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氏提出的民族志书写的可能形式

克氏在民族志中“诊断”出的上述“病灶”全部出自人的自然品质，堪称“死穴”。对于作为人的民族志者，不可不谓山穷水尽，但克氏并不认为民族志者已处于绝境，他胸有成竹地提出如下处方：“无论科学研究者的经验还是其解读都不能再被当作无辜的。民族志不再应当构想为关于他者的、明确划定边界的真实存在的经验或解读，而是应当构想为一种涉及至少两个政治意识清醒的主体，甚至更多个主体的协商。经验和解读的范式让位于话语、对话和多人交谈的范式。”（同上：280）这样，他告诉读者，我们面临的核心问题并非无解，欲让民族志者的话语具有意义，只需要抛弃对民族志者经验的解读范式，把民族志者的独白改为与土著的二人对话体或多人对话体。之后，把每一个与民族志者对话的人所说的话逐句记录下来，直接引用，并且就对话的语境给予完整的记录和介绍。

那么克氏提出了哪几种可供选择的“范式”呢？他宣布：“本文中分析的几种权威模式——实验的、解读的、二声对话的和多声对话的模式——已经可供民族志文本的所有作者支配，无论是西方的作者还是非西方的作者。这些模式中的任何一种都未被偏废，也不是完美的：在这四种范式的每一种内部都有创造的余地。”（同上：90）

然而，读罢文本学家跌宕的意念，其主旋律的峰回路转非但没有激起读者任何释然的情绪，反倒令人陷入更深的不解。克氏刚刚才倾注全部心血论证，人类学家（更准确地说是所有社会科学家）都面临三种天然的、原始的、对任何个体而言都是与生俱来的绝症：在任何话语中不存在中立的词汇和形式，不存在中性的政治立场，个体无不处于主观性的绝对统治之下。如果这一见解成立，那么必然意味着这样的事实：即便民族志者撰写一部完全由直接引语拼成的民族志，那也将是一幅扭曲的文化和社会图画，更何况民族志不是用土著的文字写就的（众所周知，人类学家研究的许多民族有语言无文字）。堪称科学知识的民族志不仅之前实际从未存在过，而且永无指望。被克氏宣布破产的不仅是民族志、人类学，而是整个社会科学。(https://www.daowen.com)

遗憾的是，作者显然没有明白自己写下的东西。如果他陈述逻辑的大前提成立，那么我们面临的的确首先是一个知识论问题，即人的认知能力是否可以达成对作为异民族的人的文化和社会的认识，而不是怎样写的问题。根据他的信条，鉴于人类自身的生物性缺陷（主观性）以及无法绕过的语言学障碍，人无从认知他性的真实面目。于是，在克氏认定的那个世界里，欲谋求根本的出路，首先必须改善或修理的是人本身的生物性质量，而非写法。带着不可化解的“死穴”，不可认识的对象用任何写法都无法描摹。克氏似乎没有意识到他的全称断言在逻辑上已经否定了任何所谓“新”写法的有效性。

上述文本学现象勾起了人们极大的好奇心：文本学和人类学是否真似两个有着不同文化逻辑的世界，在人类学认为是悖谬的论证在文本学世界里可能既不是鲁莽，更不是谎言，而是常态。隔行如隔山，作为文本学的门外汉，笔者在此仅限于提出问题，存疑，以待方家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