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志文本与“真实”叙事①
陈庆德 郑 宇
① 主要作者简介：
陈庆德（1953—），男，云南昆明人，云南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 要：以“真实”为标识的传统民族志建立在认识对象符合现实对象的预设之上。由民族志文本中存在的素材与文本相混淆的问题，以及“我”和“他”的叙事视角与聚焦、主位和客位、我性和他性等的分析，则深刻展现了叙事人必然对对象进行重构的本质特征。由此，在整体性关联中，揭示了社会无非是一系列叙事的存在，是实践中的话语使之得以表述并成为可能。理论的真正价值，或许正在于由持续的自我批判而带来的反思性。
以往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真实”的问题，主要集中于文本形成之前的收集素材的方法和技巧，以及怎样有效地进入并融入当地社区、如何保持心态、如何进行有效访谈、如何制作调查表等，即更多的是对于保证收集原始资料“真实性”的方法的关注。这些关注大都局限在民族志作者调查方法本身的研究，局限在如何保证最大程度获取“现实对象”的问题上，而没有意识到从现实对象到认识对象的转化问题。民族志的这种倾向从一开始就有着很大的漏洞和缺陷，因为它遮蔽了自己赖以生存的“真实”的一个重要方面。(https://www.daowen.com)
民族志真实与否的问题实质上也涉及认识论的“真实”问题，即人的认识如何达到“真实”的问题。海德格尔曾对传统真理观提出过批评，因为，传统真理观认为“真理是物和知的符合……命题的不真被说成是与事物不符，事物的不真则是与其本质不符”。如果把民族志文本定义为民族志作者认识对象的结晶，即认识对象经过主体语言的外化和现实化的结果，那么，文本就是认识主体在认识过程后对认识对象的总结。在此意义上，现实可感的民族志文本实际涵盖了从现实对象到认识对象外化形成的整个过程。这就表明，民族志文本的真实与否只能以文本中所记述的内容为基础，通过已有的认识与逻辑加以判断，而作为判断基础的内容只能来源于民族志文本本身。因此，考察民族志文本本身，在几个“真实”的最后一个断面上作考察，再向上回溯到追问认识对象的形成就在理论上具备了可能性。这样，文本在此成为一个可操作的基本的现实实在基点，从而避免了切入点的混乱和纯粹理论上的无限推演。当然，这首先需要确证人的认识能力，确证通过认识，我们能尽可能接近现实对象。
在叙事学中，文本被看作一个相对独立自主的完整结构。就民族志的分析而言，可以先把叙事性的民族志文本假定为独立存在的个体，把它从与民族志作者及其相关文化的背景中进行悬搁，使文本自身得以“还原”、显现，这样一来，文本就有可能获得一个更为客观的位置。相应地，文本的“真实”问题就成了民族志“真实”问题的切入点。由此出发，民族志的素材与文本、叙事手段与叙事行为，以及认识对象如何转变为现实文本的方式、途径等问题就会突显出来，从而开启民族志“真实”探问的新角度。
民族志可以从素材和文本两个层面加以理解。素材（fabula）是民族志作者所看到或听到的在自然时间内发生的事件组合，从逻辑上看，常常是零碎甚至混乱的。其材料（成分）包括事件、行为者、时间与地点等，而“文本”（text）指的是经过叙述行为后呈现在作品中的事件组合，是由语言符号组成的一个有限的、有结构的整体。当然，这一有限整体并不意味着文本自身是有限的，因为其意义、效果、功能与背景并不是有限的。也可以说，素材即是未经人的逻辑整理的现实原料，与之相对，文本则是人的认识对象外化的结晶体。从逻辑上讲，读者首先看到甚至也只能看到的是符号化的民族志文本而非素材本身，而读者希望得到的素材则要从经叙事者重新意义化后的文本中获取。这种分清素材与文本的做法就可以使我们获得一个新的角度来关注民族志的真实问题。
事实上，在一些经典的民族志中，用西方逻辑使当地事实重新有序化、重塑土著文化及其逻辑，重新解释和创造土著人的文化，从而创造了“倒置的民族志”的情况是常见的。他们把自己收集的原始素材和经过自己的逻辑理性重新构建的文本完全等同，把作者对事件的认识想当然地视为当地人（文本中的众多其他叙事者）的认识，从而用自己的特殊认识对象结果置换了当地人的认识。因此，传统民族志作者没有意识到自己作为特殊叙事者的局限，他们对“真实”进行了过度的重建。应该看到，尽管今天的大多数民族志的写作方式仍然存在把权威叙事者身份的获得和拥有视为理所当然的情况，但同样也有许多人类学家开始注意到了叙事者与作者区分的意义。
格尔兹（C.Geertz）重视对阐释者即上文所说的作为作者身份出现的叙事者的研究。认为人类学者的解释只能到达（真实事象的）近似值。因此，人类学学者对文本的建构是包含了科学想象力、作者本人的文化、意识形态的综合体。作者作为第三参与者在文本中嵌入了自己语言中的无意识结构、术语、行为等中介体。阐释人类学区别了素材和文本的不同，承认了叙事行为、叙事者的存在，承认了叙事者、叙事过程对于文本的重要影响。但是，缺憾在于，他们区分了作者和叙事者，但又把作为作者身份出现的这一特殊叙事者提高到了空前的地位加以强调，把整个文本的形成及其意义归结到此叙事者身上。
长期以来，在有一个“外在”现实的基点上，人们看待民族志文本的普遍态度是不仅想了解它所要叙述的事实，而且想了解它讲述的事实是否真实；力图掌握它如此这般叙述的凭据，审视它是说真话还是打诳语；是材料丰富，还是毫无价值；是确凿无误，还是已被篡改。然而，上述对“真实”与叙事视角或聚焦、主位—客位、我性—他性等关联的分析，却把我们引向对作为实践的话语的关注；去揭示那些使得一种特定的话语成为可能的基本条件，或者说，去揭示在特定话语内部所有那些可说事物的可能性条件。
关键词：民族志 文本 真实 叙事 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