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民族志”方法及其认识论背景
民族志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文体。
“民族志”一词是英文“ethnography”的汉译，“ethnography”一词的词根“ethno”来自希腊文中的“ethnos”，意指“一个民族”“一群人”或“一个文化群体”（陈向明，2000：25）。“把关于异地人群的所见所闻写给自己一样的人阅读，这种著述被归为‘民族志’。”（高丙中，2006：6）虽然作为学科的人类学民族志的历史不长，但这种趣旨和形式的著述实践却由来已久。从古代到近代，人们可以枚举出不少这类著述的知名文本。在中国，如古籍中的《山海经》《春秋·左传》中的“蛮夷”传、《淮南子》《风俗通义》以至《二十四史》中专述边疆民族的篇章及从《水经注》到《天下郡国利病书》的地理志等；在西方，如古希腊希罗多德的名著《历史》（除希波战争外，还记载了许多传说、地理、人种志等内容）、中世纪的东方旅行见闻录《马可·波罗游记》和出自17世纪传教士之手的《利玛窦中国札记》，以及启蒙时代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书中多有孟氏对欧洲主要国家多年考察基础上收集的各国风土习俗等素材）等。时光步入20世纪，民族志才与一种学术志趣和专业研究方法紧密结合了。
本文所说的“民族志（方法）”，指的是有着人类学专业背景的各种民族志。它奠基于20世纪初叶，一般认为英国功能主义大师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 1884—1942）提炼出一套以“参与观察”为主要内容的“科学方法”，以此为圭臬被训练出来的专业人类学学者，从事田野作业撰写的民族志，被称为“现代民族志”或“科学民族志”“传统民族志”，这也是本节重点探讨的民族志。自20世纪中叶以来，尽管人类学不断变革发展，民族志的样态翻新，理念以至方法也不断被反思，但民族志（方法）的基本内容仍保留至今。
那么，这种“现代民族志”（方法）都有哪些基本内容呢？
记得笔者在选定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地，即田野作业点时，曾经就选择客家研究，回到原籍闽西永定，还是选择义序研究，回到故乡福州，有过一番斟酌。最后选定义序研究，原因之一就与关于方言的考虑有关。笔者在闽西永定仅有一年多的生活经历，时过境迁，当时的客家话至多只是个听说初步，而闽东福州则是笔者留学前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福州方言濡染于心，虽然平时不常用，但当时拿起来还是大致可胜任田野作业的。(https://www.daowen.com)
像这样，研究要考虑到语言问题，在选定研究对象之后，必须学习那里的本地语言，并要安排一个一年前后的时间进入实地进行参与观察式的田野作业，以及达到文本撰写的专业要求等，这些即是“现代民族志”（方法）所要求的基本内容，它们至今仍是欧美、日本的人类学界培养训练人类学研究者的基本内容和要求[2]。说到“现代民族志”（方法），人们不会忘记20世纪著名的波兰裔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的功绩。
据说马林诺夫斯基本人也是第一个彻底这样做的人类学学者[3]。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滞留在澳大利亚，先后三次共计用了两年半的时间到新几内亚的特罗布里恩德岛（Trobriand Islands）等地作参与观察式的田野调查。他不同于另一位实地调查方法的倡导者，美国现代人类学的开创者，德裔美籍人类学家博厄斯（亦译“波亚士”“博厄斯”，Franz Boas 1858—1942）[4]（陈向明，2000：26），不是就宿村外，而是把帐篷搭建在土著的村落中，参与当地人的生活而进行观察。当他第二次进岛进行调查时，就已经可以不用翻译，直接使用当地土著语进行工作了。直接使用当地土著语这一点，是当时诸多受自然科学训练出来的人类学者，包括与马林诺夫斯基齐名的英国结构功能主义大师拉德克利夫-布朗（A.R.Radcliffe-Brown 1881—1955）在从事调查时都没能做到的。正是有了这样深入细致的实地调查，马氏弄清了当地奇特的库拉（Kula）交易模式，并细密地描述在其《西太平洋的航海者》（1922）一书中。这一著名的民族志文本，生动地再现了以库拉流动为主线的固定象征物交流，是如何围绕红色的贝壳项圈和白色的贝壳臂镯展开，以顺时针和逆时针两个方向，经过交易伙伴的集体航行，将一个个新几内亚小岛连成一个生产、制度及观念体系整体的过程和形态。此外，马氏还留下了《原始社会的犯罪与习俗》（1927）、《原始社会的性与压抑》（1927亦有译成《两性社会学》的）和《珊瑚园艺及其巫术》（1935）等论著，它们同样依据于马氏当时用参与观察方法收集来的资料和获得的文化理解。马氏的“功能主义”也是根据这些资料提炼而来的（童恩正，1989：20）。
那是一个创建科学人类学的时代。在承袭了前人探索的重要成果（如《人类学笔记和问询（1874—1912）》的基本原则，该手册的第四版已经明示了田野作业的语言和一年期的时间要求）和对自身田野实践所作的总结和提炼的基础上，马氏确立了“科学人类学的民族志”的准则。科学的民族志必须做到搜集资料的主体与理论研究的主体的合一。这就要求人类学家主动到研究现场去收集第一手资料，参与到对象的生活中去进行观察，这包括能用当地语进行交流，和一个长期的田野作业时间的保证。不言而喻，掌握当地语有助于调查的深入细致，以致察知语言与文化的关联；而时间周期的要求，除了一定的田野作业工作量的考虑外，料想其中还有一种智慧，即对一定的时间周期与文化整体性关联的感悟，比如，季节与农作、生活节奏以致民俗宗教节庆这些文化的基本构成要素关系密切，而因地球公转周期使然，一年便是一个各类别季节自组合（如四季、三季等）的周期。有了这些对收集第一手资料的要求，再加之“经过专业训练的人类学者”（trained anthropologist）所具有的整理资料、撰写文本的技能，“现代民族志”文本相继出现，民族志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笔者以为，较之于此前的非专业人员撰写的民族志，“科学人类学的民族志”，即“现代民族志”方法可被看成主要由三大要素组成；其一为作为研究者／作者的专业人员，即人类学者；其二为以参与观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为主要内容的田野调查（fieldwork）的实地研究方法；其三为对研究对象进行整体性（holism）描述的文本（ethnographic texts ethnography亦称民族志，可视为狭义的“民族志”）写作方法。