中也可以得到印证。
然而，“现代民族志”方法主张的参与观察法同时隐藏着一种亲和“互为主体性”的纬度，在当时强势的科学主义的单向式逼近客体，追求“客观性”（量化的、可重复验证的）的氛围中，保持或曰开启了一种“浪漫”的情怀（对独特奇异的兴趣，逃避科学时代的“过度标准化的文化”的“机械监狱”［Bronislaw Malinowski，1930：405—406）及质性研究的志向］。这种浪漫的情调或许从根本上与“民族志一般”的志趣[5]有关，蕴含着一种天然的亲和文化批评的因子；而被参与观察“强身”了的质的研究终将引发对科学主义“客观性”的反叛，参与观察对主体和客体的同时关注（彭兆荣，2006：127；玛丽·路易丝·普拉特，2006：56—80），亦埋下了日后彰显“互为主体性”的伏笔。
从今天的质性研究（民族志是其代表性类型）的视角来看，质性研究是与科学的量化研究相对而存在的，质性研究强调研究中的研究者及其反思／价值介入（非价值无涉的），追求阐释性理解（不追求预测，实证普遍情况），关注的是事项的复杂性和独特性（不企求普适性），这些质性研究的基本特征，显然是不认同科学实证主义方法的，它与认识论层面上的主客体二分说、单向度的“客观性”追求相异其趣。但是，在20世纪初叶科学主义高歌猛进的时代，自然科学方法成为圭臬，现代民族志追求的也是成为“科学人类学的民族志”；而它的知识论背景可谓是直至20世纪中叶仍经久不衰的“笛卡儿典范”（Cartesian paradigm）。
笛卡儿（Rene Descartes 1596—1650）是近代哲学之父，他的哲学的核心是认识论。通过方法论的怀疑，他得出“凡是在理性上看来清楚明白的就是真的”的结论；一般认为理性主义、心物二元论是其哲学的特征。
“笛卡儿相信有绝对的客观真理存在，而追求这种真理的方法是要由没有权威、偏见、价值等污染的基础上展开。笛卡儿要找寻的便是这样的一个基点，由此而建立绝对正确的客观知识。可以这样说，笛卡尔典范不单只是要追求绝对的客观真理，并且也预设了知识的追求者和其要认知的对象可以作主客的划分（subject object dichotomy），而认知的主体是单向地了解其研究对象。笛卡儿的哲学观点在很多地方和实证论不一样，但就追求客观真理这点上，他的分析给实证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论据。”（阮新邦，1998：28—29）
17世纪以降，这种认识论的见解与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相得益彰，逐渐成了一个时代的思想的典范。而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代民族志”的孕育期，正是自然科学追求客观性的理想大获全胜的时期，也是这种得到笛卡儿范式在哲学（认识论）上证成的理想和方法，进而欲把自己推广应用到社会科学等人类的其他知识领域中去的时期。因此，“现代民族志”方法的科学人类学追求和方法论层面的“客观性”取向也就在所必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